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0月01日讯】周公辅佐成王，圣人做宰，遗风万古。
周武王之后，周公摄政辅佐十三岁的成王。
周公，姓姬名旦，亦称叔旦，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之弟，他曾辅佐周武王伐商，牧野集众誓师的《牧誓》为姬旦所作。
周武王在病危前，打算让德高望重的弟弟周公即位，周公谢绝。周武王英年早逝，成王年幼,不能担当起治国的重任，不能应付复杂的局面。为周朝基业着想，周公果断决定自己出面代替成王摄政。
“握发吐哺”是记述周公的典故。周公担心会错过世间的贤者，即便在沐浴之际，但凡有人前来谒见，阐述治国方案，他都会握着湿漉漉的头发及时出来接待；就是吃一顿饭，也会多次吐出嘴里来不及咽下的饭菜，急不可待地去接见贤者。周公招揽人才、用人唯贤成为历代从政者学习的榜样。
周公主政七年，成王已成年，周公将政权归还成王，自己重回大臣旧位，恭顺地谨守臣道，不以叔叔、老臣、功臣自居。谦卑谨慎，勤勉自律。周公始终尽贤相职责，向周成王上书进献忠言，教导成王要广纳贤才，从谏如流，时时事事以国家、百姓为重，切忌好逸恶劳，荒废政务。
周公的谏书中，最负盛名的是《尚书·毋逸》。周公劝诫的文章一部分存留于《史记》，在历代宰相劝谏君主的忠言中，周公的谏言是现存史料中最早的，也是最完整的。他的思想观点对后代的帝王将相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后人修身养性也有深远影响。
历史上周公“制礼作乐”，使周朝的社会体制、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及观念都合乎礼的规范，行事以礼为标准，在中国文明史上，周礼代表着一个巅峰，并影响后世。
周公是西周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学先驱，被后世从政者当作楷模，也是儒家学派最为尊崇的古代圣人之一。周初实行的仁政就是儒家梦寐以求的政治目标。孔子毕生所极力提倡的就是周礼，周礼的中心思想“仁、义、礼、智、信”等已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的规范。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周公的人品与睿智光耀后人，他不朽的道德操守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魂魄。
成康之治
成王及其子康王承继了文王和武王的基业，力求清心寡欲，勤俭建国，以缓解社会矛盾。他们用的就是被后世儒家极力推崇的“周公之礼”“周典”治理国家，使周朝出现了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人人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置刑具四十年不用的太平盛世，史称“成康之治”，是周朝最兴盛的时代。
西周兴起到兴盛的一脉相承，我们可以抓住一条主线，就是作为国家的君主的厚德贤明，在继承和发扬的传承中，表现出了极大的亲和力、融合力和向心力，成功地告诉后人敬天、仁政、爱民是国运昌盛的擎天柱。
历史意义的价值在于它能唤醒后人、启悟人的智慧。抛砖引玉，历史的今天，我们用历史的眼光看中共的统治。
中国人知“根”，中华民族的血脉是炎黄子孙，是承传了五千年文明的华夏儿女，中国文化是源远流长的神传文化，中国人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与智慧的民族。
而中共拿来的是苏俄的“马列主义”，是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格格不入的无神、唯物、斗争哲学的思想体系。“共产主义”理论的鼻祖马克思是“撒旦魔教”的教徒，外来的“共产党”在中国的实践即是中共对邪教基因的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共从窃政到执政的历史是承传“马列传统”的历史，继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邪教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的暴虐统治，“党”的生命大于一切生命，“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人被带入无尽的灾难。
暴力恐怖、谎言、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反自然、反天理、强权暴政，中共对中国人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中国人的传统信仰、道德、善恶、正邪、仁、义、礼、智、信、忠、孝、耻、廉等做人的正统观念与伦理被中共这些年灌输的“无神、唯物、斗争哲学”等“党文化”所混淆，导致中国人今天处在信仰缺失、道德沉陷、本性迷失的危险境地，这是中国人的最大悲哀。
其实中共在继承与发扬其邪恶本性的过程中，时刻处在其生存和合法性的危机的恐慌中，中共不断变化立场原则，现今中共党人早已不信仰“共产主义”，中共维护其“党”的统治地位其实就是在维稳其统治集团的集团利益，由此只会更加导致社会不公的愈演愈烈，中共的末日——亡党，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人明鉴是非。纵观西周史，是“德治天下”的典范。圣明国君皆以“敬天爱民”为尽职，施“仁政”“富民”“教民”为己任，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抚今追昔，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对中华文化追根溯源，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发——中华血脉与传统道德是我们应继承和发扬的，理性的回归传统文化，肃清中共“党文化”的毒害，走出中共的精神桎梏，这是历史的明智选择。
观天下之势，兴亡皆有因，盛衰自有凭，历史给了人最好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