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1日讯】（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谈的是《劫后天府泪纵横》这部片子，它走的是一条奥斯卡的荆棘路。我们请到夏明教授还有横河先生在现场和各位观众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免费电话和我们一起进行讨论。
主持人：我们先接听一下纽约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杨先生：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恭喜夏明教授进电影奥斯卡奖提名，您第一部电影能得到提名，已经相当不错了。有多少电影人工作了几十年，他们都没得到过提名，您第一部电影参与进去马上就得到提名，这是一个可喜之事。
另外，听上去您好像有点不服气。但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讲，我给您提点意见，您别放弃，接着拍。再拍呢，把佐罗（Zorro，传说中的蒙面黑侠）加进去，您演的一堆苦人光在那儿哭着，没人去救，换作我，我要是那个评委，我也不会给您那个奖。您得编个佐罗进去，哪怕是用一个假佐罗，你艺术想像，发挥一下，您别弄纪录片，您弄一部试试看，把他们都给救了，您瞧瞧您获奖不获奖？您别放弃，再接再厉，还是原班人马，您加个佐罗进去，把谭作人编成佐罗也成，把那个第一个拖拉机队编成佐罗也成，您得把他们救出来，你不能光让他们苦儿、泪儿在那儿哭，没完没了的，那谁看了都难受，怎么能给您奖，叫我也不会给您奖，你要加个佐罗进去，我给您奖。
主持人：非常谢谢杨先生。杨先生刚刚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您们拍摄的过程中，反映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以及您不管是在好莱坞的角度，或者在卡麦隆的角度来选择的时候，您们当初在做的时候，还有在之后是不是有碰到过像这样的一些交战的问题？
夏明：对，我也知道好莱坞获奖的那些大片，包括那个辛德勒的名单，那些这么苦的影片，它就得有希望、有胜利。所以我们看到获奖的这部影片《普鲁登斯的音乐》里面，尽管在津巴布韦目前的独裁下，她是一个受遗弃的残疾女孩子，但是她们有歌声，她们有喜乐，她们有希望。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确实是胜我们一筹的。
我们这部电影没有佐罗，对的，没有佐罗。那么大家看了以后，是不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以外，确实没有希望？大家看了以后都很痛苦、很失望？所以在评选的时候，在进行引导我们这一类片子的时候，那个节目主持人就说，其实纪录短片也是娱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也给我们做了很多贡献。那时我心里就想，这下完了，我们的电影根本就没有娱乐性。
另外有一个很有名的纪录片制片人叫做麦克摩尔( Michael Moore )，他就曾说：你想一想，如果你要别人进到电影院里面去看的话，一般人到了星期五晚上，好不容易累了一个星期，总想放松一下，如果你制作的那个纪录片，让大家都感到绝望、沉重、伤心，就那么回去，那是干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影片最大的一个缺陷。
但是我这边又一想，对啊，为什么我们没有佐罗呢？我们的佐罗就像刚才杨先生说的谭作人、黄琦、艾未未，还有艾晓明，他们要不是被关进了监狱，要不就是被打得颅内出血，要不就像艾晓明一样，限制了他的自由，不许他出席各种公共活动。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电影，它作为一个纪录片，它是在纪录中国的政治现实，所以，我们没有佐罗的话，说明中国的政治确确实实在目前还让我们看不到佐罗，看不到希望。
主持人：您有您们的选择性，有您们的原则。
夏明：另外，我们的局限性是我们想离开这个地球，但是我们没办法离开地球。所以我们想在中国的政治中找到一种希望，找到一种佐罗式的人物。但是，现在佐罗式的人物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被锒铛入狱”了。
主持人：是的。我们现在再接听另外一位休士顿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
高先生：你好。我觉得这是做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对他们的勇气表示非常的赞佩。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人应该叫好，作为一个观众，我为他们叫好，非常佩服。
主持人：非常谢谢高先生。刚才夏教授提到，您不管在这之后或者在过程中，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部片子为什么要这样拍，为什么表现出来的好像是民众很绝望的一面？横河先生，您是不是可以就这一方面来看一下，说影片里面政治化，或者中共说这部影片刻意丑化中国政府等等，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横河：这部片子，自从去年做了节目以后，我也看了好几遍。我觉得这一部片子，如果要说政治化，我认为在这一类题材的片子当中，它是最不政治化的。它只不过是反映了那个现实，是现实带有政治因素，并不是这部片子带有政治因素，它只是反映这个现实，而且反映得非常真实。因为当时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景象和我们担心的这些事情，在后来的这一年当中都一一兑现了，很不幸的兑现了，包括这些家长们最后没有办法而去申诉，但帮家长申诉的人却进了监狱或者是被殴打。那么这些情况，当时在第一次做评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担忧了。
而且这部片子在拍摄的时候，并不是能够这样子拍，能够那样子拍，因为这是一部纪录片，它当时是尽可能的把现实记录下来，这就已经不容易了。它不可能事后再去补拍，或者是塑造一个人物后再去这样做。
其实那也是可以的，你要是把很多别的东西都加在一起，将来要拍一部大的故事片，我相信这会是非常感动人，而且是非常有内容的。就像艾未未拍的《老妈蹄花》，他就把后续的一些故事，像谭作人被审判，然后大家怎么样去声援他，这些都是能够拍出很好片子的题材。但是，这并不是这部片子的责任，将来会有别的人去拍的，我觉得这一部片子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主持人：您们在拍摄的时候，我看见您准备了一张小女孩的照片。您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那些事情会使您心动的？
夏明：我当时去富新小学，看到灵堂里放着很多小孩子的照片，而且女孩子的照片特别多。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女儿，岁数也跟这些孩子一样大，都是五年级的学生，所以我看到这些爸爸抱着自己女儿的照片，这种伤心，作为一个男人的这种伤心让我感触特别深。
为什么我感触特别深？第一个感触，我感觉中国的农民真伟大，因为他们没有重男轻女，对他们的女儿都这么的爱，个个都打扮得这么漂亮，这么的光鲜。他们确实已经不是我们所说的，农民都一定重男轻女，只有儿子死了会心痛，女儿死了就死了。他们对于这个女儿的伤痛是这么的强烈，让我觉得很伟大，他们真的是很爱他们的子女。
另外，我看到这些孩子都这么可爱，我觉得这些孺子这么的薄命，确实让我非常的伤心。另外我看到了一个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做毕月心。我觉得她的名字取得非常好，就有一付闭月羞花的味道，而且令我非常震惊的是，我看到她的照片以后，我就说她可以成为好莱坞明星，就这样我把她的照片给拍了下来。
这一次我去好莱坞的时候，我也把她的照片带着，后来我还找了一个朋友陈奎德给写了一个字“公道”，因为我想他们这些父母，到现在还在继续寻求公道，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公道。那么如果这个孩子未来将是一个好莱坞明星，那我就帮她带过去，为她了个愿，那我心中也会觉得很宽慰，就这样，我就把她的照片也带过去了。
主持人：好，我们接听一下纽约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张先生：你好。今天这个题目很即时，确实也选得非常好。尤其是看到夏明教授在百忙之中亲自到现场来，为我们介绍和谈一谈背景。我感觉应该很形象的去描绘他们这一次的举动，这真的是“虎口拔牙”呀！就带有这么一种精神，真的是勇气可嘉，而且具有高度历史资料的价值，这是为人民做了一件非常功德无量的事情。
虽然奥斯金像奖没有拿到，但是一点儿都不遗憾，我相信在人民心目中的奖，胜过于奥斯卡金像奖，这是我的感觉。同时，我也想问夏明教授一个问题，您有没有想过后果的可怕？譬如把您抓起来劳动教养、判刑，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泄漏国家机密罪等，您有没有担心过这些呢？我想问问夏明教授，谢谢。
主持人：非常谢谢张先生，这也是后面我们想要问的。在中国，只要做地震调查的人，我们都看到了，不是锒铛入狱，就是人身受到攻击、迫害。您们在现场拍摄的时候，也被拘留过，那么您有没有考虑到这些后果？还有您当时面对的一些情况，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夏明：是的，我是一直有考虑到这些后果的。因为我是做中国地方政治的，我知道中国的政治的确是比较可怕的。而且我们当时开始做的时候，从第一天开始做下去的时候，就跟那些武警、特警、公安，还有军人发生碰撞，因为他们有很多地方都不许我们进去，不许我们靠近，都把我们驱赶开，所以应该说当时的阴影就很强。后来，我们也有几次遭到公安的威胁，因为我们碰到一些群体事件以后，我们去把那个情形拍摄下来，而经过两天以后，汉旺中心小学的父母在那里堵路，结果又让我们给碰到了。
上一次我们碰到德阳市公安局的局长，他也是德安市副市长叫陈正权，他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很讨厌，说我们像一群苍蝇和流氓一样，所以就叫外事警察来把我们赶走，后来又威胁我们，说要逮捕我们，叫我们马上离开他的地盘，如果再看到我们的话，就会把我们逮捕。
所以我们一路都碰到这样的骚扰，尤其到了“六一”国际儿童节那天，我们想最后再拍摄一些镜头就走，因为当时受难学生家长，无论是富新小学还是都江堰的，他们都在“六一”那天举行对孩子的纪念活动，他们说要给孩子过最后一个天堂中的“六一”。所以我们就想了，如果我们这部影片要有一个最后的交代的话，那么我们这部影片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结束，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完美的交代了。
当我们想要去拍的时候，我们的车子到了以后，就发现警察已经密布，我们还没下车就把我们给盯上，把我们给截住了。后来我就跟阿尔帕特讲，说我们可能必须放弃我们的拍摄计划，如果我们一出去的话，一定会被逮捕，而且一定会发生冲突。所以我们就没有下车，就这样放弃了。
后来，我们回到了成都的宾馆里，准备出去买一点礼物，第二天就回国。结果我们在超市的时候，就被警察给围住了，德阳那边的警察一直追到成都来，把我们给围住。后来，四川省出入境管理局的警察也一起配合，把我们全部带到四川省公安厅去，询问我们，给我们作记录等，就这样折腾了8、9个小时，搞到半夜大约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才把我们放走。
这对我来说，就像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奥斯卡、红地毯、荆棘路”。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走上奥斯卡的红地毯应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其实，我知道这一路的辛酸和恐惧。另外，像刚才这位先生问的，我也知道未来的路更是一条荆棘路了。
主持人：听到这儿，我们也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面对这样的危险时，您还要继续去做很伟大的事情。那我想请问横河先生一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譬如中共可以利用地震这件事件来宣传它另外一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米子，那个制作人提到，您们在拍摄过程当中，您们去突出这些老百姓、罹难学童家长们的哀痛情绪，以及他们怎么样去抗议，但是却忽略了德阳市的那位局长、副市长跟你们说怎么样怎么样。这件事情，横河先生，您可不可以评论一下？
横河：这个其实很简单，在美国，不管你在新闻界还是在娱乐界，对于官员、领导的正面报道永远都不是主题，它要反映的主题，永远是普通的民众、事件的本身。实际上中国的报道是不正常的，就以地震的报道来说，重点应该在受难者，在那些生存下来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生存的，即使我们抛开所有的政治因素的话，他们也应该是主体。
所以美国这个团队所拍摄的和编辑出来的内容，是符合纪录片的标准的。因为后来来的这些所谓抗震救灾或者什么领导指挥，这些都是人为加上去的东西，这些东西作为主旋律来说的话，是它需要的宣传，但它不是这件事件的本身。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像刚才夏明教授介绍的，在灾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在能动用的人力、物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它们仍然有相当的力量可监控外来的摄制组，而这个摄制组肯定是不会招惹麻烦的，它只是作为旁观者在拍摄而已，但竟然有这么多警察可以来做这件事，而不顾在那里还有很多人没有抢救出来，还有这么多严重的灾情，它却去跟踪这个摄制组，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夏明：我想补充一下，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时候，都已经10天了，还有学生还没有挖出来，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拍到一些爸爸在找孩子的镜头。因为都10天以后了，而且也不是在大山区，就在汉旺镇，那么10天以后还没有找到，像这种情况，确确实实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另外，我想说一下，在我们制片的过程中，我们也是非常看重怎么样最客观、最真实的表达我们整个见闻。我记得当时我们美国这边的两位导演，像阿尔帕特，他身为一个导演，他当然希望能够拍到他想拍的东西，所以他就有一种期盼，他告诉我说，希望这些老百姓可以跟我们讲一些话，能够跟我们讲这些东西。我就跟他说，他们不是你的演员，你不能去导演他们。
另外，他不仅希望能够听到老百姓个人的故事，老百姓是不是还可以谈谈这个学校的整体情况，或谈其它一些什么情况？我也给他干预，我说他们都是农民，他们没有抽象概括的能力，他们不是大学教授。如果让他们讲自己的故事的话，那么这是真实的，如果他们讲到别人的东西的话，那么政府就会说他们毁谤，是在泄漏国家机密等等，那么就会抓他们，就会判他们的刑。那么在我们的制作过程中，就力求“完全的真实”，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四川人，当我用当地话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觉得也加强了这种真实。
然后，我们回来以后，在制片的过程中，我们也知道这部影片会受到中国政府强烈的关注，会受到中国政府强烈的打压。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政治后果，因此我们在制片过程中，都是力求完全以客观的眼光在看。所以整个影片当中，你看到我们没有任何一句评论，我们全部都是由当地的群众和老百姓自己讲他们的故事，我们只是作记录。
那么从这一点上，我就觉得，如果把我们这部影片和其它纪录片相比的话，其它纪录片都有一个叙述人，而我们这部影片没有叙述人，因为我们要让这部影片最大限度的保持它的真实性。
（待续）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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