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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7日讯】 前日深夜，偶读一篇文章，讲述章太炎与杜月笙“订交”之旧事，初感惊奇，一个民主革命家、国学大师，一个上海黑帮大头目，怎会有如此过往甚密的交情，以至于章太?饥糷貒諵葶隅謜a谱？
然而，读完之后，其实见怪不怪，杜月笙为提高其社会地位，千方百计笼络、引诱、控制知识分子为其所用的那一套，只不过是历代统治者惯用的“诱奸”知识分子的手法的另一种形式而已（梁启超在《近三百年来中国学术史》中称统治者引诱、控制和利用知识分子的手法为“诱奸”），正如唐太宗所云：“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好一个帝王的“豪情壮志”，但是这样的“指点江山”未免道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悲哀，随之而来的日益完备的科举制度虽然造就了一大批为帝王所控制的文官阶层，却换来了封建文化的日益没落，扼杀了中国文化向近代文明过渡的深层激励机制。难怪中国没有一场真正意义的文化启蒙运动。
然而，透过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知识分子的悲哀命运，并非要控诉历代统治者的阴谋，而是，它引发了我对中国文化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深层次思考，似乎是在冥冥之中为我长久以来的“文化迷惘或思想困惑”指点迷津。
而这种对文化的困惑是什么呢？这种困惑来自于现实的怪象：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文化却陷于极其尴尬的局面，难以构架出蕴涵真正学术精神的文化体系，更没有培养出有真正学术精神的大师级的人物，为文化界点缀门面的只不过是寥寥无几的几位民国遗留下来的学术泰斗而已。
从这点出发，更惨的是建国三十年即改革开放前中国文化史是一片空白，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黑暗历史，然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都陷入困境的清末民国时期，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却都有丰硕的成果，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昙花一现”，或者本人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繁荣时期”。
那么第一次文化繁荣时期在何时呢？远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封建文化似乎也是“昙花一现”，相比之下是漫长的封建的禄禄无为的文化史。
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什么每次文化繁荣都出现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为什么政治、经济稳定的社会在文化上却难有建树？照理说，文化是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但经济的繁荣却未必有文化的繁荣。我不由在黑暗中常常想：文化繁荣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在迷信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教育之后，随着对历史的进一步了解和对现实的不断质疑，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萌发的，然而，要给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满意的答案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也是不容易的。
好在我对一些大师级的文化巨匠的传记略读不少，对他们的命运也作过思考，而前日深夜的那篇文章，却使我眼前突然开朗：文化的繁荣离不开知识分子阶层的突起，文化的历史只不过是知识分子命运的历史写照而已，而知识分子的衰落，也就是文化的失落的前兆。难怪，在思想大一统的时期，也是文化的坟墓而已。
但是，知识分子是文化的精英，是文化的载体，而知识分子的命运又是如何沉浮不定的呢，难道说，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知识分子就过着与常人颠沛流离的生活不同的安静富有的生活？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维系知识分子命运的既然不是物质的东西，那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的职责是用第三只眼看待社会现实，思考社会问题，批判社会黑暗，用文字记载和剖析历史的过去、历史的今天和历史的前景，而能完成这些职责的是创作的自由，精神的超脱和个性的解放。
也许从这一点出发，看待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他们在文化史上的所作所为，才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正因为如此，在两次历史大变革时期，知识分子是最自由，最富于创作精神的。
一方面，变革时期的社会矛盾最容易暴露，也最容易激化，这为知识分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而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也非同一般；
另一方面，变革时期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在中国这种缺乏民主与自由的社会，无疑是为知识分子的生存和创作空间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而统治者则忙于眼前的利益纷争，哪有更多的精力顾及这些不可能争权夺利的“臭老九们”。
但是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却是良好的契机，虽然可能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但精神的充实和自由却比稳定时期安稳生活下的精神被控制潇洒得多。
于是，从这点出发看待中国的历史，为什么春秋战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原因也在于此了。
一方面，奴隶制的逐渐崩溃，而封建的统治秩序又不能稳定下来，在两种制度的交替过程中必然出现激烈的社会矛盾，同时又出现制度的真空；
另一方面，国家的四分五裂出现了诸侯的争霸，地方之间的利益纷争与冲突又为统治秩序留下许多漏洞，诸侯的战争过程同时也是文明交流传播的过程，同时地方的竞争也激励了文化上的竞争，于是社会阶层的分裂与统治秩序的空档孕育的是文化的繁荣。
然而，这种局面随着秦朝统一中国，随着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思想大一统而结束；到了汉代， 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古代知识分子更是被统治者玩弄于股掌之中， 儒家文化成了中国文化的正统，成了统治者利用来麻痹人民的思想工具了，在这种状况下，文化的没落也是必然了。
虽然在此后的二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史上，出现过偶尔的文化亮点，但这亮点却照不亮整个文化史的黑暗，况且，在强大的统治者前面，能够做的只不过迎合他们的口味或需要罢了。
而这时，离统治者利益较远的某一文化领域，如绘画、文学能够多一点创作自由真是幸福极了。所以，才出现了唐代诗歌的繁荣，出现了宋词的兴起，出现了明清小说的备受关注。
然而，反过来思考，文化的繁荣仅出现在一些与黑暗较远、与统治阶级利益无关痛痒的极个别领域，难道不正说明了整个文化领域的悲哀与无奈吗？也正因为如此，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文人玩弄文字游戏的饭后谈资，或是统治者为己歌功颂德、给人民带上枷锁的工具，文化还能担任起启蒙思想，开导未来的任务吗？
而事实看到的是，中国文化走不出儒家思想的怪圈，反而日益僵化在儒家思想的泥潭中，或者说在不断地曲化儒家思想，使之更适合统治者的思想大一统。
自隋朝而建立的科举制度，还能发挥一点激活统治局面的作用，但从宋代开始就完全固化在《四书》、《五经》上了。而古代的读书人呢，已经很难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了，因为“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使得读书人读书只不过是爬上权力的阶梯而已，他们早已失去了人格的独立性。
因而，我对是否存在封建知识分子阶层这一观点不由产生怀疑，日益僵化的文化体系已经使得古代真正知识分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偶尔冒出几个不得已称之为“文化精英”的只不过是在官场上失意的失败者。而清代的“文字狱”，则是统治者专政集权在文化上的最高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体制走到尽头的无奈挣扎。看来，一场孕育已久的文化暴风雨不久就要到来！
但是，回过头来，中国文化史在封建历史上占据了尴尬而又悲哀的角色，而它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因为在日益僵化的文化体系中难以孕育出近代文明。
而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可以孕育文明的开放的文化体系，也必将难以孕育近代所需的科学技术体系，伴随着没有近代文明因素的经济、政治体系，那么，在世界近代化浪潮中，只有被西方文明侵略的份儿了，而这，不仅仅是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半封建历史就可以消除的，这也不仅仅是几代人就能摆脱其影响的事。
所以，近代中国陷入西方列强的包围是不可避免的事，近代化浪潮不可避免波及全世界，而没有作好迎接这股浪潮、占据主动地位的国家只有被动而挨打的局面，所以封建社会的解体包括封建文化体制的解体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当然，这无疑为文化的再次繁荣提供又一次契机，而这其中的缘故，只不过是二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近代翻版而已，尽管内容形式有所不同，但实质却一致，在中央专制集权解体的时候，正是文化自由而繁荣之时。
历史往往在不断重复着，每一段现实往往有惊人相似的过去。
但是，为什么在中国，经济社会的繁荣不能孕育文化的繁荣，非要等到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时；为什么中国文化不能孕育近代文明，而西方却成功地在社会内部产生了近代文明？
也许，这才是更值得思考的，也是值得今日我们思过改进的，否则，历史又在不断重复的话，我们也在不断地付出惨重代价。其实，说明白了，这个问题很简单，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民主与自由的社会运行机制，政治的大一统必然是文化思想的大一统，而这往往是专制集权的表现，而这种专制体制下的大一统也往往成了僵化的代名词，因为这种大一统是以中国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国家是君主的国家，大一统也是服务于君主“家天下”的大一统。
当这种大一统依附于专制体系之时，近现代文明所需求的、文化繁荣所需求的民主与自由当然只能寄托于这种体制的崩溃了。
但让我们看一下西方，西方的社会结构迥然不同于中国，即使在西方封建社会，也难以构建中国式的家国同构的中央集权专制体系，也难怪其封建社会如此“短命”，而另一方面，即使在奴隶社会，他们也产生了奴隶制民主，如雅典文明和罗马文明，都体现了民主的形态，而在这种民主体制下，它们走的是一条重商主义路线，一条法治主义路线，这又迥然不同于中国的重农主义路线，重刑主义路线或人治主义路线。
所以，西方近代文明并非突如其来，它有着民主的历史沿革，而这，无疑也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文明，可以看到世界近代文明史其实就是西方近代文明扩张的过程，是西方近代文明融合各国文明并不断创新的过程。
由此，我们不妨看一下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史上的繁荣及其影响。可以说，这次文化繁荣萌芽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洋务运动，始于维新运动，发展于新文化运动，而其高潮则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而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学习西方文明，不断反思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系列危机，也出现了一系列希望，在这危机与希望的困惑之中，创造出来的是近代文化的启蒙，也是中国文化的再生，而迷惘的中国人民也受到了思想的启蒙，虽然这种启蒙的范围可能未波及古老的中国社会深层，但它的先驱者们——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却受到了近代文明的强烈震撼。
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民主与科学，唤起了知识分子对黑暗历史的猛烈批判，激起他们对当权者的强烈愤慨，而这，文化繁荣的局面也就是必然的了。但是，这仅仅是一场近代文明的启蒙运动，或者称之为文化史上的“昙花一现”，而其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社会并未真正建立起来，而我们所知道的是这种短暂的文化繁荣只是当局者无暇顾及而产生的“意外收获”而已，而这种“意外收获”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竟成了必然，这不禁是个历史的悲哀，也是现实的无奈。
而这种结果真地验证了：历史又在重演。当腐朽的蒋介石政权崩溃之时，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被建立起来，然而，中国传统深层次的东西并未因此而消失，也就是说，传统的惯性未因新社会而失去效力。这只是中国社会的可悲之处，小农经济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难以培育现代文明的土壤。
然而我在想，这种建国之后的悲哀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呢？不知历史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因素也很重要，总之，缺乏现代文明的经济基础及社会结构及社会文化意识，现代文化的繁荣是不可能产生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可想而知了。
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文化大革命不但不是文化史上的真正革命，反而成为了文化史上的浩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映衬下的沉重代价的付出。一切，都是因为中国社会没有摆脱传统社会结构及社会意识的束缚，没有建立现代的民主与科学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更缺乏现代文化的熏陶，而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又戏剧性重演的根源，而并不是单纯的某个领导人的错误。
处在这种文化体制之下，没有不重复历史的道理，从这一角度看，不管是领导阶层，还是知识分子，抑或广大群众，都是历史的牺牲品。
然而，我们每个人都不愿做历史的牺牲品，更不愿生活在文化的荒漠上，虽然历史很无奈，也很无情。我们曾经看到过希望，虽然这种希望也许很渺茫。改革开放，也许是每个中国人铭刻在心的名词，中国社会终于迈出了走向现代的第一步，敲醒了即将又一次沉睡的东方雄狮。
也许，民主、自由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是走出了第一步，以后的路还会有第二步、第三步……，而这里，并不想去作一番对中国现代社会体制发展模式与过程的预测，而是想让大家明白一点，民主与自由，对于我们的现代社会发展及文化繁荣将是至关重要一步，否则，我们将不断地看到：历史又以惊人的相似不断重演，而我们又不断付出惨重代价，而这，将是一个没有结局的历史怪圈。
毕竟，现实生活中我们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又重演着历史的某一片断，这是大家应该警惕的潜在危险。而在我心底里，祝愿著文化繁荣的背后，并不是春秋战国式的社会大变革，因为这是以整个社会的人们的血和泪所凝成的惨痛为代价的，而是建立在和平时期的个人能够全面自由发展的现代民主社会体制。这样，文化繁荣也许不再是千年难遇的“昙花一现”。
2001年5月22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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