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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9日訊】 平心而論，從六四血案到1994年鄧小平年病情惡化不能主事這段時間內，要求江核心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爲是不現實的，因爲江澤民取代趙紫陽而成爲核心，在組織程式上不具有合法性，完全是由鄧小平爲首的元老集團欽定的，他只能看老人們的眼色行事。但是在鄧因病而不能主事、特別是在鄧小平、陳雲和其他保守元老相繼自然死亡之後，江核心的執政環境就寬鬆多了。即便我們不談1992年之後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諸多進展，僅就國內外的政治環境而論，江的執政環境和進行政治改革的條件也遠遠優於趙紫陽時代。
首先是國內的有利環境：
1、執政環境的最重要改善，就是江澤民的頭上已經沒有了作爲太上皇的中共元老集團，加之這些年他在鞏固自己權力方面所做的頗見成效的努力，完全可以自主地確定他的執政方針。
2、鄧小平在六四剛結束時就說”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中共十三大報告的精髓，一是全面啓動市場經濟，二是確定七項政治改革綱領，其中的黨政分離和建立民主與法制秩序尤爲重要。這就爲江核心推進政治改革提供了充分的黨內合法性，他完全可以借此扭轉單純經濟改革的偏向，起碼可以從黨內的制度建設的民主化著手。
3、在最高決策層的七名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澤民之外的六個人中，只有李鵬是頑固反對政改的保守派，朱鎔基、李瑞環和尉健行都是改革派，李嵐清唯江澤民是從。在這樣的格局下，如果江澤民主動推進政改，一定能得到政治局常委中的多數支援。特別是順應對政治腐敗的全社會不滿，使他有充分的條件以反腐敗爲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4、江澤民手中還有六四這張民意王牌可打，此牌一出，哪怕是極爲慎重極爲策略地分階段出牌，比如可以從補償死難群體和允許流亡人士低調回國開始；也能夠凝聚政治上和道義上的民間資源，充分動員從上到下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的廣泛民意，並能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援。即便是鎮壓法輪功構成了作繭自縛的難題，也可以採取暫時擱置的辦法進行淡化處理，起碼不再繼續製造人爲的冤案。
5、即便假定公開推進政治改革的體制阻力過於強大，一時還不能大張旗鼓地進行，也可以通過迂回的方式–産權改革–來推進。農村的土地承包制已經有二十年的歷史，政府出租土地使用權的房地産行業也近十年，股市又造就了一批資本市場上的中產階級，92年以後的城鎮非國有經濟的成長非常迅速，已經逐漸取代國有經濟而成爲經濟發展的支柱，私有化已經是既成事實，産權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還有即將加入WTO所提供的絕佳契機，江澤民完全可以從最低調的産權改革入手，通過廢除對私有財産的憲法性歧視來爲政治改革提供最基本的制度依託。
6、基層自治和基層選舉的逐步擴大。從1987年頒佈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到1998年正式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農村的村民自治的試驗已經進行了十幾年，以立法的形式保障村民不再受中共縣鄉鎮政權的直接行政干預，國家基層政權只是間接的指導村民自治，其模式類似於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市場本身的獨立運作。在此基礎上的民主直選，完全可以提升到鄉鎮一級國家政權，城鎮可以在居民委員會甚至區一級政權中推廣。
7、黨政分離、政企分離的分權政治改革決策已經提出了十幾年，應該制定可操作的方法使之落實；執政黨可以由鄉縣一級開始逐步推出對人大選舉的操控；民主黨派的獨立性、司法獨立和要求制定新聞法的呼籲也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完全可以進行實質性的推進。起碼儘快制定一部符合世界主流文明的新聞法，是完全可行的。
8、在非政治領域，社會多元化趨勢已經不可逆轉，民間社團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准宗教的民間氣功組織，參加者以數千萬計；大量下崗職工對組織獨立的民間工會也有著強烈的要求。政府完全可以通過修改”社團法”，以法治的手段對之加以規範和引導，使之成爲民間整合和社會穩定的健康力量，爲一個獨立的民間社會的出現和逐步成熟提供制度依託。
在國際環境方面就更爲有利：
1、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無一例外採取自由民主制度，中國朝著自由化民主化方向的任何一點進步，都會得到他們的支援。事實上他們也一直在促進大陸的漸進”和平演變”。而大陸只有進行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才可能最終被主流文明所接納所尊重。也只有如此，大陸中國才會成爲國際社會中健康力量，對促進人類的自由、和平與發展做出自己的獨特貢獻。
2、蘇東巨變之後的世界性自由化民主化潮流已經不可阻攔，”人權高於主權”的新世紀人類正義越來越獲得普遍的共識。大陸中國想成爲受到國際社會尊重的合格的世界大國，無論從道義上還是從實力對比上，中共政權都應該順應世界大勢和歷史潮流，在國際上徹底放棄聯俄抗美的大國戰略，回歸鄧小平的”決不當頭”的務實外交。
3、在經濟上，加入WTO爲大陸中國的改革提供了強大的外在動力，國際市場的自由規則有助於大陸中國的市場的法治化和公平化；在政治上和人權上，中共政權在1998年已經承諾了加入保障人權的國際兩公約，現在已經有保留地批准了社會文化教育的權利公約，也完全可以儘快批准另一更具實質性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的公約，放棄花錢購買無賴國家政治支援的對抗決策，在人權問題上與主流文明接軌，擺脫屢受指責的被動處境，以此確立中共政權在國際上的道義合法性和推進內部的政治改革。
4、臺灣的兩次大選以及華人世界的第一次政黨輪替的成功，對同文同種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典範性啓示，臺灣所創造的經濟奇迹和政治奇迹的成功經驗，特別是由蔣經國所發動的自上而下的社會轉型，基本上以和平方式完成，這對於中共既是一種示範又是一種制度競爭的壓力。在最棘手的兩岸關係問題上，臺灣方面早就提出了”民主的和平統一”，而這正是大陸進行政治改革的民族主義動力。大陸一天不不自由不民主，祖國的統一就一天無希望。放棄武力威懾，停制兩岸的軍備競賽，學習南北韓，開始進行對等談判，爭取在十六大前促成兩岸最高領導人的會面。
5、周邊國家的政治巨變：印尼的蘇哈托獨裁的崩潰，蒙古、柬埔寨等國的全民大選，緬甸政府和政治反對派的談判，以及南聯盟的米洛舍維奇獨裁政權的垮臺……都爲大陸中國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豐富經驗。
江核心本來而且應該在政治上大有作爲，雖然已經錯過了1998年絕好的時機，現在仍然不是沒有機會。明年是十六大的權力交替的關鍵時期，對全國人民做一個負責的有政治魄力的退位交代，是千載難逢的黃金時刻。
總之，決不是客觀條件扼死了政治改革的咽喉，而是主觀恐懼窒息了執政者的政治創新的意願。
2001年5月23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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