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纪(14)

第二节：我的少年(4)

有一天从学校打猪草回家时，天色突变，狂风骤起，雷电交加。我急忙背上背兜往家里赶，刚到李家花园，滂沱的大雨便倾盆而泻，我急忙躲进看守所厨房的灶坑中。

一名大约四十岁的中年伙夫走出来，蓝色的背心上印着一个硕大的“劳”字。我联想到历史书上，载着前清的罪犯背上也是这相仿的标记，不过那圆圈中是一个“囚”字。他走到炉堂前，打开火门，用火钩去勾火，一股浓灰夹着浓烈的煤气从炉膛下卷了起来。上好煤后他注意到了我，便操着浓厚的江苏口音问我：“小朋友，你在哪儿读书？”

“北碚一中。”

“叫什么名字？”

“孔令平。”

“多大了？”

“十三岁。”

雨越下越大，他索性叫我进厨房去躲雨，还揭开了放在案桌上的巨大蒸笼，从笼里取出两个馒头来递给我。我猜想我的样子看上去很可怜，我下意识地盯着我脚上大脚趾姆已突出鞋帮的破胶鞋，腼腆地接过馒头。

“你的爸妈呢？他们做什么的？”

我警觉地望着他。我知道这就是关我爸的地方，每每上学或放学，途经这里，我都会下意识地朝这群神秘的房子窥视，希望突然有一天他会出现在坝子里或者在某一号房间的窗口洞中，但始终就没有看到过。眼前这位叔叔很和善，告诉他父亲的名字和处境，兴许还会从他这儿知道一点父亲的情况。

他听到父亲的名字后，盯着我看了好一阵，似乎明白了什么，便附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你的父亲住在×号房，那背后那排房，你看不到的。不知什么原因，戴着脚镣。”他接着说：“这儿带脚镣的人，肯定是问题严重。不是想逃跑的，就是不交待问题，或不认罪。”说完他又盯着我。

听到这番话，我心里一惊，不但担心爸的安危，还担心他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我们能到这儿来探望他吗？”我问。

“难，不过你实在要看他，可以到张家湾工地，他们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在那里劳动。”

雨渐渐停下来，天色也已黄昏，我本想去掏那炉膛下那刚刚勾下来的二煤炭，但一点心情都没有，于是便收拾起背兜、书包，匆忙赶回家。

回到家，我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外婆。自从父亲被捕后，外婆是全家最伤心的一个。我们一家五口人中，她的辈份最高，年事也最大。中国民间上辈人对下辈人的关爱，往往超过同辈之间或下辈对上辈的关爱。

这些天来，她常常合掌祈祷，暗中哀叹流泪，也常常向女儿唠叨：“祥嘉已抓走大半年了，一直不知道他犯了什么法？关在哪里？现在也不知怎么样了？生活上缺什么？不管怎么说，总该去法院问个究竟。……探监你不去，我去。你叫你单位开个介绍信，给我老婆子了，快死的人怕什么？”

母亲心里更难受。撑着这个家，谁还有她的压力大？自从丈夫被捕以后，周围的同事就将她视为异物，往日相处不错的几个人突然间不大同她说话了，即便说话也小心翼翼。那时电影院放电影都是反特影片，组织上非要她去看。每逢政治学习，那主持人翻来覆去讲，被推翻的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正在千方百计地妄图颠覆这个新生的政权。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发动了战争，国民党败退后遗留下来的“反革命份子”到处都在蠢蠢欲动，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母亲听了这些话心情可想而知。

当时，托儿所没有共产党员，最高领导是青年团支部书记张世模，她认为母亲曾当过中学校长，可能瞧不起她这个刚刚毕业的中学生。出于这种心理，她特别对这个“反革命家属”严加教育，好几次谈话都是以组织的身份要她“主动与反革命丈夫划清界线，主动检举揭发丈夫的反革命罪行，这样才能得到组织上的谅解。”

每一次张世模对于这个比她年长二十岁的人一番训斥以后，都会从我母亲露出的恐惧和惶惑中得到一种奇怪的快感。这种快感吸引着她，她便越是用最严厉的口吻教训母亲。

母亲白天脸色异常的苍白，晚上几乎都失眠，常常从恶梦中惊醒，许多次还莫名其妙地昏倒。我看到她常常学习归来，独自对着电灯发愣……

她感到恐怖，也感到困惑：自己犯了什么罪？丈夫又犯了什么罪？仅仅因为丈夫是国民党的校长吗？他任校长时可没有“密告”过谁，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没有被抓去坐牢的呀。

是的，当学生上街游行时，他确实劝说过这些血气方刚的孩子们，那是因为他是一校之长，出了人命他可要负责的呀。他确实把学生的伙食改善得很好，但那也是罪恶么？学生不是反饥饿么？他每天早上起来，拿起扫帚打扫学校的大门口，那也是破坏学潮笼络学生么？如果这些都不对，那么作为一校之长又该怎么当呢？就算那是为国民党做事，但这一切不都已在西南革大向政府交待过了吗？政府不是说既往不咎吗？

张世模刻薄而带刺的话，不断在她耳边回响，她胆寒了：万一那些首饰，真的被确认为“反革命活动经费”，自己不是也要跟着被抓？

如果真如此，两个没成年的孩子怎么办？七旬老母该怎么活？她越想越难过，越想越后悔，当初真不该不听丈夫的劝告，强着留在大陆。现在生不如死，她想到了自杀。(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