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初，重慶大學校園裡春意正濃。這天中午，學生們正在學生食堂用餐時，高音喇叭裡傳出了校黨委辦公室的通知：「今天下午兩點正，全校員工在新修學生食堂聽取校黨委書記傳達中央重要文件，自帶坐凳，不得缺席。」
廣播裡放著周旋唱的優美四季歌。我端著飯盅，走出第一食堂西側的大門。同班女同學馬開先正坐在門前石階梯上邊吃飯邊曬太陽。
「今天下午又要聽報告，我們誰拿凳子？」我問。
她轉過那張被春光曬得像蘋果般微紅的少女臉蛋，回答道：「當然是你去囉，我就在這兒等你。」說完她朝我頑皮地甩了甩腦後的小辮，做了個鬼臉。
我是1955年考入重慶大學機械系的，大學的生活學習與中學有許多不同，沒有固定教室，每一節課上課都是按照課表上排定的教室，時間一到就到指定的教室自選座位，下課就離開。平時自習、複習都沒有固定的場所，除了下夜自習歸宿和上課以外，同學們都挎著書包，各自尋找圖書館或教室，自由度確比中學時代大多了。入學兩年下來，為選擇自習的最佳場所，我便熟悉了校園內所有的角落。
我和馬開先選中了松林坡後校門處一幢很舊的教學樓，教室裡面的課桌板凳多數都已殘缺，很少有人光顧。不過，這兒很安靜，周圍是松林，空氣特別清新。那時，我倆正在初戀，這兒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在一起複習討論，而又不受他人打擾的固定場所。我們自己動手，修好了兩套桌椅，釘了兩個可以隨身攜帶的小方凳，專供開會和看露天電影時用。
那天下午，傳達毛澤東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原聲講話錄音。開始時，黨委書記鄭思群在麥克風裡宣佈，今天的傳達不准作記錄。
他的話音一字一板，從那嚴肅的口氣中表達這是一條必須遵守的紀律。原先曾拿出筆記本的幾位老教授悄悄收起了筆記本，坐在那裡翹首聆聽。毛澤東那渾濁的湖南口音，加上錄製過程的雜音，雖然影響了收聽效果，但他的許多在以往政治學習中沒聽到的話，令人感到新鮮，與鄭校長嚴肅的禁令，構成了一種與往常多少不同的氣氛。
當時大家對這位黨和「國家」的最高元首懷著肅然的感情。儘管那錄音講話冗長而雜亂，但現場秩序一直很好，將近一萬平方米的「會場」上，從下午兩點到傍晚六點半，很少有人交頭接耳，也沒有人中途溜號。
我至今都記得那慢悠的湖南腔，講到了赫魯曉夫和蘇共十九大，講到了匈牙利事件和波蘭事件，講到東歐局勢。當時在我們的政治課程裡，聯共（布）黨史是我們的主修課，對於工科學生 ，尤其是像我這種「反革命家庭」出身的子女，一直沒有興趣去弄清楚那些課程中的真正內容，即使當時因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被美國中央情報局，向全世界公諸後，引發一連串共產黨陣營內地震般的分裂，也絲毫沒有引起我的正視和思索。
我自幼就被「反革命家屬」的緊箍咒罩著，一聽到反革命暴亂和鎮壓反革命的話，就如芒刺在背，想的都是挨整和可怕的後果。我入大學的第一年就碰上了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每次學習都彷彿在我耳邊念緊箍咒語，我從來不敢認真去追問：胡風為什麼要反革命？我發言、說話除按團員們乾巴巴的老調門重複一遍，絕不敢再多說。
我上中學時，父親就被捕入獄，在一連串紅色恐怖運動中長大的我，始終謹記著母親的教導：「不要像你父親那樣，不要去過問政治，讀好你的書，有了求生的本領，才有一切，其它的千萬不要多嘴，不要參與，孩子，你要記住你父親慘痛的教訓。」
關於蘇聯，我只知道：「社會主義陣營是堅不可摧的，是無比強大的，共產主義是不可戰勝的，共產黨粉碎了帝國主義的一切反革命陰謀。」
然而，這個下午，我們卻從毛澤東的嘴裡，聽到反對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聽到這位湖南人對被神化的偶像斯大林作了「功」「過」三七開的評價——那個被推崇到「導師」、「父親」尊位上的蘇共頭目，成了一個犯了「錯誤」的凡人！
我們第一次聽到一些全新的說法，如：神聖的至高無上的共產黨也存在著嚴重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工人罷工遊行是因為那裡的共產黨沒有很好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如「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大量存在的，有時是很激烈」，要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民主、說服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學術界應當遵循的「根本方針」；如「大鳴、大放、大字報」。
這些說法，如陣陣春雨，讓在以往政治運動中寒透了心的大學學子們，無不感到親切和鼓舞，我注意到那些坐在中心地帶的老教授們挺直腰板，聚精會神……
傳達會開完後，同學們熱烈地討論起來。甚至有人在學生食堂繪聲繪色地講述，美國的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們潛入蘇共二十大，竊取了赫魯曉夫在這次會議上所作的秘密政治報告。
圖書館的《參考消息》以及刊登這些報導的翻譯刊物被搶借一空，大家爭閱著這些材料，思索著國內外發生的一切。
我和戀人阿先也不例外，我們兩人在我們選定的複習地展開討論。
一個思想活躍的春天降臨了！(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