(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5月27日讯】正是中国特色的官本位改革，使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都聚集在政治权力的周围。改革的全过程的每一次利益再分配的扩大，他们都是最大的受益者。
◆恢复高考，他们个个都是状元；
◆平反冤假错案，他们得到了最优惠的补偿；
◆放洋留学，他们想去哪就去哪；
◆包产到户，农村的各级政府官员最先摆脱贫困；
◆放权让利，他们要权有权、要利有利；
◆价格双轨制，他们是最大的倒爷──官倒；
◆房地产热，他们握有土地审批权和优先的廉价购买权以及炒地权；
◆炒股票，他们得到白送的原始股和大量别人不知道或晚知道的信息；
◆建立市场经济，他们有优先的甚至排他的准入证；
◆企业上市，他们都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起码也是董事会成员；
◆甚至在国营企业的脱困中，他们也占据着最有利的位置，把剥离掉的不良资产转嫁给社会弱势群体，把正常上市的或通过债转股上市的良性资产据为己有。
◆新经济兴起，他们就纷纷抢先进入，占据最优势的位置和最大的市场份额。
他们严格控制市场，率先得到与境外新经济巨头合作的机会。江泽民之子江绵恒就是最典型的实例。还有收不完的“权力税”，从进出口批文到企业上市，从承包工程到个体书商向出版社买书号，几乎没有不受权力操控的市场，找不到没有准入歧视的行业。政府主管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准黑市游戏规则，主宰着所有经济行为。
这些权贵家族所瓜分的全民资产，据官方学者统计平均每年为9,875亿～12,570亿之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2%～16.8%。而民间学者认为，最保守的估计也要占到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20%。即便不算上每年以将近400亿美元的流失速度转移到国外的资产，仅就国内银行中6万多亿的存款而论，其中的80%归富人们所有。再加上吃喝娱乐等消费，每年挥霍掉3,000亿到4,000亿资产。权贵们在大陆中国的财富中所占有的总额，将是一个无法想像的天文数字。现在，大陆中国的贫富差异之悬殊已经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民间调查的基尼系数高达0.59，而国际警戒线仅为0.4左右。
最近，为了加强对股市的监督和规范，朱镕基请来了香港的金融专家，据说还要请香港人出任中央银行主管副行长。但是，一种制度性顽疾，决不是增加几个廉洁的技术官僚就能医治的。以朱镕基为代表的廉洁勤政的监察官员，不但人数少得可怜，而且他们只有所剩无几的道义优势和无法动员、无法利用的民意支持。而那些腐败的权贵家族，却拥有难以比拟的制度依靠、人际资源和信息优势。他们通过官官相护和欺上瞒下的手段来谋取私利的效益之高，甚至培养出一种官场上的赌徒人格，下注之凶狠可以不顾任何后果。而一朝得手便能够一通百通，帮助他们在官场竞争中猎取更高的权力，编织更大更深的关系网和保护网，获取更大的私利。
这样，中共体制内的每个官僚都处在以权谋私、一本万利的暴富的诱惑和激励机制之中。想在这样的体制中遏制这样的腐败，即便没有道义上的阻力而仅仅从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就是倾尽政府财政招揽监督人员和优化监督技术也是难以完成的。因为，腐败的最大受益者恰恰是各级代理人和监督者。而政治参与渠道的阻塞、独立司法的荒芜和言论自由的缺席，则使受损最大、监督欲望最强的社会弱势群体被排除在参与权、监督权和知情权之外。当一个社会的腐败案件的公布权、调查权和惩治权都控制在执政党手中时，不但腐败成为权贵们的专利，而且反腐败也是权贵们的特权，怎么可能取得治本的效果。另外，道德的沦丧，导致人人渴望能够腐败的特权，人人都是潜在的腐败者，民众对腐败的强烈不满，不是基于正义，而是基于“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嫉恨心理。民间自发的反腐诉求缺少道义的支撑，恐怖政治之下的风险和利益计算，使民众无法形成持续的群体性的反腐压力。而极少数敢于承担风险的道义之士的挺身而出，不但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和支持，而且也得不到民间的公开而广泛的持久支持。他们的义举受到严酷的打击和镇压就是必然的。
现在，随着新太子们取代老太子，中共的权贵家族的权力与资产的规模又有了迅速的膨胀，形成了蜘蛛网一样权贵家族利益集团。正是在这张网中，那些结网的关节点即呈现于每个大陆人眼前的执政精英，利令智昏的猪哲学使这个执政精英集团整体性地陷入丧心病狂的富贵攀比之中。每一个当官的后面，都有庞大的关系网，爆发户式的家族资本积累，就在这张网中完成。这是一个丝丝相连的蜘蛛社会，其纲举目张之纲，就是政治权力。而政治改革必然要触动这种权力，也就等于是要剥夺权贵家族所享有的各种特权，还有变天过程中或变天结束后被清算的恐惧感，即便执政者本身有改革之心，家族利益也决不会允许。
(转自民主论坛)
(http://www.dajiyuan.com)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