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伊万，你何时能觉醒？

──“红八月”三十五周年之即看电影《阳光》

戈戎

更新 2001-08-17 7:52 PM 人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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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三十五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红色恐怖”染红了血腥的八月，是为“红八月”。今天，要把什么是“文革”、“红卫兵”、“红八月”等概念向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的人讲清楚已不那么容易。就连当初不少亲身经历了血洗的过来人，也正发挥着良知的健忘功能而鸵鸟样地“向前看”了。

光阴荏苒，幌如隔世。而电影《阳光》却使这一模糊令人痛苦地清晰了起来。

电影《阳光》(Sunshine) 讲的是一个犹太人家庭三代人近百年的历史。电影始初，我只当作一般的娱乐无所用心。可当电影结束时，由于过分的专注，我在不知不觉中体验了心灵的震撼。在此，我郑重地建议所有还记得或已淡忘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人，在“红八月”三十五周年之即去看看这部电影。如果没时间花上三小时，那么就请看本文。

电影说的是上世纪末生活在匈牙利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男主人为在中央法院占一席之地而把自己的犹太姓氏 Sonnenscheins (意“阳光”) 改为 Sors。但这并没能改变他的犹太身份。这个家庭的第二代人，Adams 是个出色的击剑运动员，并在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为匈牙利争得金牌。为取得这一殊荣，他甚至放弃了犹太教。但他仍不可幸免地在二战中被纳粹于集中营里活活打死。他的儿子，这个家庭的第三代人 Ivan (伊万)，亲眼看见自己的父亲被折磨致死，心灵受到巨大创伤。二战结束后，他在共产主义者的叔公的诱惑下加入了共产党的秘密警察，以这种方式开始了他的复仇。他在上司兼朋友 Knorr (克若尔) 的直接教诲下参与了对共产主义的敌人的迫害。但克若尔由于是个理想主义者而使上级感到威胁。秘密警察的头子，一个将军，亲自找伊万谈话，告诉他克若尔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的间谍，并命令他负责整肃克若尔。伊万虽极度痛苦和震惊，但出于对共产主义的虔诚，他用克若尔教给他的方式残酷整肃了克若尔。斯大林死了，一切颠倒了过来。那个将军被逮捕，克若尔成了英雄，但他由于受了重刑已经死于内出血。然而，虽然英雄与罪人互换了位置，但共产专制丝毫未变，只不过是一个帮派代替了另一个帮派而做着相同的事情。在血的教训面前，伊万终于觉醒。在克若尔的墓前，伊万分开众人，走到克若尔的灵柩前，讲了这样一段悼词：

“克若尔，作为谋杀你的人之一，我来到这里向你告别。带着你所训导的对敌斗争的坚定与无情，我成了对你的首席审讯员。我们曾坚信我们会给世界带来美好，但事实证明我们把世界弄得更糟。作为罪恶的匈牙利强权国家机器的仆人，我们自己也变成了罪人。统治者们欺骗人民说，我们在为你们作好事。人民欺骗统治者们说，我们相信你们。在此，我不仅向你告别，同时也向我自己告别。我曾经眼看着我的父亲被打死而无所作为，今天，我又眼看着你被他们打死，又一次无所作为。在你的墓前我立下这样的誓言：我一定要尽全力以我的力量惩罚那些把理想化为罪恶的人。战争结束后，我曾在父亲的桌子上看见一句镶进镜框的警言：‘我们害怕看清世界，更害怕看清自己。’我当时对此不能理解，可现在，我完全懂得了，因为这正是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切。永别了！克若尔，我的朋友。”

伊万告别了克若尔，随即辞去了秘密警察职务，并于一九五六年直接参与领导了匈牙利的反共产专制的“反革命暴乱”。为此，他被判刑五年。在电影的结尾，伊万重新把祖父更改了的姓氏改了回来。他充满信心地走在阳光之下。话外音中的他告诉观众，在他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整个共产主义体系在欧洲已土崩瓦解。

在此，我想问读者，同时问我自己两个问题，一：为什么欧洲的共产主义体系能在九十年代初一夜间土崩瓦解，而引发这一巨变的中国八九民主运动至今在中国仍被斥之为“暴乱”？二：为什么伊万在经历了一次黑白颠倒的从“清洗”到“平反”之后能立即觉醒，而中国在经历了比之疯狂百倍的文化大革命后，至今仍一再重复着昨天的悲剧？

原因无疑是复杂的。但我看起码有这样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其一，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宏观反思，从来不敢触及共产制度本身。其二，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微观反思，从来不愿触及每一个人的责任。

请看中国从上到下的一种最典型的皆大欢喜的“反思”。再荒谬的疯狂，再残忍的杀戮，都可以用抓出个替罪羊来解释，来释放积怨。也就是说，一切罪恶，既不是制度上的弊病，也没有执行者的责任，一切统统由几个“坏人”负责。对刘少奇的清洗不荒谬吗？一个堂堂国家主席，一夜间突然连人身安全也没了保证。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庄重宣布，经查实，刘少奇是个十恶不赦的“叛徒、工贼、内奸”。十年之后，刘少奇平反，重新被美誉为“人民的好主席”。不是“证据确凿”吗？如此弥天大谎，揪出个“林彪四人帮”，全国人民居然就糊里糊涂地被“拨乱反正”了。

而伊万在他短短的几百字的悼词中，既抨击了共产专制，又严厉地鞭笞了自己。这样，他就既指出了这种荒谬的上层根源，又铲除了使这种荒谬得以生存的下层土壤。他无畏地看清了世界，又勇敢地看清了自己。当今的中国，有多少人敢于、愿意这样作？让我们退一步讲。如果我们缺乏勇气，或缺乏以上所说的宏观反思的环境，我们能否从自我作起，对个人作一微观反思，想一想我们个人应对文化革命的发生负什么责任？

我的母亲在文革中死于红卫兵的虐待。因为我那时还是个孩子，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把母亲的死归咎于文化革命这一民族悲剧的一部分。而内在的不言而喻的逻辑是，对这一民族悲剧负整体责任的“林彪四人帮”，也必然对母亲的死负责任。但林彪一伙已碎尸万段，因此关于“由谁负责”的问题早该了结，或成为彻头彻尾的无头案。是伊万的悼词使我第一次思考这一痛苦的问题：我，尽管仍是一个孩子，究竟应对母亲的死负什么责任？回想起来，我当时被“狗崽子”的帽子吓破了胆。我虽然不可能直接参与红卫兵的恶行，但却从心里认为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如果有所过分，那不过是群众运动中的缺点。当时的我承受了一种痛苦的阿Q式的心理折磨，──“他们去革命了，没有来叫我”。这其实是一种对暴行的默认，以至我一有机会就想用红卫兵式的革命来证实自我的价值与存在。正因如此，我在母亲最需要我的时候义无反顾地离开她，狂热地投入上山下乡的洪流。作为一个孩子，我当然不可能扭转乾坤。但是，如果每一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每一个打过老师的人，斗过长辈的人，骂过同学同事或痛骂自己的人，在武斗中英勇奋战的人，反戈一击出卖朋友的人，挥动小红书高呼口号热泪盈眶的人，对暴行无动于衷袖手旁观的人，都能对“我”这一个人在文化革命中的愚昧与荒唐有所反思，那么，至少中国在这之后的一波又一波的文化革命的变奏曲不会来得如此易如反掌。

“六四”与法轮功，是中共目前的两大死结。中共一再声称“永不翻案”恰恰说明其很难不翻案。但是，中国人民是否仅仅需要的是“翻案”？如果有朝一日，中共用再抓几只替罪羊的方法为其翻案，其结果与克若尔的翻案，刘少奇的翻案，及无数个右派们的翻案有何不同？看清世界，也看清自己。对我们这一民族悲剧负有重责的，一是共产专制，二是参与的每一个人。

让我们再回到电影《阳光》。除了以上反思，我认为电影中起码还有两点值得探讨。斯大林死于一九五三年，也就是说，伊万从辞去秘密警察职位到五六年匈牙利“暴乱”还居然太平了三年。这不能不说是匈牙利共产党的严重疏忽。如果在中国，相信这种事绝无可能。就凭伊万在克若尔墓前大放厥词，而且居然敢辞职，就足以把他往死里整。如是，之后一九五六年的上窜下跳也就见不到他了。第二，根据伊万在五六年匈牙利“暴乱”中的表现，应属于中国“四五”事件中那个“留小平头”的人的等级。判五年实在太轻。正因如此，伊万出狱后才这样趾高气扬，还敢换姓名。由此可见，东欧共产党虽然与中国共产党同生一根，但实在比中国共产党嫩了很多。中国共产党在汲取了东欧共产主义倒台的教训之后，已变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再加上文化革命的土壤在中国仍然肥厚，如不进行全民族的真正的反思，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类似文化革命的运动必然还会发生。

三十五年了。中国先是渡过了十年的自毁自残，然后又经历了二十五年的集体遗忘。以至血淋淋的昨天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已成了天方夜谭。顺便问一句：那位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被毛泽东亲自改了名字的红卫兵女士 (听说她在美国)，不知是否也象伊万一样把名字改了回来。然而，这一代人与那个血腥的年代真的决裂了吗？“红色恐怖”的土壤难道真的在中国荡然无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