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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9日讯】 群众运动和党的领导是中共打天下、治天下取得成功的主要法宝。这里面，确实有不少东西值得琢磨琢磨。
近代化的过程中，离不开群众（社会基础力量）和组织者（政党）。欧美国家的近代化，其群众聚集于大工业和新兴城区，主要成分是工人和市民。政党是在工人社群和市民有产者各层中产生的，群众社会先于政党，由此而建立了代议制结构。
在中国，由于工业化的滞后和城区的缺乏，群众主要源于农民。而农民的分散和无组织，使得先期出现的政党必须承担起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任务。孙中山的训政思想，视政党为人民保姆的观点，都与此有关。而共产党在群众的组织和动员上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这都是众所周知的。
动员群众的基本手段，就是唤醒、调动、启发和引导因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社会身份的差异导致的怨恨性意念，以通过社会斗争改变生活现状为最低起点，以通过斗争消灭人剥削人制度、建立没有政治差异和经济差异的理想平等社会为最高追求。
社会学家舍克（H.Scheck）认为，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平等感不仅能动员起民族间的怨恨心态，形成民族国家建构时的国族动员，而且能煽动阶层间的怨恨（如贫富比较的怨恨）进而动员社会革命，从国家内部整合民族国家。在苏俄，如胡克所言，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共产党专无产阶级的政；在中国，党的领导（不是工人斗争）成为革命胜利的最根本保证。
仇恨必然诉诸斗争，斗争需要自己的学说，因此，中共执政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至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具有逻辑上的现实性和必然性。而且，斗争是令人激奋的，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是韦伯所说的超凡魅力权威的实现。但是，正如汤因比所言，英雄时代的来临和隐退的预兆是它的特殊理想的出现和隐没，而特殊理想的经验内容与纯粹理想的悖论冲突，决定了“英雄的时代本质上是个短暂的局面”（《历史研究》第106页）。
另外，正因为群众要靠政党来发动，强迫手段就是必然的，对于“落后”的不觉悟的群众，只有“灌输”和强迫才能运动得起来。我们过去总是把强迫命令归结为官僚主义，实在是打错了板子。官僚主义是法定权威过度程式化的产物，超凡魅力权威不会有官僚主义，由此，我们更可以理解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深恶痛绝的深层原因。传统权威下也有强迫，其根源来自于“上智下愚”。传统权威和超凡魅力权威在强迫群众上的差别在于，传统权威靠国家机器以组织的方式强迫，而超凡魅力权威靠个人的影响力以领袖的方式强迫。当超凡魅力权威和传统权威结合起来后（如皇帝和政府，父亲般的领袖和母亲般的政党），强迫就有了异乎寻常的力量。
——转自《ABC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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