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5月18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Mohamed Moutii撰文／信宇编译）过去十年，欧洲在全球气候政策制定中发挥了领导作用，2019年启动的《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尤为引人注目，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简称EC）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将其比作“人类登月时刻”（man on the moon moment）。这个绿色协议旨在到2050年使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气候中和（climate-neutral）的大陆，同时促进创新并加强欧洲的工业基础。
然而几年过去了，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绿色协议非但没有实现其目标，反而日益与能源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和政治反弹等联系在一起。它加深了欧盟（European Union，简称EU）内部的分裂，令全球关系紧张，并增加了家庭和企业的压力——这引发了人们对绿色协议的可行性和长期经济影响的严重质疑。
绿色意识形态如何削弱欧洲经济
当前欧洲经济停滞不前，凸显了其能源和气候战略中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而这与《欧洲绿色协议》的走向密切相关。自绿色协议启动以来，欧洲的竞争力急剧下降，而能源成本飙升正是其核心原因。如今，欧洲的电价是美国和中国的两到三倍，其中税收几乎占总成本的四分之一。
这些结果很大程度上源于政策选择。尽管欧洲的排放量仅占全球的6%，欧盟具有约束力的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到2030年减排55%，此举限制了欧洲的能源供应。与此同时，欧洲逐步淘汰核能、限制天然气供应以及依赖间歇性可再生能源，这些措施都削弱了能源安全，加剧了价格波动。对于能源成本可占总生产成本30%的工业而言，能源供应紧张加上碳定价（carbon pricing），已经成为一项关键制约因素，迫使企业缩减规模、搬迁或关闭，加速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去工业化进程。
汽车行业清晰地展现了这些压力：该行业占欧盟GDP的7%以上，并提供了近1,400万个就业岗位。然而，2035年内燃机禁令（ban on combustion engines）的压力迫使该行业迅速转型为电动汽车，尽管技术挑战和市场限制尚未解决。正如德国豪华汽车巨头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首席执行官康林松（Ola Källenius）所警告的那样，这项政策有可能令汽车行业“全速撞墙”（full speed into a wall）。汽车行业面临的后果已经显现：产量下降、重组加剧、大量失业——自2020年以来这个行业已经损失8.6万个工作岗位，到2035年，还将有多达35万个工作岗位面临风险——与此同时，监管变得日益严格，预计在2030年前利润将下降7%至8%，令汽车行业陷入亏损，并削弱欧洲在全球汽车行业的领先地位。
农业也成为“绿色协议”最明显的受害者之一。更严格的排放、土地利用、农药和化肥规定推高了成本，加剧了产量波动，对小农户的打击尤为沉重，并加速了大型农业企业的整合。诸如减少50%的农药使用量和扩大有机农业规模等目标，可能会导致产量大幅下降，威胁到农村生计和粮食安全。这些政策非但没有鼓励农民创新和提高生产力，反而限制了生产，引发了广泛的抗议，并削弱了竞争力和可持续性。
总而言之，这些压力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反映了影响范围更广的经济负担。欧盟委员会（EC）估计，转型每年至少需要2,600亿欧元的额外投资，总成本最高可达欧盟GDP的12%——这对欧洲经济而言，无疑是一个日益难以承受的负担。
绿色协议的中央计划问题
如今，经济上的压力正在转化为政治上的反弹。近年来，反对欧洲绿色协议的呼声席卷整个欧洲大陆——从农民和工业团体到选民和政党，无一遗漏。2024年欧盟选举结果证实了一个早已显而易见的事实：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绿色共识正在瓦解。作为回应，布鲁塞尔方面已开始悄然撤回欧洲绿色协议政策的关键要素——放松监管、引入漏洞，甚至刻意回避“绿色协议”（Green Deal）这个说法。曾经被视为历史性变革的计划，如今正在瓦解。
这种反弹反映了更深层次的失败。尽管欧盟在2021年至2027年间在这方面的拨款高达6,800亿美元——超过欧盟预算的三分之一——但是“绿色协议”对环境的改善十分有限，同时给欧洲家庭和企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他们现在面临着更高的能源价格、税收压力和监管压力。
问题不仅在于执行层面，更在于结构层面。“绿色协议”依赖集中规划来管理复杂的能源转型，但是政策制定者却缺乏有效实施转型所需的信息和激励机制。其主要缺陷在于拒绝技术中立（technological neutrality）原则。领先的制造商支持电动、混合动力、氢能和电子燃料等多种能源的混合发展，以促进自由竞争并催生高效的解决方案，然而布鲁塞尔却强行推进单一路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集中决定哪些技术能够生存下来，并将行业专业知识边缘化。
在这种体系下，结果可想而知：资源错配，竞争扭曲，失败的代价高昂。欧洲严格的监管环境加剧了这些扭曲，欧盟单一市场内部壁垒导致商品关税高达44%，服务关税高达110%，进一步限制了效率和创新。
德国经济清晰地展现了这些动态。长期以来，德国被视为欧洲绿色转型的领导者，其“能源转型”（Energiewende，德语，即英语中的energy transition）——即扩大可再生能源并逐步淘汰核能——自2002年以来已耗资约8,000亿美元，但是收效甚微，导致德国工业的电力成本比美国竞争对手高出五倍之多。可再生能源领域取得的大部分进展都被关闭零排放核电站的后果所抵消。据估计，如果保留核电产能，德国本来可以以一半的成本实现73%的减排目标，这凸显了意识形态驱动型政策的局限性。
如果与美国进行比较的话，得出的结果颇具启发意义。在美国，自1990年以来，全国经济规模翻了一番多，但是排放量却有所下降——这主要得益于市场力量，特别是转向更便宜的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扩张。这种组合在减少排放的同时，并未带来相应的成本。与此同时，欧洲则采取了一种更为僵化、政策主导的方式，导致物价上涨，经济增长放缓。
欧洲绿色协议更深层次的启示就是，气候政策若背离了欧洲赖以繁荣的根本原则——自由企业、开放市场、私人创新和有限政府等——便无法取得成功。欧洲集中规划的气候议程与经济现实发生冲突，削弱了经济增长，并引发了政治反弹。能源转型无法通过集中规划、补贴和政治指令来实现。创新源于竞争、实验和市场信号，而不是政府对技术成果发号施令。
本文刊自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智库“美国经济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简称AIER）的网站。
作者简介：
穆罕默德‧穆提（Mohamed Moutii）是阿拉伯研究中心（Arab Center for Research）的研究员、欧洲经济与财政问题研究所（Europ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 and Fiscal Issues，简称IREF Europe）的研究员，以及伊本‧赫勒敦自由思想倡议组织（Ibn Khaldun Initiative for Free Thought）的成员。他翻译了大量英文书籍，致力于在阿拉伯语世界传播自由市场理论。他的作品包括发表在多家西方和阿拉伯智库的文章、分析和政策简报。
原文：Europe’s Green Deal Is Unraveling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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