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初，重庆大学校园里春意正浓。这天中午，学生们正在学生食堂用餐时，高音喇叭里传出了校党委办公室的通知：“今天下午两点正，全校员工在新修学生食堂听取校党委书记传达中央重要文件，自带坐凳，不得缺席。”
广播里放着周旋唱的优美四季歌。我端着饭盅，走出第一食堂西侧的大门。同班女同学马开先正坐在门前石阶梯上边吃饭边晒太阳。
“今天下午又要听报告，我们谁拿凳子？”我问。
她转过那张被春光晒得像苹果般微红的少女脸蛋，回答道：“当然是你去啰，我就在这儿等你。”说完她朝我顽皮地甩了甩脑后的小辫，做了个鬼脸。
我是1955年考入重庆大学机械系的，大学的生活学习与中学有许多不同，没有固定教室，每一节课上课都是按照课表上排定的教室，时间一到就到指定的教室自选座位，下课就离开。平时自习、复习都没有固定的场所，除了下夜自习归宿和上课以外，同学们都挎著书包，各自寻找图书馆或教室，自由度确比中学时代大多了。入学两年下来，为选择自习的最佳场所，我便熟悉了校园内所有的角落。
我和马开先选中了松林坡后校门处一幢很旧的教学楼，教室里面的课桌板凳多数都已残缺，很少有人光顾。不过，这儿很安静，周围是松林，空气特别清新。那时，我俩正在初恋，这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在一起复习讨论，而又不受他人打扰的固定场所。我们自己动手，修好了两套桌椅，钉了两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小方凳，专供开会和看露天电影时用。
那天下午，传达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声讲话录音。开始时，党委书记郑思群在麦克风里宣布，今天的传达不准作记录。
他的话音一字一板，从那严肃的口气中表达这是一条必须遵守的纪律。原先曾拿出笔记本的几位老教授悄悄收起了笔记本，坐在那里翘首聆听。毛泽东那浑浊的湖南口音，加上录制过程的杂音，虽然影响了收听效果，但他的许多在以往政治学习中没听到的话，令人感到新鲜，与郑校长严肃的禁令，构成了一种与往常多少不同的气氛。
当时大家对这位党和“国家”的最高元首怀着肃然的感情。尽管那录音讲话冗长而杂乱，但现场秩序一直很好，将近一万平方米的“会场”上，从下午两点到傍晚六点半，很少有人交头接耳，也没有人中途溜号。
我至今都记得那慢悠的湖南腔，讲到了赫鲁晓夫和苏共十九大，讲到了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讲到东欧局势。当时在我们的政治课程里，联共（布）党史是我们的主修课，对于工科学生 ，尤其是像我这种“反革命家庭”出身的子女，一直没有兴趣去弄清楚那些课程中的真正内容，即使当时因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全世界公诸后，引发一连串共产党阵营内地震般的分裂，也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正视和思索。
我自幼就被“反革命家属”的紧箍咒罩着，一听到反革命暴乱和镇压反革命的话，就如芒刺在背，想的都是挨整和可怕的后果。我入大学的第一年就碰上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每次学习都仿佛在我耳边念紧箍咒语，我从来不敢认真去追问：胡风为什么要反革命？我发言、说话除按团员们干巴巴的老调门重复一遍，绝不敢再多说。
我上中学时，父亲就被捕入狱，在一连串红色恐怖运动中长大的我，始终谨记着母亲的教导：“不要像你父亲那样，不要去过问政治，读好你的书，有了求生的本领，才有一切，其它的千万不要多嘴，不要参与，孩子，你要记住你父亲惨痛的教训。”
关于苏联，我只知道：“社会主义阵营是坚不可摧的，是无比强大的，共产主义是不可战胜的，共产党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一切反革命阴谋。”
然而，这个下午，我们却从毛泽东的嘴里，听到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听到这位湖南人对被神化的偶像斯大林作了“功”“过”三七开的评价——那个被推崇到“导师”、“父亲”尊位上的苏共头目，成了一个犯了“错误”的凡人！
我们第一次听到一些全新的说法，如：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共产党也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工人罢工游行是因为那里的共产党没有很好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如“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大量存在的，有时是很激烈”，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民主、说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学术界应当遵循的“根本方针”；如“大鸣、大放、大字报”。
这些说法，如阵阵春雨，让在以往政治运动中寒透了心的大学学子们，无不感到亲切和鼓舞，我注意到那些坐在中心地带的老教授们挺直腰板，聚精会神……
传达会开完后，同学们热烈地讨论起来。甚至有人在学生食堂绘声绘色地讲述，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们潜入苏共二十大，窃取了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秘密政治报告。
图书馆的《参考消息》以及刊登这些报导的翻译刊物被抢借一空，大家争阅着这些材料，思索着国内外发生的一切。
我和恋人阿先也不例外，我们两人在我们选定的复习地展开讨论。
一个思想活跃的春天降临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