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5月18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Mohamed Moutii撰文／信宇編譯）過去十年，歐洲在全球氣候政策制定中發揮了領導作用，2019年啟動的《歐洲綠色協議》（European Green Deal）尤為引人注目，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簡稱EC）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將其比作「人類登月時刻」（man on the moon moment）。這個綠色協議旨在到2050年使歐洲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氣候中和（climate-neutral）的大陸，同時促進創新並加強歐洲的工業基礎。
然而幾年過去了，結果卻令人大失所望。綠色協議非但沒有實現其目標，反而日益與能源成本上升、競爭力下降和政治反彈等聯繫在一起。它加深了歐盟（European Union，簡稱EU）內部的分裂，令全球關係緊張，並增加了家庭和企業的壓力——這引發了人們對綠色協議的可行性和長期經濟影響的嚴重質疑。
綠色意識形態如何削弱歐洲經濟
當前歐洲經濟停滯不前，凸顯了其能源和氣候戰略中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而這與《歐洲綠色協議》的走向密切相關。自綠色協議啟動以來，歐洲的競爭力急劇下降，而能源成本飆升正是其核心原因。如今，歐洲的電價是美國和中國的兩到三倍，其中稅收幾乎占總成本的四分之一。
這些結果很大程度上源於政策選擇。儘管歐洲的排放量僅占全球的6%，歐盟具有約束力的目標是到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到2030年減排55%，此舉限制了歐洲的能源供應。與此同時，歐洲逐步淘汰核能、限制天然氣供應以及依賴間歇性可再生能源，這些措施都削弱了能源安全，加劇了價格波動。對於能源成本可占總生產成本30%的工業而言，能源供應緊張加上碳定價（carbon pricing），已經成為一項關鍵制約因素，迫使企業縮減規模、搬遷或關閉，加速了整個歐洲大陸的去工業化進程。
汽車行業清晰地展現了這些壓力：該行業占歐盟GDP的7%以上，並提供了近1,400萬個就業崗位。然而，2035年內燃機禁令（ban on combustion engines）的壓力迫使該行業迅速轉型為電動汽車，儘管技術挑戰和市場限制尚未解決。正如德國豪華汽車巨頭梅賽德斯-奔馳（Mercedes-Benz）首席執行官康林松（Ola Källenius）所警告的那樣，這項政策有可能令汽車行業「全速撞牆」（full speed into a wall）。汽車行業面臨的後果已經顯現：產量下降、重組加劇、大量失業——自2020年以來這個行業已經損失8.6萬個工作崗位，到2035年，還將有多達35萬個工作崗位面臨風險——與此同時，監管變得日益嚴格，預計在2030年前利潤將下降7%至8%，令汽車行業陷入虧損，並削弱歐洲在全球汽車行業的領先地位。
農業也成為「綠色協議」最明顯的受害者之一。更嚴格的排放、土地利用、農藥和化肥規定推高了成本，加劇了產量波動，對小農戶的打擊尤為沉重，並加速了大型農業企業的整合。諸如減少50%的農藥使用量和擴大有機農業規模等目標，可能會導致產量大幅下降，威脅到農村生計和糧食安全。這些政策非但沒有鼓勵農民創新和提高生產力，反而限制了生產，引發了廣泛的抗議，並削弱了競爭力和可持續性。
總而言之，這些壓力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反映了影響範圍更廣的經濟負擔。歐盟委員會（EC）估計，轉型每年至少需要2,600億歐元的額外投資，總成本最高可達歐盟GDP的12%——這對歐洲經濟而言，無疑是一個日益難以承受的負擔。
綠色協議的中央計劃問題
如今，經濟上的壓力正在轉化為政治上的反彈。近年來，反對歐洲綠色協議的呼聲席捲整個歐洲大陸——從農民和工業團體到選民和政黨，無一遺漏。2024年歐盟選舉結果證實了一個早已顯而易見的事實：曾經占據主導地位的綠色共識正在瓦解。作為回應，布魯塞爾方面已開始悄然撤回歐洲綠色協議政策的關鍵要素——放鬆監管、引入漏洞，甚至刻意迴避「綠色協議」（Green Deal）這個說法。曾經被視為歷史性變革的計劃，如今正在瓦解。
這種反彈反映了更深層次的失敗。儘管歐盟在2021年至2027年間在這方面的撥款高達6,800億美元——超過歐盟預算的三分之一——但是「綠色協議」對環境的改善十分有限，同時給歐洲家庭和企業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他們現在面臨著更高的能源價格、稅收壓力和監管壓力。
問題不僅在於執行層面，更在於結構層面。「綠色協議」依賴集中規劃來管理複雜的能源轉型，但是政策制定者卻缺乏有效實施轉型所需的信息和激勵機制。其主要缺陷在於拒絕技術中立（technological neutrality）原則。領先的製造商支持電動、混合動力、氫能和電子燃料等多種能源的混合發展，以促進自由競爭並催生高效的解決方案，然而布魯塞爾卻強行推進單一路徑——這種做法實際上是集中決定哪些技術能夠生存下來，並將行業專業知識邊緣化。
在這種體系下，結果可想而知：資源錯配，競爭扭曲，失敗的代價高昂。歐洲嚴格的監管環境加劇了這些扭曲，歐盟單一市場內部壁壘導致商品關稅高達44%，服務關稅高達110%，進一步限制了效率和創新。
德國經濟清晰地展現了這些動態。長期以來，德國被視為歐洲綠色轉型的領導者，其「能源轉型」（Energiewende，德語，即英語中的energy transition）——即擴大可再生能源並逐步淘汰核能——自2002年以來已耗資約8,000億美元，但是收效甚微，導致德國工業的電力成本比美國競爭對手高出五倍之多。可再生能源領域取得的大部分進展都被關閉零排放核電站的後果所抵消。據估計，如果保留核電產能，德國本來可以以一半的成本實現73%的減排目標，這凸顯了意識形態驅動型政策的局限性。
如果與美國進行比較的話，得出的結果頗具啟發意義。在美國，自1990年以來，全國經濟規模翻了一番多，但是排放量卻有所下降——這主要得益於市場力量，特別是轉向更便宜的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的擴張。這種組合在減少排放的同時，並未帶來相應的成本。與此同時，歐洲則採取了一種更為僵化、政策主導的方式，導致物價上漲，經濟增長放緩。
歐洲綠色協議更深層次的啟示就是，氣候政策若背離了歐洲賴以繁榮的根本原則——自由企業、開放市場、私人創新和有限政府等——便無法取得成功。歐洲集中規劃的氣候議程與經濟現實發生衝突，削弱了經濟增長，並引發了政治反彈。能源轉型無法通過集中規劃、補貼和政治指令來實現。創新源於競爭、實驗和市場信號，而不是政府對技術成果發號施令。
本文刊自總部位於馬薩諸塞州的智庫「美國經濟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簡稱AIER）的網站。
作者簡介：
穆罕默德‧穆提（Mohamed Moutii）是阿拉伯研究中心（Arab Center for Research）的研究員、歐洲經濟與財政問題研究所（Europ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 and Fiscal Issues，簡稱IREF Europe）的研究員，以及伊本‧赫勒敦自由思想倡議組織（Ibn Khaldun Initiative for Free Thought）的成員。他翻譯了大量英文書籍，致力於在阿拉伯語世界傳播自由市場理論。他的作品包括發表在多家西方和阿拉伯智庫的文章、分析和政策簡報。
原文：Europe’s Green Deal Is Unraveling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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