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日讯】鉴于二监区的劳改队长周锦华不要事的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即将开始对我启动的程序，现有的狱警已对我没有任何威慑力。周锦华的调离已成为必然，继任的队长与滑稽演员王汝刚同名，刚接任时很低调，几个月过去了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人存在。但是有几点明显的变化：
一， 热水瓶虽然是自费购买的，但是是放在一起共用的，自从我拒绝了医务犯穆宏柱“代表”监狱当局要我住院治疗的建议后，热水瓶上开始必须写上自己的名字，与水杯、水瓶一起放在同室但被隔开的卫生间，并且规定不准用别人水瓶里的水。
二， 原本用不銹钢大磁盘蒸饭、装菜，送到监室里分。现在改为在伙房里就装在饭盒里，由劳役犯分发，发给谁谁吃，不准乱拿、调换。
监狱当局为什么要花费成本，舍简易繁地采取这些措施。目的何在？引起我深思：这个无恶不作的政权和毫无廉耻的罪犯互相勾结利用，什么样的坏事做不出来。让我住院“治疗”可以公开下药，吃劳役犯发给我的水和饭，可以暗中下药。一个个监室里的囚犯都知道共产党要我死，决不是空穴来风，是想让我在无声无息中被害死。我不能束手待毙，必须针锋相对地进行自保。从逻辑上推理，一开始他们不可能马上在给我的饭里或者水瓶里下药，如果我像犯人一样欣然接受劳役犯发给我的水、饭菜，一旦形成规律，其后果就是陈小明、承胜、周敏珠等人被害的下场。当时是不可能懂得这些道理的，现在体会到：能逃脱中共魔爪活着走出监狱不仅是侥幸，而是措施得当。
1，我坚持自己拿饭菜，不吃劳役犯发给我的饭菜，否则宁可绝食不吃。我拿饭菜不形成规律他们无法下药。
2，自己在水车上打水，或者监视劳役犯打水，白天连同水杯一起放在床底下，晚上将小水瓶藏在被窝里，离开过监室后，热水瓶里的水只用不喝。原则上杜绝了连续下药的可能。当然以上这两点是在与狱警和劳役犯们反复较量后争取到的。我的这些行为基于一个很简单的理由：这些畜生采取的措施都是针对我的，我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事实证明对了。
我每天依旧坚持慢长跑已有数月之久，突然感到下肢无力，感觉上不像关节炎，越来越不能坚持，最后终于放弃了长跑，（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至今是个谜）。我报病要求治疗，七月一日那天王汝刚当班，所有的罪犯像往常一样，由工场间走廊排队报数后到监区外重新排队，我也与往常一样穿上囚衣跟在罪犯队伍后面走出监区，排在最后一个，本来监狱当局已形成默许：鉴于我的特殊情况，可以不报番号不报数。可能王汝刚已经得到指令，监狱当局又要对我搞程序，所以故意找茬，明知我不可能报番号、报数，坚持一定要我报番号、报数，理所当然地遭到我的拒绝，王汝刚断然决定：不让我去看病，并命令四个劳役犯将我拖回监室。
第二天监区突然决定开会，本来这种类型的会议我都拒绝参加，也得到监狱当局的默许，室长戴长春带着小江西、严朝伟等一批罪犯冲进监室，要我参加罪犯的教育大会，当我拒绝后，他们如狼似虎地将我的双臂反剪，脚不沾地地拖向办公室，长度计有15间囚室、两间办公室、一条过道共八十余米，鞋底的前上沿被磨出印痕，在办公室被强行剃成近似于光头的平顶头后，又强行在两张不知道内容的纸上按上手印，再被反剪双臂拖回再绕会场半圈，我的关节像被拖散了架，只能无力地坐在凳子上。
10月6日起床后，我与往常一样去卫生间洗漱，平时没有人与我抢龙头的，这天水池前站满了人，我本来站在严朝伟身后距离半步，我像是有预感似的后退了两小步，距严朝伟有两尺之遥，严朝伟故意猛向后退，穿皮鞋的脚踩在我穿拖鞋的脚面上，我本能地往外一推，严朝伟回身就打。并将我猛推，幸好被墙挡住没有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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