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2日訊】那位曾站在我的新世界入口處的人，最近離開了人世。雖然30多年來我未曾再見到過他，但他離去的消息仍帶給我一種意外的失落感。記憶中的他，聲音溫和、兩眼炯炯有神，一個雙關語、一段笑話，會使他的濃眉滑稽地飛舞。當我剛來到人生地不熟的新大陸，眼前一片迷茫時，是他給了我關照，讓我感到一種特別的器重。
厄尼‧科瑟勞（Ernie Kaeselau）是我在美國的第一位老師。1975年春，在6年級期末考試過程中，我逃離了西貢，幾個月後來到舊金山，在戴爾市就讀科爾馬初中（Colma Junior High）的暑期課程，為上7年級作準備。 我自然不會說英語，只會越南話和勉強過關的法語。在我母親、祖母、妹妹和我乘運輸機逃離後的兩天之後，共產黨的坦克開進了西貢獨立宮，戰爭不光彩地告終。在那幾個月裏，我曾周折於兩個難民營，大多數夜晚在帳篷內度過，並祈求讓仍在越南的父親和其他親人朋友獲得平安。
我從不知道科先生的政治觀點——我猜想是自由派，但如果我那時有任何觀點的話，在談到越南政治時，我們一定會發生衝突。然而，當涉及到我的時候——我是班上第一個越南難民，他的方針則是絕對慈祥。
科先生的第一個問題是問我叫什麼名字，第二個問題是，怎樣用越南語正確念我的名字。他要我重複幾遍，直到令我驚訝地幾乎完全掌握了那複雜的音調。一兩天之後，他又問發音，並接著練，直到完全正確為止。不久，我這個越南難民男孩成了這位美國老師的得意門生。替他拿午飯，擦黑板，收發家庭作業都成為我的任務。當我誤了車時——時常發生，有時是刻意的——他會開車送我回家。這種待遇是其他同學羨慕不已的。
美國許多孩子愛喧嘩、自由自在。在越南，我們都穿校服——藍色短褲和白色襯衣—— 而且必須向老師鞠躬。但美國孩子則穿著五顏六色的衣服，在衛生間吸煙，互相對罵，有時甚至對老師也是如此——這在越南傳統中聞所未聞。
最初，我很恐懼，害怕那些在校園裏打血架的各種膚色的調皮大孩子。然而，科先生的課堂卻是避風港。午飯時分，「聽話的孩子」直奔這裡。我們吃午飯，玩遊戲，做功課，離那些惹事生非的同學遠遠的。我記得許許多多笑聲，爭論，閒話，甚至初起的調情。任憑喧嘩四起，科先生悠然自得，他坐在桌子後面看報或幫助某位同學做作業。
有段時間，我成了他的「應聲蟲」。他舉起一張帶有帆船的卡片說：「帆船」，我便跟著念，模倣他的音調和表情。他亮出另一張卡片說：「醫院」。我則會像一只小鸚鵡那樣回一聲：「醫院」。我聽他咬字發音。我留心他朗誦課本段落時念某些詞的方法。如果他能說我的越南名字，那麼我也肯定能捲起舌頭，使自己說話更像美國人。
那個第一暑期，他給我打了A分, 但實際並不算數 。他帶一小組人去玩保齡球，還組成一個小球隊，教我們怎樣記分，並給我們買飲料。後來他又帶我們去看棒球，這是我的第一次。他不厭其煩地向我解釋棒球的微妙之處。此後，我們去了索諾瑪（Sonoma，加州著名葡萄酒產地—譯注），參觀了釀酒廠和奶酪廠。我還記得第一次通過金門大橋的情景以及科先生講述大橋歷史和建造過程的聲音。我記得我用蹩腳的英語問他大橋是否真的用金子建成，引發車上同學一陣爆笑。
然而，最難忘的一件事是，班上來了一紙箱書。如同組建保齡球隊一樣，科先生成立了讀書會。只花幾塊錢，我們這些工薪階層和移民的孩子，便成了一批書的主人。書是在一個上午我們正在上課時送來的，頗有幾分7月過聖誕的感覺。我們一擁而上，跑到科先生的桌旁，他大聲宣讀每本書的書名，然後將書與主人對號。我在美國擁有的第一本書是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的《柳林風聲》（The Wind in the Willows）。我記得當時欣喜若狂地讀那些嶄新的書頁。或許正是從那時起，清新的油墨芬芳、紙張和膠水氣味，便永遠揮之不去地與渴望與想像聯繫在一起。我當時還不能讀英文書，但我是多麼如饑似渴地要學習！
來到美國的第一個夏天，我從一位脾氣乖戾的舊貨商手上買下我的第一台打字機。他的貨就擺在街那邊，我們家的人喜歡叫他「賣舊貨的倔老頭」。我只花了一塊兩毛五分錢，但有幾個鍵不太靈活，色帶也早就褪了色。不過，我將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描寫鼴鼠的著名故事全打了下來。鼴鼠告別自己的地下之家，爬上來透氣，結果沿河飄遊，開始譜寫出曆險記。我一邊打字一邊大聲朗誦《柳林風聲》中的許多段落。或許是因為早熟的緣故，當秋天開始七年級時，我已經多少成了打字高手和英文小說讀者。
如果說我如此刻苦勤奮有追求，那顯然我是有著許多充實的理由的：在越南，我出生於一個上等階層家庭，我的小世界裏有別墅、法國學校、僕人、圍牆花園和體育俱樂部。而在美國，我父母是貧困的難民，我們與另一家難民住在佈道街街尾不遠的公寓樓裏，房子破落不堪，我們的日子也過得艱難。這裡是舊金山展現的希望的終端，戴利城打工人世界的起點。我的家園忽然間煙消雲散，我的家庭四分五裂，我那舒適的生活不復存在。驀然來到陌生的世界，我本能地意識到，如果我希望擺脫所有的失落，最好是遠遠地跑、快快地跑。
因此，我的世界一分為二：夜晚，我在抽泣中入睡，緬懷我那失去的世界，思念父親，夢中時常看到被煙霧籠罩的西貢，而我自己卻被遺棄在一幢舊別墅裏，越共的人在城裏搜查搶掠；但白天——在學校、在午飯時、在英語和藝術課堂上——我成了一個好喧嘩愛發笑的男孩，話說起來沒完沒了。我記得自己會口若懸河，即使詞彙跟不上，還搬出法語，或是在筆記本和黑板上畫圖，表達自己的思想。
幾個月內，我可自如地說英語，雖然不是那麼流利。我的詞彙量已超出科先生的卡片範圍。我開始與新接交的朋友逗樂開玩笑。我的性格發生了改變，變得開朗而善辯。看到我這些變化，科瑟勞先生往往驚嘆得搖頭。
我結交的朋友——有薩摩亞人、白人、黑人、菲律賓人、華人、墨西哥人。情人節時，我向那些咯咯愛笑的女孩寄卡片。我替校報幹活，當起了小小的漫畫家。到第二年，我門門全得A，不必再要假A了，拜託。我進了優秀生俱樂部。科先生對我的變化讚嘆不已。我記得我與班上的活寶辯論而且獲勝時他那驚詫的表情。雖然我的句子不是那麼連貫，但我開始練出伶牙俐齒。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擁抱我的新世界。正如母親向幾個月後搭軍艦與我們在美國重逢的父親所抱怨的，我變成了「美國調皮鬼」。
八年級結束時，一些同學在我的紀念簿上作了留言——因為我是留言簿製作員之一，所以參與了設計。那些留言是這麼說的：
「祝你在傑斐遜(高中)開開心心過口水癮，或許明年我會參加『林式』口水比賽……」
「致一個滔滔不絕的人。祝你在傑斐遜過得愉快……」
「致一個在藝術課上聲音如此之大並戴滑稽帽子的小夥兒。」
「但願你永遠是那個我所認識的科爾馬的孩子。那個我曾一同去上學的小酷越南孩子……」
在最後一頁的左下角，科先生以他簡明而謙遜的風格留下這段話：
「致我的好友，很榮幸做了你兩年的老師和朋友。有了進步，別忘通報。 厄尼‧科瑟勞。」
初中畢業時，我前去向科瑟勞先生道別，他讓我將卡片帶回家留作紀念，他自然知道我不再需要它們了。那天，時光很短，我記得我抄近路翻山坡，下山時摔了一跤。頓時，卡片從我手中灑落出去，像一群頑皮的蝴蝶紛紛落在青翠的山坡上。我的膝蓋擦破了皮，但我卻笑起來。隨後，我趕緊揀卡片，我不知不絕，瘋狂喊出卡片上每一圖片的名稱──「學校」、「雲彩」、「大橋」、「房子」、 「狗」、 「汽車」──彷彿第一次讀它們。
此刻我才舉目遠眺，看到了遠處的舊金山市中心，閃爍的高樓如童話中的寶石城堡，背後則是帆船星星點點、波光粼粼的大海。
「城市啊，我美麗的城市。」這是我發自肺腑的聲音，溶入血液的話語。突然，一陣強烈的飢餓感席來。我想吞噬眼前這片美景。
人們常說的一句話是，一切便是如此。我繼續揚帆向前駛去。
最後，我並沒有上傑斐遜，我有許多最要好的朋友都去了那裏。我上的是塞拉蒙特高中（Serramonte High），這是一所很差的、沒有學習風氣的學校，學生抽煙出了名，衛生間常有打劫發生。不過，多謝一位親戚的住址在好區，我轉到了洛厄爾高中（Lowell High School）。這是舊金山一所知名的公立學校，是那一帶學校中的佼佼者，對學生的成績要求很高，並開設了大學預科課程。我結交了新朋友，後來進了伯克利。這也就是說，我告別了位於佈道街盡頭的打工人的世界，讓自己躋身於佈道街的起端——開始奔向那閃閃發光的高樓大夏和城市的金色前程；如今我的家就在那閃亮的海邊塔樓中。
我不曾試圖回首，不曾試圖向我的老師和朋友通告我的進展。幾十年後，當我已成了一名數次遊歷全球的久經沙場的記者和隨筆作家時，我在一個週末心血來潮，決定寫一篇談學英語的文章，於是科先生就成了文中人物。
我是否知道科先生讀過此文並珍視它？我是否知道他在退休之年還會重讀它，重讀我的文章，是否還記得我？
不——直到他最要好的朋友，另一位老師，來信告之他去世的消息時，我一直不知道。
「我們大夥知道，厄尼從你的文章中獲得無窮的快樂。他感到自豪，但他也是一個謙遜的人。…… 他向東岸許多親戚寄去了這篇文章。我想他一定對你的成就表示驕傲，同時也感到十分榮耀。但人們不知道的是，他對沒有得到退休表彰感到有些不快。他多次對我說，他並無多求，然而，隨著時光的流逝，他會若有所失地談到缺少得到承認。你給了他這種承認。」
坦誠地說，我從未想到從科先生的角度來看待過去。當我試圖從他的桌後看那年復一年的課堂時——學生走了一撥又一撥，一代又一代——我不能視自己為與眾不同。我可能是第一個走進他課堂的越南難民，但不是最後一個。我的表兄表弟來到美國，還有其他人來到美國，在後來的人裏肯定不乏從其他流血衝突中逃亡出來的深受創傷、需要幫助的難民子弟。我或許早熟，但一個教書幾十年之久的人怎麼可能記得我呢？
我曾為越南感到悲傷，為我失去的故鄉、為其他許多東西感到悲傷。我曾多次週游世界，甚至重返故鄉，向我被打斷的童年正式道別。但我沒有重返佈道街的盡頭，沒有重訪位於山腳公墓附近、時常籠罩在晨霧中的那不起眼的初中校舍。由於住所離得如此之近，我那時異想天開地認為，如果我驅車開過佈道街，從我啟蒙之師的教室窗口往裏窺視，他將仍站在那裏——科先生將永遠在那裏，讓其他有需要的孩子感受到特別關照，夏天總是會有小小保齡球隊，小小讀書會，午飯時分會有喧嘩的速度比賽。在夢幻中，我難道沒有多次與他重逢？
然而，這不正是童年的糟糕，特別是幸福的童年？幸福的兒童不會對心滿意足提出疑問，猶如魚兒不會對河中流水感到好奇一樣；他們順遊而行。我那一度被戰爭打破的童年，又在善良的感染下得到平復。我沒有因此變得玩世不恭和憤憤不平，我的求知慾和想像力重新紮根，在這個新世界裏繼續生長。因為我感到幸運快活，我在安然中長大成人。科先生洞開一扇門，讓我走進來，我對其中展現的一切機會如饑似渴，於是匆匆向前奔去。
科先生的朋友寫道：「我想，你的高飛是順理成章的，除非你覺得不自在。上帝知道，我聽他幾次說起你。他臨終前還提起這事。」
退休教師坐在教堂長椅上，傾聽著那莊重的管風琴音樂。他們白髮蒼蒼，老態龍鍾，起身時個個舉止緩慢，有些人耐著關節炎的疼痛。但他們妙趣橫生地緬懷著一位既以獻身教書藝術和學生而著稱，又以美感豐富、笑話風趣且為人友善而聞名的逝者。他們對往事的共同回憶在鍍金的凹壁間迴盪，宛如美的頌歌……
他是一位有天賦的管風琴家……喜歡驅車漫遊全國……喜愛西班牙風格建築，熱衷於加州殖民史……走在別人後面模倣人……製作漂亮的彩色玻璃品……收藏古董銀器和植物圖案印刷品……
他尤其喜歡蘭花……
除去所有這一切，我還要說，他的最大天賦是善解人意：憑著直覺，他像菩薩一樣能覺察別人的感受，然後神奇地替人排憂解慮。
但是，如果說美國教職生涯中有什麼美中不足的話，那就是，當一名令人敬愛的老師去世後，悼念往往不會來自他或她的學生，而是大多來自同事——如果他或她為人很好的話。事後，當我在喝咖啡、吃三明治小點心時，向凡是比我年輕的人問及是否曾做過科先生的學生，回答一律是否定的。
結果，那個難民男孩不僅是厄尼‧科瑟勞當時的第一個，也是在這個追思會上流淚的惟一一個學生。
驀然間，他站在高漲的河畔。……一切似在顫抖和顫動，閃爍和閃耀和閃光，婆娑窸窣和渦旋盪漾，喋喋不休和汩汩作響。鼴鼠如醉如癡，入神入迷。他在河邊疾步匆匆，就像一個人幼小的時候緊跟在大人身旁、緊緊被被大人的驚險故事抓住時那樣。
我那時並不能完全欣賞格雷厄姆那優美的文字。然而，即便當時我不完全理解閱讀和打下的字句，但我清楚它與我有一定關聯：我，就像鼴鼠一樣——儘管是在違背我的意願的情況下——離開了我那隔絕的世界，朝著一個陌生的地方開始了航程。我也知道在第一學期期末，我也因為勇敢地出征，而收穫了友情，打開了新的人生視角。
一個充滿魅力的人生宛如沿河漂遊，雖不知彎道之後將出現什麼，但相信會有好心的陌生人在那裏以某種方式幫助你，扶助你，帶你渡過激流。我最初來美時，得以感受生活迷人的魅力；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得以感受著生活迷人的魅力——這在很大程度上，我要承認，無不與科先生有關。
因此，河流在閃爍生輝，我繼續揚帆向前駛去。返回已不再可能，我將此送往我不會抵達的更遙遠的前方，送到那位敘事者的肉體化為塵埃然而他的故事——從內心深處講述時——將獲得永生的地方。因為這——伴隨著溫馨的記憶與絲絲遺憾——是愛之回報。
注﹕
安德魯‧林（Andrew Lam）是少數族裔網路新聞集團「新美國媒體」 (New American Media)的編輯，曾出版文集《香夢：對越南移民社區的反思》（Perfume Dreams: Reflections on the Vietnamese Diaspora）。《我的老師，我的摯友 》（My Teacher, My Friend）全文由《美國參考》翻譯,分三部份刊登。該文將收入2010年出版的新作《東西相融》（East Eats West）。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