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5月13日訊】（大紀元記者程木蘭、駱亞採訪報導）中共官方近期由民政部等11個部門聯手推行「互助養老」模式，企圖以60多歲的「年輕老人」照顧高齡老人，以緩解迫在眉睫的養老危機。
專家認為，這種財政緊張下政府推責任的「低成本」政策，是將養老危機「延後、下放、隱形化」；而中國正深陷人口結構反轉的洪流中，面對農村家庭空洞化、城鄉福利極端不均，與地方債務高企的背景下，這場「老人互助」的社會實驗，恐將廣大農村長者推入更深重的貧困與失能陷阱。
此外，相關研究中心和專家分析，社會保障支出，真正流向老人的社會福利微乎其微，中央將重點放在科技與國防，擠壓民生社保支出。相對於政府一年逾40萬億元的總支出，問題不在於財政能力，而是中共不願意在農村養老上花錢。
政策背後的真實動機：財政減壓與責任轉嫁
中共民政部4月29日舉行發布會，介紹民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11部門聯合印發的《關於推進互助性養老服務發展的意見》有關情況，首次在全國層面明確了「互助性養老服務」。
根據財新網與官方指導意見，中共設定了宏大目標：到2030年，70%的城鄉社區須具備「互助養老」設施；到2035年，則要建立高度組織化的制度，依靠年長者彼此提供志願服務。
報導說，這一概念雖可追溯至2008年河北省肥鄉的「農村互助幸福院」，但在當前經濟環境下，其推行動機已產生質變。
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孫國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開門見山地指出，中共推行此模式，「核心的原因其實不外乎是財政壓力、農村空心化、家庭照護崩解，跟專業照護供給不足，而不是所謂的制度創新了」。
他分析認為，這種模式實質上是將養老責任「再社會化、低成本化跟非專業化」，在缺乏專業訓練與穩定補貼的情況下，單靠鄰里善意難以支撐老人的長期需求。
中國問題專家王赫持類似看法。他向大紀元表示，中共對養老投入嚴重不足，「其實是為了迴避政府責任」，在財政緊張時，官方並未壓縮黨政機關的冗員與浪費，而是「直接把這個缺口，很大部分轉移到民生」。
依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25年《亞太社會概覽》，日本社會保障支出約達GDP的25%，而中國則約為GDP的10%，遠低於OECD的平均值21%左右。
中國老年人數激增 養老金城鄉差距懸殊
數據揭示了中國人口形勢的嚴峻。國家統計局2026年1月的數據顯示，2025年末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已達3.23億（占比23%），而出生人口降至792萬，自然增長率為負2.41‰。
同時也標誌著人口結構的徹底反轉：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15.9%）首度超越了0〜14歲的少兒人口（15.1%）。
孫國祥強調，中國的問題在於「未富先老」，且呈現「城鄉高度不均衡的老化」。城市老人通常享有較豐厚的退休金、醫療資源與子女支持；而農村老人則面臨子女外流、收入微薄、醫療距離遙遠的困境。
他認為，互助養老表面上是互惠，實則透露出國家無力承擔長照成本，只能將壓力下放到社區與低齡老人，形成「低福利、低成本、低專業」的結構。
王赫則從數據對比指出，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時，人均GDP多已累積至較高水平，如日本1994年進入中度老齡化時人均GDP近4萬美元，而中國2021年進入同階段時僅1.3萬多美元。
更殘酷的是養老金的懸殊差距：中國1.8億領取城鄉居民養老金的人口（主要是農民），平均月領僅200元人民幣左右；而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約2300萬人，月均養老金加上津貼福利等可領6000多元，兩者差距達30倍之多。即使城鎮一般退休職工月均養老金，也多能領取3000多元。
2025年，中央將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定為143元。「今日頭條」網站博主「糖炒慄慄子」日前發帖文說，西部偏遠農村、未額外繳費的老人按此標準領取，僅能作為生活補充。中西部地區農民基礎養老金每月153元〜173元，只能覆蓋部分日常用品開支。
他舉例，黑龍江在中央標準上疊加10元省級補貼，每月163元；河南對脫貧村老人額外增發10元，月領153元；四川全省統一每月人均173元。
帖文接著寫道，東部發達地區，農村老人每月可領500元〜705元，如蘇州農村老人基礎養老金達705元、常州515元、嘉興680元、寧波650元。
此外，根據地方社保局公開統計數據，2024年農民人均養老金收入超過500元的省份，只有四個：上海1753元、北京1524元、天津563元、浙江510元；200元以下的有九個省份，倒數五名分別是吉林168元、貴州175元、甘肅182元、廣西185元、雲南185元。
上述農民養老金涵蓋「基礎養老金」和「個人帳戶養老金」，後者依個人繳費積累與地方補貼計算。相比之下，機關事業單位退休者，實際收入除了「基楚養老金」外，通常還包括職業年金、財政補助、地方津貼、醫療福利等。
王赫直指：「中共目前執行的財政政策偏重利益集團，口頭講的民生保障，在養老這一塊完全就是個謊言。」
「高齡空心村」演變為區域性危機
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勞動力外流導致的「高齡空心村」已從個別現象演變為區域性危機。孫國祥以「有人口、無年輕人；有村莊、無照護能力」的概念來描述這種結構性風險。
隨著行政村與自然村數量的長期下降，農村空間正在收縮，老人照護問題已從家庭私人領域升格為基層治理的火藥桶。
王赫分析道，在農村，如果老人失去勞動能力又無子女贍養，往往陷入極其淒慘的境地。
據調查，農村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與其生活質量密切相關，慢性病與生理痛苦、空巢化與精神孤獨，還有隨著年輕勞動力外流，傳統的「養兒防老」模式崩塌，導致老人孤苦無依，身體普遍存在過度勞損。
「自己照顧自己都困難，怎麼可能還去照顧別的老年人？」王赫質疑。
財新網的報導證實了這一困境。最初被視為典範的「肥鄉模式」，如今因資金來源不穩、對失能老人收容能力不足而陷入困境。在西部山區，由於缺乏集體經濟分紅，互助中心根本無法運作，大多數老人仍處於「完全依靠自己生活」的孤立狀態。
孫國祥警告，這可能引發孤獨死、失能老人受詐騙侵害，以及基層幹部被迫承擔無限責任等一系列危害。
中共財政惡化：優先科技與國防 忽略民生
中共地方政府正因「土地財政」的崩塌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財政部數據顯示，2026年1〜2月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同比下降25.2%，而同期「債務付息支出」卻增長22%，顯示債務利息已成為地方財政增長最快的剛性負擔，嚴重排擠了民生預算。
歐洲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分析指出，儘管社會保障支出有所增加，但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用於補貼公務員與事業單位的退休金，另有近三分之一用於補貼一般民眾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真正流向老人的社會福利微乎其微。
MERICS報告更揭示了當局的政策優先順序：2026年預算案中，中央將重點放在科學技術與國防，進而擠壓了民生社保支出。
王赫指出，解決全中國農村養老問題估計僅需1萬億元人民幣，相對於政府一年逾40萬億元的總支出，問題不在於財政能力，「而是它不願意在這上面花」。
讓「小老照顧大老」的模式究竟能撐多久？孫國祥的答案是：「撐不久了」。他指出，這種模式只能作為短期的「補位」，無法成為長照的主體。隨著2035年中國失能老人預計達到4600萬人，今天的照顧者10年後也會變成被照顧者，屆時缺乏專業、低補貼、靠人情維繫的體系必將失靈。
孫國祥總結道，「互助養老」政策並非解決危機，而是將危機「延後、下放、隱形化」．他警告，中國的養老正在從家庭問題變成財政問題，再變成危及社會穩定的問題。
責任編輯：孫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