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4日讯】破坏了大连官埸规矩 污染社会风气
80年代中后期的大连官埸，虽然也有一党执政缺失监督形成的诸多问题，比如官僚主义严重，办事效率低下，裙带关系等等，但有一点是我亲眼所见的，没有任何一个市级领导干部的太太直接经商。我由于善于交际，有许多朋友，所以，去过许多领导家做客，比如崔荣汉、魏富诲、于学祥、卞国胜、傅万忠等，他们的太太我都接触过。应当讲，他们大都既不喜欢出风头，亦不看重钱财，往往生活过得很清贫，有的上街买菜，不得不与小商小贩讨价还价，这种场面我巧遇过很多次。
由于那时，我的人事关系在市委办公厅下属的政研室暂存，又在新华社做级别最小的驻地记者，所以，谁也没有必要提防我。我四处乱窜，广交朋友，信息灵通，即使他们有心提防我亦难。因此，我当时目击的东西应当属实。有时，我回到位于大连市西岗区高尔基路27号的新华社大连支社吃午饭，因为没有自己的食堂，必须与王启星等人一起，穿过人民广埸，到附近的市政府大楼食堂去，也会与那里的官员聊天。我从未听说过，哪个当官的太太经商发财。从1988年开始，伴随着薄熙来的步步高升，谷开来在大连建起律师事务所，堂而皇之地大做生意，实际上，是在明目张胆地索贿受贿，别人都是敢怒不敢言。自此，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局面，此后，大连历任领导干部直系亲友经商捞钱的风气，一发而不可收拾。人们说，你看北京来的薄一波的儿媳都这样干，我们不捞钱还等什么，捞了还怕什么？于是，从科级、处级到局级、市级，再到省级，个个干部家属都抢钱红了眼，人人争学谷开来。毕锡桢书记也变了，他的儿子毕某勇，在斯大林路繁华地带，入股个体户杨某某的公司，办了餐饮歌舞等综合性的娱乐城，公安局副局长韩某某的儿子韩某办了桑那浴与地下赌城，魏富海市长的女儿与香港老板薛某某办了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大连开发区大建标准厂房出售等等。一时间大连群众议论纷纷，怨声载道，而大连新闻界在薄熙来的严密操控下，全用假大空的溢美之辞，掩盖现实，歌功颂德。薄熙来以“六‧四”时表现情况为借口清除了原先一些比较正直，专业水平比较高的新闻从业人员，把得意的亲信朋友安插在报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杂志社等要害部门，还通过他提拔重用的原《大连日报》农村部编辑、后来的社长、宣传部部长王惠全，严密监视中央级、省级驻大连数十家的媒体负责人，让他们感到恐惧，只能一个声调唱赞歌。这不仅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败坏了社会风气，带坏了干部队伍，而且使社会分配不公现象急速加剧，两极分化情况变得十分严重，官民矛盾，警民矛盾不断激化。而这一切又全部隐藏在谎言之下，成为社会矛盾积累的随时可能燃烧的引爆点。
挤走林庆民与傅万忠 为自己开路
大连消息人士指出，薄熙来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期间，一方面，表面上讨好老干部与同僚，见了毕锡桢书记叫毕叔，见了卞国胜副书记叫卞叔，见了于学祥书记叫学祥，另一方面，却经常去北京活动，请客送礼，让上边的大官对下边的小官施加压力。先是把原市委宣传部长林庆民下派到金州当书记，接替薄熙来留下的空缺，再在三个副书记中间，挑拨离间，寻求生存空间，算计挤走哪一个。
当时，毕书记名义上是大连市一把手，但其人原毕业于大连师专，为人拘谨严肃，又胆小怕事，起不到太大作用，而卞国胜虽从辽宁省辽阳一个小城市调来，但因在省委有背景，故大权在握，再加上他为人真诚，心胸开朗，所以，人缘不错。紧随其后，辽阳市副市长李玉臻等人相继调入大连市任副市长等职，亦足以说明他的权威，所以，薄熙来先紧紧靠上他，不间断地找他汇报工作，还与其儿子主动示好拉上关系，不论在什么埸合，都把卞叔挂在嘴上，听得我身上都起鸡皮疙瘩。有一次卞书记对我说，小姜呀，熙来这个人真不错，爸爸那么大的官，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像个可爱的大男孩！由于我与卞书记的儿子是好朋友，所以，与他讲话不绕弯。我说：他是看你对他有用！卞书记笑而不语。他的双眉很浓，眼睛很大，总像带着温情的泪光，这与薄熙来的眼中闪射的凶光截然不同，这一切至今恍然如昨。
相反，对同事，年龄与之相彷的傅万忠，他可不是这么恭敬。虽然，傅是副书记，官比他大一级，但傅书记原在大连造船厂当领导，是当技术员起家的，跟工人混久了，难免土气。薄熙来来自首都北京，名牌大学毕业生，骨子里流的是皇族的血，所以，很少正眼看他，两人连话都不曾讲几句。在当了一年多宣传部部长之后，薄熙来通过北京高层关系，又挤走了傅万忠，在没有任何迹象，他本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上级忽然调傅书记去沈阳当省审计署长。由于我与傅万忠颇有私交，他有什么想法也不避讳我，对此，他很是想不开，他愤愤不平地对我讲，这个调动，是为了挤走我，给小薄倒地方啊。果然不久，薄熙来踏上了又一个新的政治台阶：副书记与副市长，如同节节高升的火箭。
抓住历史机遇 名利双收
现在，国内外人士对大连已形成了一个荒唐的“思维定势”，即大连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是薄熙来能干的结果，但据我多年来近距离观察，这并不是事实。这种错误的印象是薄熙来任宣传部长后压抑媒体造成的。他软硬兼施，愚弄媒体，强奸民意，使谎言重复一千遍，变成了真理。
1989年至1993年，他从市委宣传部长调任大连市副市长，这时才按照他父亲薄一波的旨意，绕过大连开发区这一级的阻力，战败了唐某舜，步向了政府系列的轨道，离市长这梦寐以求的目标近在咫尺。薄熙来对过去金州时结交的哥们私下说，要狠狠地整死唐某舜，把他送进监狱，让他知道我们不是软蛋，他才是混蛋。于是，拍马屁的人，纷纷向省纪委与中纪委写信，告唐市长有经济问题，并抓住开发区中法合资炼油厂这个项目的失误，频频向唐市长发难。过去的区市官员听到风声，特别是看到薄熙来的上升趋势日益凶猛，便纷纷倒戈，追随他的人一哄而散，大连市常务副市长唐某舜一气之下，还没等薄熙来的死党把他这个政敌关进大牢，自个竟身心交瘁，一病呜呼了。死前，他的两只大而黑的眼睛好半天才合上，薄熙来撕碎了早就填好的拘捕令，对手下一个哥们说，死了，算了，别忘了当年他怎么待我的，把我当成傻蛋捏，真是便宜了他！
实际上，薄家在京城距离权力与信息最近，早己获知城市土地有偿出让这一改革的新政策即将出台。并非魏富海没本事，而是计划经济时期，市长手中没有钱，大连城市建设只能靠财政拨款的年代久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方面，读者可通过《大连地方志》查看相关数据，我只写我亲身经历之事。薄熙来当市长以后，大连与以前的根本不同，在于土地政策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前是无偿划拨，没有效益，以后是有偿使用，按地段论价，当时各种法规政策又不健全配套，正是圈地捞钱，一举两得的千截难逢之机。薄熙来与太太谷开来均为大学毕业生，亦与其它的“土八路”官员不同，他深知抓住这个机会意味着什么，也会用合法的外衣保护自己。他们商定，一个批地皮，交朋友，往上爬，一个挂牌办公司，收费捞钱，这不算受贿。但在大连新闻界无人不晓，他们的伪善与贪腐，不比沈阳的慕绥新、马向东差，只是别人不如他们夫妇狡猾而已。
开来律师事务所是什么东西？
80年代中后期，律师业悄然兴起，但大连地处沿海小城，490万人口中，对律师业有清晰认识的人不多。所以，时常有律师找我，向我苦诉揽活难，律师界风气不正，有的人给予中介高价回扣，有的与法官暗渡陈仓，为了生存，千万百计，根本没有道德底线，可见生意难做。然而，谷开来一挂出律师所的牌子，立即顾客盈门，有些大生意推不出去门。大连司法界人士愤愤不平地对我说，假如她在深圳开办律师事务所，不在大连当地经营，这问题不大！但她在自己老公当权的小城市大连就地开业，会形成怎样一种不公平的局面呢？一方面，是法院对她承办的民事诉讼案件有理亦让三分，谁都怕薄市长公报私仇；另一方面，是财大气粗的企业，无一不希望她做为自家的常年法律顾问，以便借机向市长进贡，做感情投资。这样名正言顺，也不违法。
在大连市中山区青泥洼桥的百丽大厦6楼，即现在的“大商男店”原址，有谷开来租用的写字间，有四五个房间，招聘人员二三十人。此外，她一度还有与美籍华人，大连荣誉市民程某君合搞的所谓大连惠瑞斯顾问投资有限公司，也在此楼办公。他承揽了许多政府的对海外招商的大项目的论证与中介，收入每年上亿元，可见其规模不小，日进斗金，气派不凡。由于当时我的一个亲友，正巧在其楼上的某服装贸易公司工作，所以，我对该所生意兴隆情况，多有耳闻。
1998年，香港《文汇报》广州办事处调来一个新同事，她姓林，原为中国包装报副总编，与我满谈得来，有一次在广州开会闲聊，她称与谷开来为北大同学，在一个寝室住过，关系不错。故我回大连前，她嘱我去代为问安，并修书一封，但几天后，当我去拜访谷的律师所时，她异常恐慌地不敢见我，竟让一个叫赵某的女秘书接待我，并不在意林某某的室友之情，只留下书信不做回复。可见，其心虚冷漠与失礼。而且，接着还发生以下兴师问罪的咄咄怪事。
当日午后，当我驾车离开百丽大厦之后不久，我还在外面公干，市政府查办处处长宋某某便带领三四个人，急匆匆地赶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348号天河公寓18楼，即《文汇报》东北办。值班小姐称，宋某某出示了工作证，问我在不在，去开来律师所干嘛，态度很凶很傲慢。仿佛我挖了她的祖坟！
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她的律师事务所肯定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经济问题，只是心虚胆肥，才敢派市政府查办处的官员跑过来恐吓我。而能够调动市政府查办处的人，只有薄熙来！这件事不但没有吓倒我，反倒激起了我揭露这家公司内幕的极大兴趣。
另有多人告诉我，谷开来这个公司最早挂牌在大连开发区金丰宾馆，与管委会所在的金马大厦一道之隔，这十分有利于官商勾结，现在，业务发展过快，才迁到大连，而她所说的“注册在北京”，不过是挡箭牌而已。我们从她给客户的名片上可以看出，开来律师事务所，不仅在北京，大连有办公地点，而且，香港以至美国纽约，都有分部，势力雄厚，行动诡秘，人才众多，生意很好，在海内外影响力日见增大。1999年大连大学教授，名誉校长，著名书法家于植元对我说，薄熙来当市长，他老婆开律师事务所，你说大连还哪有法律？她怎么能不赚大钱？！
排挤宫明程 暗斗魏富海
1989年至1992年，薄熙来给市长魏富海当副手，另一个与之竞争的实权派人是宫明程。他是常务副市长，即在魏市长出差时，由其主持工作。但薄熙来从不按照组织程序，向他做汇报，而是处处显示自己，拉帮结伙，越权发号施令，使魏市长形同虚设。实际上，如果他心黑手辣，多点谋略，便有机会整肃薄熙来。但可惜魏富海是一个办事老实认真的人，他出身于工人家庭，从小受家庭教育，做事要讲规矩，父母早就告诉他，做人要有良心，要有道德底线。这一条就使他与喜欢三国权术的薄熙来的内斗，始终处于被动的劣势。
魏富海是老大连“坐地户”，原为大连化工厂技术员，工程师，后升任厂长，化工局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其在80年代上半期当政时曾被老百娃戏称“魏四蛋”，即市场凭票供应每户一斤鸡蛋，不过，在计划经济时期，不光大连民生困难，全国都是如此，这不能怪他。但他天性厚道，不善自辨，也不会包装自己，这更使他与薄熙来相形见绌。
不过，就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可以看出魏富海的性格特征，并体会二者的区别。他当市长时，我家从大连火车站前的友谊街1号搬到中山路224号2搂，当时是大连农牧业局职工宿舍，但不知道为什么，煤气久拖不上，迁入新居后多有不便。在市农牧业局工作的爸爸，打电话给魏市长告状，科级干部的他，根本不认识市长，只知道他在市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不料，第二天，魏富海一个人亲自来了，他还打开阀门看了看，对我说，等明后天办吧！结果次日，准时有工人上门兑现承诺。这种情况，在薄熙来身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不用说亲自登门，他连电话都不会接，他的秘书比魏富海的架子还大！
另一件事更为有趣，金州石河子镇有个农民企业老板叫石大胆，什么都敢干。那几年，区政府年初与农民签订合同，按较高的价钱收购他们种植生产的葡萄，但到了年底，葡萄赶上大丰收年，产量太多卖不出去，政府竟撕毁合同，单方违约，把果农拒之门外。这种言而无信的传统，是薄熙来在当地留下的，只是农民怕薄熙来动用黑社会，打击报复，那时不敢闹。现在，薄熙来离开了金州，就在背后暗中鼓动他们聚众闹事，石大胆带领十几辆大卡车载满葡萄，封堵市政府大院，给魏富海施加压力。对此，新华社记者李某某发表了内参，参到了中央政治局。副总理田纪云做了批示，他支持农民，批评了地方官员，这使魏市长很丢脸。他当然很生气，有下级官员劝他找个理由抓记者泄愤，魏富海说，你们坑害了农民，民众闹事，记者报导了，抓记者干啥？抓了能解决葡萄积压的困难吗？当然，这些记者也不先打招呼，就捅上去，我以前白对他们好了，真不够朋友啊！因为那时，新华社大连支社的人，每天都到市政府职工食堂吃午饭，而它的饭堂是有补贴的！……由此可见，魏市长为人还不错，还有底线！
薄熙来与之不同，他见利忘义，是有仇必报之人，他不仅整死了唐副市长，还私下唆使一批金州的哥们，盯住宫明程的亲友不放，咬住他们在开发区经商的事，步步紧查，逼其就范。宫明程是个聪明人，知道挡住薄熙来仕途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就断然辞职，主动要求到国家粮食部下属的企业－－中国北粮集团任董事长去了。
然而，薄熙来在政坛上软硬兼施，两手交替，左右逢源，把《三国演义》中的合纵连横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他把市政府的老干部排了个队，知道副市长袁某某最有资历与人缘，于是，又在崔荣汉退休之后，与袁某套上了近乎。60年代，胡明任大连市委书记时，袁某便是常委，薄熙来深知他的份量。如用他打击竞争对手最为有力！
事有玄机，袁某某的女儿在大连春海热电厂当领导，与另一男性上司发生矛盾，不知为何，两人关系异常紧张，达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她先杀此人，后跳楼身亡，惨剧一时震动大连，留下一个不及10岁的小女孩。薄熙来见机行事，带着谷开来，主动到袁副市长家，声言要收养此女孩为义女，令知者动容，并举行了正宗的领养仪式，闹得满城风雨。但数年后，自己翅膀硬了，等袁市长的影响力渐微之后，遗失了权力，此事便不了了之。但不管怎样，在当时，薄熙来收养未成年弱女子之举，为己得分的确不少。
上述这一打一拉，远交近攻，处处逢缘，薄熙来在1992年至1993年，又当上大连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这种党政一肩挑的干部任命情况，为历史仅见。这时的薄熙来已经打败了大部分政敌，大展拳脚的机会终于到了。
与电活号码一样多的选票
薄熙来挤掉其它人，登上大连市长宝座之时，正逢香港《文汇报》在大连建站之际。《文汇报》原先选派的筹办人是广州办事处的主任关齐云，其毕业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曾与薄熙来为同学。1993年关齐云在大连带着官方批文，与我一同去找薄，薄借故推辞不见，后关主任因经济问题虚构自杀现场，逃到云南昆明藏匿12年后投案自首，2005年被判刑，至今还在狱中。由此，我接过这个烂摊子，创办了东北办事处，本来按照上面规定，这个办事处下设哈尔滨、长春、沈阳等三个站，故理应在省会城市，但因我家在大连，不愿意赴沈而使薄熙来受益。原本国务院新闻办批复香港《文汇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设点，但我据理力争，并拉了大笔广告款给香港《文汇报》，故使这家香港报纸办事处落脚大连，而雄心勃勃的薄熙来则立志海外招商，重塑大连，正急需《文汇报》为其大造舆论。故双方一拍即合。所以，大连新闻界熟知内情的人说，你太倒霉了！你帮了薄熙来大忙，《文汇报》在海外捧红了他，他这个市长出名了，却把你抓起来了！
尽管就我个人来讲，对薄熙来没有太好的印象，但报社领导要求我，把个人成见与报社工作区分开来，为得到办事处首席代表兼高级记者这份收入不菲的工作，我们的报纸必须为大连的改革开放甘当吹鼓手。
上任不久，我就参加了一次选举市长的第十一届人代会，开会前有人在场内外暗中散发传单，其内容是指责薄熙来任职大连代市长以来，出卖大连的土地给北京权贵和不法奸商，从中渔利，搞“形象工程”，种花种草，不干实事，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等，并配有一幅漫画，画上是个头高大的薄熙来，背着一个大麻袋在奔跑，满头大汗，他的表情像沿街叫卖的商贩，滑稽可笑，上面写一行大字：薄熙来把大连整个卖了！……这个事件立即被国安特工报告薄熙来，他顿时大怒，命令公安人员展开调查，以破坏选举罪，严惩罪犯，但当时的公安局长是王某奎，他与班子人员研究后认为，这构不成犯罪，查到亦难办，但又得罪不起薄熙来，便巧妙地以没有查到证据为借口，拖而不办。薄熙来知道王局长是市委书记于学祥线上的人，就气愤难忍，不便发作。他一边参加人大会，一边寻思讲话稿，虽然上级已任命他为唯一市长候选人，但“漫画事件”仍然提醒他，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还有许多人在暗中捣鬼，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所以，他命令车克民等特务，监听一些人大代表的手机，知道他们的选举意向，以便控制。他说，该拿钱摆平的拿钱，该恐吓的恐吓，该请客吃饭的就吃饭，该秋后算账的就记录在案！总之，他的死党仔细地计算选票情况，生怕有任何闪失。
好在，大连市的人大代表，大都被薄熙来的死党或金钱买通，或恐吓趋从，在会上表决时过了半数，而且正巧411票，这使自信心大增的薄熙来喜出望外，权已在手，又是4年，这才是扬眉吐气啊。薄熙来说，漫画的事，慢慢地查吧，你王某奎也跑不了！
至今事过境迁，年代已远，但我还能依稀记得，人代会在大连中山广埸的人民文化俱乐部举办，我坐在前三排，视线很好。薄熙来兴致勃勃地说，我得了411票，还少10多票，但不要紧，省委是支持我的，群众是支持我的。大连电话号码的地区号是“0411”……。许多人都笑了，包括卞国胜、高姿、于学祥、林庆民等人，他们都笑得不同寻常。
显然，在薄熙来看来，“0411”的地区号与411张选票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这叫天意。出身于北京高干家庭的薄熙来，不认为自己当官是靠老子的裙带关系，而是君权神授，是民意支持。此后，他之所以做出许多与他在北大所接受的教育完全对立的坏事，均与他骨子里的这种封建意识有关。（待续）
－－原载《多维月刊》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