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戎：海外第三文化集团

戈戎

更新 2001-07-15 11:25 PM 人气 2

(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7月15日讯】常常读到有关海外文化活动的报导，曲目甚丰，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云。见到的有，“翻身农奴”、“浏阳河”、“祖国啊！母亲”等，也有歌舞升平的综合性“庆祝会”、“联欢会”。这不禁使笔者想到这样一个现象：一般来说，每年中国新年一过，(尤其是普及“小耳朵”之前)，海外大陆人圈子中即迅速流传起中央电视台“中国新年晚会”的录像。虽几经翻录，质量已不堪入目，但众人仍兴趣不减，津津乐赏，百看不厌。有一君，颇与众不同，对此不屑一顾。问何故，答曰，为免受起一身鸡皮疙瘩之苦，美国的文化已够我娱乐。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以上这一现象似乎引发于人们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的不同。其实不然。

海外学人多寒窗苦读，自然渴求文化生活调剂。另有功成名就者，闲着无聊，也急需娱乐消遣。也就是说，无论是谁，总得不时的“文化”一把。于是，大家便各自找寻着各自需要的文化源。

笔者认为，若以文化认同与文化活动的方式归类，海外的华人可大致分为三个文化集团。

第一集团的人中华传统文化功底深厚，根基扎实。他们一方面承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飧人娱己，另一方面又背负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而难以自拔。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正对中国文化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在挣扎中求得新生。

第二集团的人则深深地融入了西方文化，例如那个“起鸡皮疙瘩”者。他们从柏拉图的古典哲学与基督教精髓中获得了启蒙与奠基，从而甩掉了包袱，在西方文明中如鱼得水。

以上两个集团一目了然，且互相包容。值得注意与探讨的，是第三文化集团。

有相当一部分海外大陆人，既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又与西方文化格格不入。他们可能最初是由于某些障碍影响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继而因在学业，求职，家庭等问题上由于文化冲突而遇到挫折，故对西方文化产生了一种逆反心里。于是便一头缩了回去，在不甘寂寞的同类中寻找共鸣。相当悲哀的是，这个“同类”，正是一批“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特殊的一代人。说其特殊，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奠基，完成于没有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时代。身为华人，却没能有几会打下华夏文化的根基。这实在是一种悲剧。公平地说，此悲剧的出现实不能由他们负责，只能怨历史的无情。

大约从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始，中国大陆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逐步衍生出了一个以歌功颂德为主体的“党文化”的怪胎。这个怪胎的鼻祖，可大致追溯到延安时代的“秧歌剧”式的“窑洞”文化，比如“夫妻识字”，“兄妹开荒”与早期的“白毛女”等。此类文化，既不是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曲艺、戏剧，又没有什么外来的痕迹，而是具有典型的农民革命与痞子造反情调的“边缘文化”的一支。四九年政权的建立，使这一文化由“边缘”而升迁为“正宗”。文化革命前的十七年，这一“党文化”由于所谓“封资修文艺”的并驾齐驱而显得势单力薄，甚至像个受气的小媳妇似的没多大的风采。文化革命一来，所有“异类”文化统统当“毒草”锄了肥田，“党文化”便如暴发户一样蓬勃地发展起来，并在短短的几年内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势。

这个文化的内容以当时的八个样板戏与一批党与领袖的“赞美诗”为主，并在“窑洞”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文化革命中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小分队”中的一种特殊的体裁与形式。其中的有些形式，如“对口词”，“三句半”等由于局限性太大而逐步死亡，而另外一些诸如“小组唱”“歌舞”“表演唱”“小品表演”等则存活了下来。这种形式在表演时，从语言、音调、动作，甚至表情眼神，都有规格可循，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汇，甚至可编纂成“党文化语汇词典”而供参用。奇怪的是，时过境迁，三四十年了，这种语汇竟居然没有大变，至今仍能在网络或报刊的图片新闻中见到。也许，正是这种语汇特别具有“鸡皮疙瘩”效应。类似的表演形式在国际上可供沟通的大概只有北韩与当年的苏军文工团。这一形式在而后的二三十年经“改革开放”大潮而逐步引进了西方与港台的流行文化，如“卡拉OK”，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文化。其集中表现，就是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中国新年联欢会”。

笔者认为，目前海外大陆人中的相当一部分，认同的正是这种文化。在此，笔者称其为“第三文化集团”。这个文化集团颇为庞大，而且相当封闭。由于这基本上是一种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因此在内容上，可供选择的节目相当有限。尽管是在海外，他们所唱的歌，跳的舞，还常常具有浓厚的“党”、“祖国”、“社会主义”、“共产”、“毛主席”等色彩，甚至干脆直接用原版“毛泽东诗词”一唱为快。把话说回来，也怨不得他们只唱这些。他们只会唱这些，或只对此产生共鸣与快感。他们是随着这些歌长大的，这是他们从小耳濡目染而训练出的“童子功”。这些歌记录了一个“青春无悔”的时代。虽然那个时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个痛苦的时代，但由于付出了青春的代价，青春，无论怎样都有美好的一面，所以那个时代也就多少有些模模糊糊的可爱。在一定程度上，那个时代的文化对这一代人来说已成了一种“符号”，而具有挥之不去的怀旧功能。

在海外，如果拒绝了西方文化，又不懂中国文化，那么人们的娱乐与精神生活甚至社会活动，将寄托于何处呢？别无他路，只好钻入这一文化圈中去，并在恶性循环中越钻越深。

由是可知，“第三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无关。从历史上就无关，从现实上也无关。笔者很难同意演唱上文所说的那些颂歌是在宣扬中国文化。正如说起俄国文化，人们想到的是普希金、契柯夫，是格林卡、柴可夫斯基，而不是“斯大林颂”“列宁山”。因此，本文开始所提到的那个现象，不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而是“党文化”与东西文化之争。

由于深知第三文化集团的庞大，故笔者已可预料此观点的“不得人心”。虽然笔者并不怕孤独，但仍愿再次强调：本文绝无攻击挖苦第三文化集团成员的意思。陷入这一文化集团而不能自拔实在是这一代人集体的悲哀。因为，显而易见，尽管目前仍有相当的市场，这是一种行将死亡的文化。第三文化集团是早晚会被分化的。事实上，许多隶属于这一文化集团的人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一种文化“异变”而解脱了出来。

恶梦醒来是早晨。但愿“团友”们能从这一文化圈中跳将出来。把昔日的赞歌作为恶梦的记忆，把歌颂的热情化为学习东西方传统文化的脚踏实地，去寻找一种能与我们的下一代沟通的文化语言。

二零零一年七月(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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