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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7日訊】正是中國特色的官本位改革，使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都聚集在政治權力的周圍。改革的全過程的每一次利益再分配的擴大，他們都是最大的受益者。
◆恢復高考，他們個個都是狀元；
◆平反冤假錯案，他們得到了最優惠的補償；
◆放洋留學，他們想去哪就去哪；
◆包產到戶，農村的各級政府官員最先擺脫貧困；
◆放權讓利，他們要權有權、要利有利；
◆價格雙軌制，他們是最大的倒爺──官倒；
◆房地產熱，他們握有土地審批權和優先的廉價購買權以及炒地權；
◆炒股票，他們得到白送的原始股和大量別人不知道或晚知道的信息；
◆建立市場經濟，他們有優先的甚至排他的准入證；
◆企業上市，他們都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長，起碼也是董事會成員；
◆甚至在國營企業的脫困中，他們也佔據著最有利的位置，把剝離掉的不良資產轉嫁給社會弱勢群體，把正常上市的或通過債轉股上市的良性資產據為己有。
◆新經濟興起，他們就紛紛搶先進入，佔據最優勢的位置和最大的市場份額。
他們嚴格控制市場，率先得到與境外新經濟巨頭合作的機會。江澤民之子江綿恆就是最典型的實例。還有收不完的「權力稅」，從進出口批文到企業上市，從承包工程到個體書商向出版社買書號，幾乎沒有不受權力操控的市場，找不到沒有准入歧視的行業。政府主管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的準黑市遊戲規則，主宰著所有經濟行為。
這些權貴家族所瓜分的全民資產，據官方學者統計平均每年為9,875億～12,570億之間，佔國民生產總值的13.2%～16.8%。而民間學者認為，最保守的估計也要佔到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20%。即便不算上每年以將近400億美元的流失速度轉移到國外的資產，僅就國內銀行中6萬多億的存款而論，其中的80%歸富人們所有。再加上吃喝娛樂等消費，每年揮霍掉3,000億到4,000億資產。權貴們在大陸中國的財富中所佔有的總額，將是一個無法想像的天文數字。現在，大陸中國的貧富差異之懸殊已經遠遠超過了國際警戒線。民間調查的基尼系數高達0.59，而國際警戒線僅為0.4左右。
最近，為了加強對股市的監督和規範，朱鎔基請來了香港的金融專家，據說還要請香港人出任中央銀行主管副行長。但是，一種制度性頑疾，決不是增加幾個廉潔的技術官僚就能醫治的。以朱鎔基為代表的廉潔勤政的監察官員，不但人數少得可憐，而且他們只有所剩無幾的道義優勢和無法動員、無法利用的民意支持。而那些腐敗的權貴家族，卻擁有難以比擬的制度依靠、人際資源和信息優勢。他們通過官官相護和欺上瞞下的手段來謀取私利的效益之高，甚至培養出一種官場上的賭徒人格，下注之凶狠可以不顧任何後果。而一朝得手便能夠一通百通，幫助他們在官場競爭中獵取更高的權力，編織更大更深的關係網和保護網，獲取更大的私利。
這樣，中共體制內的每個官僚都處在以權謀私、一本萬利的暴富的誘惑和激勵機制之中。想在這樣的體制中遏制這樣的腐敗，即便沒有道義上的阻力而僅僅從技術上也是不可能的，就是傾盡政府財政招攬監督人員和優化監督技術也是難以完成的。因為，腐敗的最大受益者恰恰是各級代理人和監督者。而政治參與渠道的阻塞、獨立司法的荒蕪和言論自由的缺席，則使受損最大、監督欲望最強的社會弱勢群體被排除在參與權、監督權和知情權之外。當一個社會的腐敗案件的公佈權、調查權和懲治權都控制在執政黨手中時，不但腐敗成為權貴們的專利，而且反腐敗也是權貴們的特權，怎麼可能取得治本的效果。另外，道德的淪喪，導致人人渴望能夠腐敗的特權，人人都是潛在的腐敗者，民眾對腐敗的強烈不滿，不是基於正義，而是基於「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的嫉恨心理。民間自發的反腐訴求缺少道義的支撐，恐怖政治之下的風險和利益計算，使民眾無法形成持續的群體性的反腐壓力。而極少數敢於承擔風險的道義之士的挺身而出，不但得不到政府的保護和支持，而且也得不到民間的公開而廣泛的持久支持。他們的義舉受到嚴酷的打擊和鎮壓就是必然的。
現在，隨著新太子們取代老太子，中共的權貴家族的權力與資產的規模又有了迅速的膨脹，形成了蜘蛛網一樣權貴家族利益集團。正是在這張網中，那些結網的關節點即呈現於每個大陸人眼前的執政精英，利令智昏的豬哲學使這個執政精英集團整體性地陷入喪心病狂的富貴攀比之中。每一個當官的後面，都有龐大的關係網，爆發戶式的家族資本積累，就在這張網中完成。這是一個絲絲相連的蜘蛛社會，其綱舉目張之綱，就是政治權力。而政治改革必然要觸動這種權力，也就等於是要剝奪權貴家族所享有的各種特權，還有變天過程中或變天結束後被清算的恐懼感，即便執政者本身有改革之心，家族利益也決不會允許。
(轉自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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