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1月04日讯】近日，读了几篇文章，谈到时下倍受争议的几个议题，是在探讨“红朝”国政中“稳定压倒一切、社会转型期”之类话题的。虽说其间一些论述有些道理，但观后之感仍如观那“含羞半遮面”的表演，想来一是国情之下有言难尽，再者亦觉有些言者仍未能摆脱体制迷惑所致，故而于此胡乱评说一二。
在记忆当中，“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始于九十年代，再说白点便是在“8964血案”之后，虽说目前有些声音评判89民运最大的失败处在于未能明确提出“扫除恶党”，但事实上那一次未成功的抗争仍令其党内意识到民众对其“执政地位合法性”开始思考，故而开始以“自身稳定执政”为施政第一要素。而体制内的一些御用学者为了给“党的政策”解说，于是便将此解说为“为了解决随着改革的推进，出现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的基础手段”，甚至随着不断的洗脑教育，致使很多百姓及至一些有良知的学者亦觉得现如今的多数社会问题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前行所必然出现的，而“体制”只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实则是中央政府的第一服务对像即不是广大民众亦不是社会发展，而是“党权地位稳定”。为实现“党权合法”这一目地，便要体现“党权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所谓的科学性、先进性、必要性”，而非正常状态下的政党服务于政府、政府服务于国民利益，政府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体现“党权合法”，国家、社会正常发展中取得的各种利益被人为的宣称为“党权所致”，结果自然便“党权高于法律、高于行政权”。而所谓的“改革开放”实则是将“党权”从过去的阶级斗争中解放一部分出来“权力寻租”，这一点却是其自家学者现都认同的事情。而在这个“权力寻租”过程中，各级“党权”的实际拥有者，必然优先获得了社会发展的巨大经济利益，而为了维护这个既得利益，便要进一步确保“党权”高于一切，方能摆脱法律制裁、行政权制约，而如此这般所导致的社会矛盾，也只能是一概扣上“不稳定因素”的大帽子，最终的结局便是今日之状。
有人形容“红朝”历程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了权力紧握在手，通过“改革”实现了权力变利益的过程，笔者很是赞同这一说法。如若形象些描述，便如工头带果农值树，工头偷偷将多数能结果的枝条剪去（阶级斗争的过程），令果树结果甚乏，以此告知果农此树不良，待众人皆以此为信时，工头又想吃果子了，放开控制令果树成长（改革开放的过程），然后告知果农此树结果之功在于工头的管理（党权至上），而非果树之性及果农之功。而若有人欲动摇工头地位时，便冠以可欲致果树消亡之名而打压之。
而在这一整体过程中，正如中国那句俗语：上梁不正下梁歪。一级级的地方政府上行下效，各级“党权”的实际拥有者，纷纷以蚕食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再将过程中制造出来的社会矛盾一概冠以“不稳定因素”便大开杀戒，故出现了所谓的“地方政府以‘维稳’绑架中央政府”的结果。而这个整体上被贯以“刚性稳定”的社会怪现象，本质上讲却非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问题，而实则是“政府公权力”被“党权”所绑架的恶果。于是无论去做任何的体制内努力，在“政府公权力”仅能受“党权”制约与监督的前提下，所谓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冲突必然越来越大，实则是“最高党权”与“地方党权”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直到某一天整体的崩溃。
当然，有人又提出现在国情是处于“政府转变职能的社会转型期”，当真如皇帝新衣一样更是可笑。有人说政府的职能应该“维持社会公平，使更多的民众生存处境得到改善，维持社会不至于出现两极分化，使每一个侵犯民众正当权益的人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这当然是正常社会政府的职能，但现在的政府能转变到这样吗？“红朝”政府的一切决策都是在维护“党的地位稳固不变、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个倾斜至极的天平不变，又如何实现其自身必备的公平性？
有体制内学者坦言，现在体制内连一个统一的政府利益都无从谈起，各级政府唯一共同的利益是“维稳”。这句话若是深入解读，实在是很有深意：因为各级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并非对上级政府负责，而是对上级“党权”机构负责，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统一的政府没有统一的政治利益”这样中国特色的政府畸形现状；而所谓的“维稳”即非民众生活状态的稳定，甚至都不能是各级政府的稳定，而是各级“党权”的自我稳定。而现如今日渐严重的“各级党权”间的相对不稳定，恐怕已经成了“最高党权”最难以维持的“稳定”了。
笔者看来，“红朝”现状，政府体系便如一头蒙了头拉磨的驴，上下两片磨盘便如“上下级党权”，民众的利益牺牲成了维持磨盘之间相对稳定的缓冲物，随着民众利益被磨灭的越来越多，找不到方向的拉磨驴越是奋力向前，上下麻盘内的摩擦越是增大，终有一日，其自制的摩擦力超过了自身的承受力时，“中国式稳定”的崩溃瓦解便成了注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