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2日讯】那位曾站在我的新世界入口处的人，最近离开了人世。虽然30多年来我未曾再见到过他，但他离去的消息仍带给我一种意外的失落感。记忆中的他，声音温和、两眼炯炯有神，一个双关语、一段笑话，会使他的浓眉滑稽地飞舞。当我刚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新大陆，眼前一片迷茫时，是他给了我关照，让我感到一种特别的器重。
厄尼‧科瑟劳（Ernie Kaeselau）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位老师。1975年春，在6年级期末考试过程中，我逃离了西贡，几个月后来到旧金山，在戴尔市就读科尔马初中（Colma Junior High）的暑期课程，为上7年级作准备。 我自然不会说英语，只会越南话和勉强过关的法语。在我母亲、祖母、妹妹和我乘运输机逃离后的两天之后，共产党的坦克开进了西贡独立宫，战争不光彩地告终。在那几个月里，我曾周折于两个难民营，大多数夜晚在帐篷内度过，并祈求让仍在越南的父亲和其他亲人朋友获得平安。
我从不知道科先生的政治观点——我猜想是自由派，但如果我那时有任何观点的话，在谈到越南政治时，我们一定会发生冲突。然而，当涉及到我的时候——我是班上第一个越南难民，他的方针则是绝对慈祥。
科先生的第一个问题是问我叫什么名字，第二个问题是，怎样用越南语正确念我的名字。他要我重复几遍，直到令我惊讶地几乎完全掌握了那复杂的音调。一两天之后，他又问发音，并接着练，直到完全正确为止。不久，我这个越南难民男孩成了这位美国老师的得意门生。替他拿午饭，擦黑板，收发家庭作业都成为我的任务。当我误了车时——时常发生，有时是刻意的——他会开车送我回家。这种待遇是其他同学羡慕不已的。
美国许多孩子爱喧哗、自由自在。在越南，我们都穿校服——蓝色短裤和白色衬衣—— 而且必须向老师鞠躬。但美国孩子则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在卫生间吸烟，互相对骂，有时甚至对老师也是如此——这在越南传统中闻所未闻。
最初，我很恐惧，害怕那些在校园里打血架的各种肤色的调皮大孩子。然而，科先生的课堂却是避风港。午饭时分，“听话的孩子”直奔这里。我们吃午饭，玩游戏，做功课，离那些惹事生非的同学远远的。我记得许许多多笑声，争论，闲话，甚至初起的调情。任凭喧哗四起，科先生悠然自得，他坐在桌子后面看报或帮助某位同学做作业。
有段时间，我成了他的“应声虫”。他举起一张带有帆船的卡片说：“帆船”，我便跟着念，模仿他的音调和表情。他亮出另一张卡片说：“医院”。我则会像一只小鹦鹉那样回一声：“医院”。我听他咬字发音。我留心他朗诵课本段落时念某些词的方法。如果他能说我的越南名字，那么我也肯定能卷起舌头，使自己说话更像美国人。
那个第一暑期，他给我打了A分, 但实际并不算数 。他带一小组人去玩保龄球，还组成一个小球队，教我们怎样记分，并给我们买饮料。后来他又带我们去看棒球，这是我的第一次。他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棒球的微妙之处。此后，我们去了索诺玛（Sonoma，加州著名葡萄酒产地—译注），参观了酿酒厂和奶酪厂。我还记得第一次通过金门大桥的情景以及科先生讲述大桥历史和建造过程的声音。我记得我用蹩脚的英语问他大桥是否真的用金子建成，引发车上同学一阵爆笑。
然而，最难忘的一件事是，班上来了一纸箱书。如同组建保龄球队一样，科先生成立了读书会。只花几块钱，我们这些工薪阶层和移民的孩子，便成了一批书的主人。书是在一个上午我们正在上课时送来的，颇有几分7月过圣诞的感觉。我们一拥而上，跑到科先生的桌旁，他大声宣读每本书的书名，然后将书与主人对号。我在美国拥有的第一本书是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的《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我记得当时欣喜若狂地读那些崭新的书页。或许正是从那时起，清新的油墨芬芳、纸张和胶水汽味，便永远挥之不去地与渴望与想像联系在一起。我当时还不能读英文书，但我是多么如饥似渴地要学习！
来到美国的第一个夏天，我从一位脾气乖戾的旧货商手上买下我的第一台打字机。他的货就摆在街那边，我们家的人喜欢叫他“卖旧货的倔老头”。我只花了一块两毛五分钱，但有几个键不太灵活，色带也早就褪了色。不过，我将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描写鼹鼠的著名故事全打了下来。鼹鼠告别自己的地下之家，爬上来透气，结果沿河飘游，开始谱写出历险记。我一边打字一边大声朗诵《柳林风声》中的许多段落。或许是因为早熟的缘故，当秋天开始七年级时，我已经多少成了打字高手和英文小说读者。
如果说我如此刻苦勤奋有追求，那显然我是有着许多充实的理由的：在越南，我出生于一个上等阶层家庭，我的小世界里有别墅、法国学校、仆人、围墙花园和体育俱乐部。而在美国，我父母是贫困的难民，我们与另一家难民住在布道街街尾不远的公寓楼里，房子破落不堪，我们的日子也过得艰难。这里是旧金山展现的希望的终端，戴利城打工人世界的起点。我的家园忽然间烟消云散，我的家庭四分五裂，我那舒适的生活不复存在。蓦然来到陌生的世界，我本能地意识到，如果我希望摆脱所有的失落，最好是远远地跑、快快地跑。
因此，我的世界一分为二：夜晚，我在抽泣中入睡，缅怀我那失去的世界，思念父亲，梦中时常看到被烟雾笼罩的西贡，而我自己却被遗弃在一幢旧别墅里，越共的人在城里搜查抢掠；但白天——在学校、在午饭时、在英语和艺术课堂上——我成了一个好喧哗爱发笑的男孩，话说起来没完没了。我记得自己会口若悬河，即使词汇跟不上，还搬出法语，或是在笔记本和黑板上画图，表达自己的思想。
几个月内，我可自如地说英语，虽然不是那么流利。我的词汇量已超出科先生的卡片范围。我开始与新接交的朋友逗乐开玩笑。我的性格发生了改变，变得开朗而善辩。看到我这些变化，科瑟劳先生往往惊叹得摇头。
我结交的朋友——有萨摩亚人、白人、黑人、菲律宾人、华人、墨西哥人。情人节时，我向那些咯咯爱笑的女孩寄卡片。我替校报干活，当起了小小的漫画家。到第二年，我门门全得A，不必再要假A了，拜托。我进了优秀生俱乐部。科先生对我的变化赞叹不已。我记得我与班上的活宝辩论而且获胜时他那惊诧的表情。虽然我的句子不是那么连贯，但我开始练出伶牙俐齿。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拥抱我的新世界。正如母亲向几个月后搭军舰与我们在美国重逢的父亲所抱怨的，我变成了“美国调皮鬼”。
八年级结束时，一些同学在我的纪念簿上作了留言——因为我是留言簿制作员之一，所以参与了设计。那些留言是这么说的：
“祝你在杰斐逊(高中)开开心心过口水瘾，或许明年我会参加‘林式’口水比赛……”
“致一个滔滔不绝的人。祝你在杰斐逊过得愉快……”
“致一个在艺术课上声音如此之大并戴滑稽帽子的小伙儿。”
“但愿你永远是那个我所认识的科尔马的孩子。那个我曾一同去上学的小酷越南孩子……”
在最后一页的左下角，科先生以他简明而谦逊的风格留下这段话：
“致我的好友，很荣幸做了你两年的老师和朋友。有了进步，别忘通报。 厄尼‧科瑟劳。”
初中毕业时，我前去向科瑟劳先生道别，他让我将卡片带回家留作纪念，他自然知道我不再需要它们了。那天，时光很短，我记得我抄近路翻山坡，下山时摔了一跤。顿时，卡片从我手中洒落出去，像一群顽皮的蝴蝶纷纷落在青翠的山坡上。我的膝盖擦破了皮，但我却笑起来。随后，我赶紧拣卡片，我不知不绝，疯狂喊出卡片上每一图片的名称──“学校”、“云彩”、“大桥”、“房子”、 “狗”、 “汽车”──仿佛第一次读它们。
此刻我才举目远眺，看到了远处的旧金山市中心，闪烁的高楼如童话中的宝石城堡，背后则是帆船星星点点、波光粼粼的大海。
“城市啊，我美丽的城市。”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声音，溶入血液的话语。突然，一阵强烈的饥饿感席来。我想吞噬眼前这片美景。
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一切便是如此。我继续扬帆向前驶去。
最后，我并没有上杰斐逊，我有许多最要好的朋友都去了那里。我上的是塞拉蒙特高中（Serramonte High），这是一所很差的、没有学习风气的学校，学生抽烟出了名，卫生间常有打劫发生。不过，多谢一位亲戚的住址在好区，我转到了洛厄尔高中（Lowell High School）。这是旧金山一所知名的公立学校，是那一带学校中的佼佼者，对学生的成绩要求很高，并开设了大学预科课程。我结交了新朋友，后来进了伯克利。这也就是说，我告别了位于布道街尽头的打工人的世界，让自己跻身于布道街的起端——开始奔向那闪闪发光的高楼大夏和城市的金色前程；如今我的家就在那闪亮的海边塔楼中。
我不曾试图回首，不曾试图向我的老师和朋友通告我的进展。几十年后，当我已成了一名数次游历全球的久经沙场的记者和随笔作家时，我在一个周末心血来潮，决定写一篇谈学英语的文章，于是科先生就成了文中人物。
我是否知道科先生读过此文并珍视它？我是否知道他在退休之年还会重读它，重读我的文章，是否还记得我？
不——直到他最要好的朋友，另一位老师，来信告之他去世的消息时，我一直不知道。
“我们大伙知道，厄尼从你的文章中获得无穷的快乐。他感到自豪，但他也是一个谦逊的人。…… 他向东岸许多亲戚寄去了这篇文章。我想他一定对你的成就表示骄傲，同时也感到十分荣耀。但人们不知道的是，他对没有得到退休表彰感到有些不快。他多次对我说，他并无多求，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会若有所失地谈到缺少得到承认。你给了他这种承认。”
坦诚地说，我从未想到从科先生的角度来看待过去。当我试图从他的桌后看那年复一年的课堂时——学生走了一拨又一拨，一代又一代——我不能视自己为与众不同。我可能是第一个走进他课堂的越南难民，但不是最后一个。我的表兄表弟来到美国，还有其他人来到美国，在后来的人里肯定不乏从其他流血冲突中逃亡出来的深受创伤、需要帮助的难民子弟。我或许早熟，但一个教书几十年之久的人怎么可能记得我呢？
我曾为越南感到悲伤，为我失去的故乡、为其他许多东西感到悲伤。我曾多次周游世界，甚至重返故乡，向我被打断的童年正式道别。但我没有重返布道街的尽头，没有重访位于山脚公墓附近、时常笼罩在晨雾中的那不起眼的初中校舍。由于住所离得如此之近，我那时异想天开地认为，如果我驱车开过布道街，从我启蒙之师的教室窗口往里窥视，他将仍站在那里——科先生将永远在那里，让其他有需要的孩子感受到特别关照，夏天总是会有小小保龄球队，小小读书会，午饭时分会有喧哗的速度比赛。在梦幻中，我难道没有多次与他重逢？
然而，这不正是童年的糟糕，特别是幸福的童年？幸福的儿童不会对心满意足提出疑问，犹如鱼儿不会对河中流水感到好奇一样；他们顺游而行。我那一度被战争打破的童年，又在善良的感染下得到平复。我没有因此变得玩世不恭和愤愤不平，我的求知欲和想像力重新扎根，在这个新世界里继续生长。因为我感到幸运快活，我在安然中长大成人。科先生洞开一扇门，让我走进来，我对其中展现的一切机会如饥似渴，于是匆匆向前奔去。
科先生的朋友写道：“我想，你的高飞是顺理成章的，除非你觉得不自在。上帝知道，我听他几次说起你。他临终前还提起这事。”
退休教师坐在教堂长椅上，倾听着那庄重的管风琴音乐。他们白发苍苍，老态龙钟，起身时个个举止缓慢，有些人耐着关节炎的疼痛。但他们妙趣横生地缅怀着一位既以献身教书艺术和学生而著称，又以美感丰富、笑话风趣且为人友善而闻名的逝者。他们对往事的共同回忆在镀金的凹壁间回荡，宛如美的颂歌……
他是一位有天赋的管风琴家……喜欢驱车漫游全国……喜爱西班牙风格建筑，热衷于加州殖民史……走在别人后面模仿人……制作漂亮的彩色玻璃品……收藏古董银器和植物图案印刷品……
他尤其喜欢兰花……
除去所有这一切，我还要说，他的最大天赋是善解人意：凭着直觉，他像菩萨一样能觉察别人的感受，然后神奇地替人排忧解虑。
但是，如果说美国教职生涯中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当一名令人敬爱的老师去世后，悼念往往不会来自他或她的学生，而是大多来自同事——如果他或她为人很好的话。事后，当我在喝咖啡、吃三明治小点心时，向凡是比我年轻的人问及是否曾做过科先生的学生，回答一律是否定的。
结果，那个难民男孩不仅是厄尼‧科瑟劳当时的第一个，也是在这个追思会上流泪的惟一一个学生。
蓦然间，他站在高涨的河畔。……一切似在颤抖和颤动，闪烁和闪耀和闪光，婆娑窸窣和涡旋荡漾，喋喋不休和汩汩作响。鼹鼠如醉如痴，入神入迷。他在河边疾步匆匆，就像一个人幼小的时候紧跟在大人身旁、紧紧被被大人的惊险故事抓住时那样。
我那时并不能完全欣赏格雷厄姆那优美的文字。然而，即便当时我不完全理解阅读和打下的字句，但我清楚它与我有一定关联：我，就像鼹鼠一样——尽管是在违背我的意愿的情况下——离开了我那隔绝的世界，朝着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了航程。我也知道在第一学期期末，我也因为勇敢地出征，而收获了友情，打开了新的人生视角。
一个充满魅力的人生宛如沿河漂游，虽不知弯道之后将出现什么，但相信会有好心的陌生人在那里以某种方式帮助你，扶助你，带你渡过激流。我最初来美时，得以感受生活迷人的魅力；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得以感受着生活迷人的魅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我要承认，无不与科先生有关。
因此，河流在闪烁生辉，我继续扬帆向前驶去。返回已不再可能，我将此送往我不会抵达的更遥远的前方，送到那位叙事者的肉体化为尘埃然而他的故事——从内心深处讲述时——将获得永生的地方。因为这——伴随着温馨的记忆与丝丝遗憾——是爱之回报。
注﹕
安德鲁‧林（Andrew Lam）是少数族裔网路新闻集团“新美国媒体” (New American Media)的编辑，曾出版文集《香梦：对越南移民社区的反思》（Perfume Dreams: Reflections on the Vietnamese Diaspora）。《我的老师，我的挚友 》（My Teacher, My Friend）全文由《美国参考》翻译,分三部分刊登。该文将收入2010年出版的新作《东西相融》（East Eats West）。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