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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9日讯】 平心而论，从六四血案到1994年邓小平年病情恶化不能主事这段时间内，要求江核心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是不现实的，因为江泽民取代赵紫阳而成为核心，在组织程式上不具有合法性，完全是由邓小平为首的元老集团钦定的，他只能看老人们的眼色行事。但是在邓因病而不能主事、特别是在邓小平、陈云和其他保守元老相继自然死亡之后，江核心的执政环境就宽松多了。即便我们不谈1992年之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诸多进展，仅就国内外的政治环境而论，江的执政环境和进行政治改革的条件也远远优于赵紫阳时代。
首先是国内的有利环境：
1、执政环境的最重要改善，就是江泽民的头上已经没有了作为太上皇的中共元老集团，加之这些年他在巩固自己权力方面所做的颇见成效的努力，完全可以自主地确定他的执政方针。
2、邓小平在六四刚结束时就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中共十三大报告的精髓，一是全面启动市场经济，二是确定七项政治改革纲领，其中的党政分离和建立民主与法制秩序尤为重要。这就为江核心推进政治改革提供了充分的党内合法性，他完全可以借此扭转单纯经济改革的偏向，起码可以从党内的制度建设的民主化着手。
3、在最高决策层的七名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之外的六个人中，只有李鹏是顽固反对政改的保守派，朱镕基、李瑞环和尉健行都是改革派，李岚清唯江泽民是从。在这样的格局下，如果江泽民主动推进政改，一定能得到政治局常委中的多数支援。特别是顺应对政治腐败的全社会不满，使他有充分的条件以反腐败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4、江泽民手中还有六四这张民意王牌可打，此牌一出，哪怕是极为慎重极为策略地分阶段出牌，比如可以从补偿死难群体和允许流亡人士低调回国开始；也能够凝聚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民间资源，充分动员从上到下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广泛民意，并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援。即便是镇压法轮功构成了作茧自缚的难题，也可以采取暂时搁置的办法进行淡化处理，起码不再继续制造人为的冤案。
5、即便假定公开推进政治改革的体制阻力过于强大，一时还不能大张旗鼓地进行，也可以通过迂回的方式–产权改革–来推进。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政府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行业也近十年，股市又造就了一批资本市场上的中产阶级，92年以后的城镇非国有经济的成长非常迅速，已经逐渐取代国有经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私有化已经是既成事实，产权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还有即将加入WTO所提供的绝佳契机，江泽民完全可以从最低调的产权改革入手，通过废除对私有财产的宪法性歧视来为政治改革提供最基本的制度依托。
6、基层自治和基层选举的逐步扩大。从1987年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到1998年正式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的村民自治的试验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以立法的形式保障村民不再受中共县乡镇政权的直接行政干预，国家基层政权只是间接的指导村民自治，其模式类似于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本身的独立运作。在此基础上的民主直选，完全可以提升到乡镇一级国家政权，城镇可以在居民委员会甚至区一级政权中推广。
7、党政分离、政企分离的分权政治改革决策已经提出了十几年，应该制定可操作的方法使之落实；执政党可以由乡县一级开始逐步推出对人大选举的操控；民主党派的独立性、司法独立和要求制定新闻法的呼吁也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完全可以进行实质性的推进。起码尽快制定一部符合世界主流文明的新闻法，是完全可行的。
8、在非政治领域，社会多元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民间社团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准宗教的民间气功组织，参加者以数千万计；大量下岗职工对组织独立的民间工会也有着强烈的要求。政府完全可以通过修改”社团法”，以法治的手段对之加以规范和引导，使之成为民间整合和社会稳定的健康力量，为一个独立的民间社会的出现和逐步成熟提供制度依托。
在国际环境方面就更为有利：
1、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无一例外采取自由民主制度，中国朝着自由化民主化方向的任何一点进步，都会得到他们的支援。事实上他们也一直在促进大陆的渐进”和平演变”。而大陆只有进行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才可能最终被主流文明所接纳所尊重。也只有如此，大陆中国才会成为国际社会中健康力量，对促进人类的自由、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2、苏东巨变之后的世界性自由化民主化潮流已经不可阻拦，”人权高于主权”的新世纪人类正义越来越获得普遍的共识。大陆中国想成为受到国际社会尊重的合格的世界大国，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实力对比上，中共政权都应该顺应世界大势和历史潮流，在国际上彻底放弃联俄抗美的大国战略，回归邓小平的”决不当头”的务实外交。
3、在经济上，加入WTO为大陆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外在动力，国际市场的自由规则有助于大陆中国的市场的法治化和公平化；在政治上和人权上，中共政权在1998年已经承诺了加入保障人权的国际两公约，现在已经有保留地批准了社会文化教育的权利公约，也完全可以尽快批准另一更具实质性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公约，放弃花钱购买无赖国家政治支援的对抗决策，在人权问题上与主流文明接轨，摆脱屡受指责的被动处境，以此确立中共政权在国际上的道义合法性和推进内部的政治改革。
4、台湾的两次大选以及华人世界的第一次政党轮替的成功，对同文同种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典范性启示，台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的成功经验，特别是由蒋经国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社会转型，基本上以和平方式完成，这对于中共既是一种示范又是一种制度竞争的压力。在最棘手的两岸关系问题上，台湾方面早就提出了”民主的和平统一”，而这正是大陆进行政治改革的民族主义动力。大陆一天不不自由不民主，祖国的统一就一天无希望。放弃武力威慑，停制两岸的军备竞赛，学习南北韩，开始进行对等谈判，争取在十六大前促成两岸最高领导人的会面。
5、周边国家的政治巨变：印尼的苏哈托独裁的崩溃，蒙古、柬埔寨等国的全民大选，缅甸政府和政治反对派的谈判，以及南联盟的米洛舍维奇独裁政权的垮台……都为大陆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
江核心本来而且应该在政治上大有作为，虽然已经错过了1998年绝好的时机，现在仍然不是没有机会。明年是十六大的权力交替的关键时期，对全国人民做一个负责的有政治魄力的退位交代，是千载难逢的黄金时刻。
总之，决不是客观条件扼死了政治改革的咽喉，而是主观恐惧窒息了执政者的政治创新的意愿。
2001年5月23日于北京家中
——转自《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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