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脱离劳教所的迫害来到多伦多。迫害使我的记忆力严重损伤，当时连苹果“apple”这样最简单的英语单词都记不起来。经过一年的恢复与努力，我终于考上多大，第一学期结束时，由于成绩优异，我得到了一笔奖学金……
二零零四年末，我来到加拿大。好不容易挺过劳教所的非法关押，亲人们都希望，我这次能够有一个平稳的生活，上学是他们希望我能在海外立足的第一步。
可是谈何容易，年龄大，劳教所的残酷迫害使我的记忆力严重损伤，上多伦多大学要考英文，当时我连苹果“apple”这样最简单的英语单词都不会。努力学习一年下来，我的托福成绩仍然不够。多大本身的英语入学考试我也考了两次，每次成绩都达不到入学水准，但两次的各项成绩正好互补，按规定也算是合格了。我终于打擦边球进入了多大的城市设计（Urban
Design）专业。
与其他学校的同类专业相比，多大的功课多而繁重，最后还要完成毕业论文。按照常理，我这样的英语水平是难以应付这两年的学习负担的。
辛迪获得学位的毕业照。
我的同学
我的同学中有五个来自伊朗，其他来自印度和牙买加，他们中成家的生活压力很大，没成家的希望尽快找对象，没有人专心学习。由于各人的文化差异也很大，所以相处并不容易。印度年轻一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较勤奋守时。而伊朗同学却仍然过着古代的悠闲生活，对他们来讲，能够等待别人才是美德。牙买加同学即像英国绅士一样守时，又因为年龄比较大，说话做事也像过去的绅士一样慢悠悠的。
第一次设计作业，只有我和印度同学按时完成，几位伊朗同学在相互等待中没有按时完成。印度同学看到别人在我们做讲解时还在做作业，愤愤不平，尤其对年龄最小的那位伊朗同学。
我跟同学们说：“我们能有机会在一起不容易，我希望咱们班每个人都能按时拿到学位，落下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不会高兴的。咱们找个时间开个交流会吧，把我们各自的软件技能互相交流一下，这样大家的速度都能快一些。”
印度同学偷偷对我说：“我才不讲呢，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你没看出来吗？他们根本不想做。”我安慰他不要着急。后来，大家找机会坐下来，进行了软件技能等方面的交流。我虽然英文不好，但因为工作经历多，所以技能比较强，就毫无保留的教了同学们很多东西。同学们都很高兴，觉得我这位同学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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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演讲
在西方的大学里，共产邪恶主义的思潮还在毒害着学生，在一门和都市规划专业学生一起上的历史理论课上，教授让每人挑选一个题目做讲解。其中有一个共产邪恶主义的题目，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讲真相的切入点，但这个题目被安排在第一个，对于我的英语水平来说，要演讲不容易，何况时间还这么紧。但我就选了这个题目。
我把教授指定的那本在西方学术界很有名的书借来一看，全是和中共政治书一样的论调。一般情况下，学生应该介绍书中的内容，但我冒着“大不讳”，准备了一个完全反对书中论调的演讲。按照常规，这样很可能得不到好成绩，但我觉得这不重要，绝不能让共产邪恶主义继续毒害人。为了那个讲解，我收集了文革宣传画、中共迫害白人修女的照片，以及其他迫害图片，特别是，加上我在大陆因修炼法轮功而受迫害，腰椎摔断后打上钢板的X光片子。这些图片有力的弥补了我语言上的不足。
课堂上，几十个学生全都被我的讲解吸引了。一下课，规划专业的同学就过来对我说：“你真勇敢！你讲得非常好，我学到了很多！”
回到我们自己的设计室，我小班上的同学讨论的更是热烈。他们都问我什么是法轮功，什么是迫害，为什么会这样等等。我一一给他们回答。同学们震惊不已，特别是伊朗同学，他们都说：“我们只知道伊朗政府很残暴，很多反对政府的伊朗人失踪了。没想到还有比伊朗政府更不可理喻的政权，就连没有反对它的人也要迫害！”同学们让我展示功法，大家很感兴趣。
不过，我的印度同学对功法有些不服气，觉得印度的瑜伽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所以法轮功不一定比印度瑜伽更好。我不急于和他争执，来日方长。
那年的新年，我到美国看望我的家人。七年的迫害中，白发苍苍的父母跟着我吃了无数的苦，我的哥哥在美国，他们早就能移民，可为了看顾迫害中身有残疾的我，他们一直和我一起面对中共的压力。
我们全家第一次在没有中共邪恶的威胁下，过了一个快乐的团圆年。这个时候，我接到学校的电子邮件说，因为学习成绩优异，我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家人非常高兴。父母心中的阴云扫去很多，哥哥也主动提出让我教他炼功。
同辈认可奖
第二学期，课程中有很多需要小组合作的作业。我每次不但全心全意完成我自己的部分，还把其他同学做得不够的地方也补充了。同学们都说，我是个负责任的伙伴，所以都争着和我在下一个作业中合作。
在这些合作中，同学们的矛盾也更加暴露出来，不但不同民族的同学，就连伊朗同学之间也打得不可开交。有些同学亲人需要帮助，难以完成自己的功课，影响到小组，包括我。同学们纷纷都来向我诉苦，讲他们各自认为的道理，和他们看到别人身上的不足。
每当他们找我时，我就把我对“真善忍”的一些理解，用他们能接受的语言讲给他们，劝慰他们要理解对方为什么那样想他们，为了别人的错误而生气，是对自己的伤害，现在看这件事很生气，要是过二十年你还会生气吗？可能觉得只是一个小插曲，会哈哈笑的等等。
同学们听完心都变得宽广了，纷纷给自己的家人打长途电话说：“我的中国同学辛笛在我和同学生气时，总是劝我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告诉我遇到这样的事，是对自己的品行锤炼的好机会，如果我能够经受住锤炼不生气了，将来就会成为更加受人喜爱的人。”还告诉家人，辛笛是炼法轮功的。他们的家人说：“你这位同学真是个明白人，她说得太好了。我也想看看法轮功的书。”
有位同学比较喜欢和他人交往，心思总是不能放在学习上，常常完不成自己的作业，谁都不愿意和她一个组。我觉得不能把她落下，就主动提出要和她在一个组，她听到很惊讶。她把我当作班里唯一的知心人，对我诉苦，问我生活中的问题，我先肯定她的能力，鼓励她集中精神完成学业，并用她能理解的方式告诉她“先他后我”的道理，告诉她，只有这样做，才能解决她和其他同学的矛盾。
第二学期结束时，学生会年度评选各班的“同辈认可奖”，要各班同学自己投票选出对班里最有贡献的学生，同学们选了我。
在圣地亚哥
多伦多大学城市设计小组师生与加拿大驻智利大使的合影。（大纪元）
第三学期的城市设计课要去智利首都，这吸引了我所在的建筑、园林和设计系里各个专业的学生。
几十名同学和教授来到了智利的圣地亚哥，承担的设计都是智利政府对首都改造的真实课题。我们完成设计后，要向智利当地的专家学者们和多大教授们做设计意向的讲解，在圣地亚哥当地大学的课堂上，我的一位同学在表达她的设计时，用一张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的大照片，作为她设计的城市公园活动的示意图。她在前面讲，我的同学们纷纷举起胳膊比划照片上的炼功动作，高兴的说：“法轮大法！”“法轮大法！”
多大一行人被看作加拿大派往智利的文化交流的使者，被加拿大驻智利大使邀请到大使官邸赴宴。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些智利的社会名流。这里的人们民风淳朴，由于当地法轮功学员比较少，他们大都没听说过法轮功，对这场迫害更是一无所知。我以自己的经历为背景向他们讲真相，他们听得非常认真，还问我如何查询更多信息。他们无不感慨的说：“你讲的事简直就像电影里的故事，就像二战期间的事。真没想到这些就发生在今天，就发生在你身上，你就站在我面前！”
完成了课题，我们大家去智利的海滨城市观光。面对浩瀚的南太平洋，我忽然觉得心胸一下宽广起来。
要回多伦多了，在智利的机场里，同学们都去免税店购物了，我主动帮大家看随身行李包。看到我一个人坐在几十个大包中间，一位小伙子来和我说话，做智利政府对外国游客的问卷调查，顺此机会我再向智利政府和人民讲法轮功真相。我一边讲，他一边认真做笔录，这些牵涉到他的国家智利的未来：“七十年代，智利曾经发生过共产主义风暴，很多人以为共产主义会给穷人带来幸福，看看现在的中国，这才是共产主义的现实。你们千万要避免这样的灾难。”这位青年神情庄重的对我说：“你可以放心，共产主义已经被智利人认清了，再也不会回来！”
回到多伦多机场，同学的亲人来接他们。同学们纷纷把我介绍给他们的亲人，告诉他们：“辛笛是我们的‘中国妈妈’，她一路上总是照顾我们，她是法轮功修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