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5月17日讯】
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
《文汇报》的员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香港，大约有四五百人，主要是各个编辑部和管理人员，有香港人，也有“表叔” {中共内派干部}，我们戏称他们是“皇军”；另一部分呢，在国内，主要是驻内地的办事处和记者站人员，大约100人左右，表面上看，“办”比“站”大，但实际上两者没有太大的区别，由于它以承揽广告为主，新闻报导为辅，所以，谁的业绩好，谁就是老大，我们自称“伪军”。我是东北“伪军”的军头。
1994年初，东北办刚开业的时候，我深知创业的艰难和吸引人才的不易，《文汇报》最初对我能否承担这付重任似乎有所疑虑，应当讲刘永碧是一个看人很准的人，她敢于用我必得经受一点风险，我不是党员，却是资深媒体人，写稿没问题，但能否拉来广告，自负盈亏，是一个新的考验，她顶住压力大胆地起用我，使我产生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我也自知感恩，所以，在头几个月里，我干得很努力，不仅有几十万的广告收入，还有数十篇的新闻稿发出。我的想法很单纯：我得让信不过自己的人闭嘴，也让刘副社长脸上有光。
东北办主任不能总是“光杆司令”，我得有几个得力助手和同事，我告诫自己，应当像刘永碧对待我那样无私地选人，于是，《文汇报》在《大连日报》刊登了《招聘启事》，接到了一百多封应聘信，我重点初选了十几个人面试，其中不乏品学兼优的年轻人，媒体编采人员居多，但我告诉他们《文汇报》的特点，它是香港的报纸，首先要生存，目前，它需要的不是会写作的记者，而是会做生意的广告业务员，立即，很多人都望而却步，他们认为，做广告业务是低三下四，求人的事，类似企业的推销员；而做记者走南闯北，“只唱颂歌，有吃有喝”，受人欢迎，但《文汇报》不需要，他们很失望，所以，一下子我海选的范围变窄了，最终，我物色了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出身的年轻人C某，仔细查看了她的应聘信，发现了三个错别字，心里很不安，但从经历看，她曾做过文秘和营销员，而且最重要的是，她的父母都已退休下岗，家里的经济状况很不好，她急于改变，我想，或许手把手地引导她，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广告员呢。问题是，如何能够吸引更多类似这样的年轻人？
我和她通了电话，约定了见面的时间，正好，她供职的某公司在大连东方宾馆租房办公，那家国企宾馆的老板是我的老朋友，在见她之前，我通过他初步了解了她的情况，我的朋友说，如果你们选记者，她肯定不成，如果找能交际和拉广告的业务员，她最合适，我很高兴，这正和《文汇报》的要求，我想，必得向她显示出报社的实力，潜力和吸引力，才能打动她，于是，我在宾馆的大厅和她第一次见面时，故意把新买的手机放在茶几上。
现在，手机不算什么贵重物品，那时可非同寻常，大连第一批拍卖手机时，一个吉利号是8万多元啊，记得是被一个私企老板杨某买走的，《文汇报》第一次公款给我报销的手机费是7千多元，所以，当时持有手机是主管身份和公司财力的象征，大概就是这个可笑的派头吧，我找到了第一个同事，她一直努力工作到 2001年底，我被捕后，她被留用了不长时间才离职。
鸡蛋里面挑骨头
有了一两个广告业务员和专职司机之后，我原以为自己的精力，可以全部专注于新闻报导，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文汇报》把我们当成了赚钱的机器，名义上，它是报纸，实际上，它是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跨国的大型广告公司，而办事处和记者站，则是它枝杈般的内地分支机构，既然，它给了我很响的招牌和丰厚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办事处“首席代表”和“高级记者”的头衔，那么，就等于卖身投靠了中共外宣的营垒，我像一个齿轮和螺丝钉般，身不由己地拧进了共产党的战车，白天黑夜，不停地旋转。我不仅要出席各种名目的新闻发布会，不断发出稿件，而且，还必须亲自处理广告事宜，讨价还价，签订合同，商定版面，催款结账，忙得不亦乐乎。
报社在大连设立了一个人民币的账户，发票是内部印制的，一切财权都在我的手里，领导信任我，让我兼出纳，我可不想学习前任关齐云，出经济问题，也不想受嫌疑，所以，我推荐大连市委办公厅的Z某做兼职会计，这对他是第二职业，对报社是个“定心丸”，两全其美。总之，我挑起了三副担子：新闻，广告，财务，而且，我们是白天上班，港馆的编辑部人员却是夜里九点上班，特别是外联部的主要领导，也大都在夜里通过电话，发号施令，所以，我深感压力。
不过，对我来说，压力最大的是管人，这是我的弱点，至今我也是喜欢一个人独往独来：散步，写作，思考，不喜欢热闹，但那时必得管理办事处的业务员，司机，临时工，等等，显然，他们各有想法，比如，报社给的薪水太低，又不能解决住房问题，司机和送报员都怨声载道，广告员因为有提成奖励，工作比较安心，但没有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也时有怨言，所以，我必得做好思想工作，我仿照了过去父亲的办法，经常走访他们的家庭，也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几年下来，我可能是十几个办站里，最深入生活的领导之一，我走访过所有的员工家庭，熟悉他们每个成员，也无私地帮助他们，以致他们的父母生病，我都到病房探望，但有些事涉及到财务，香港不同意，我不得不违反财会纪律，私下变通地给他们报销一些费用，包括交通费，书报费等，时间久了，也招来总社财会部的指责，但我把委屈深深地咽在肚子里，对其不予理睬，这样一来，办事处的人心稳定了下来，工作走上了正轨。
然而，90年代后期，《文汇报》从天而降了一位财务部主任王某，据称是浙江人，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推荐的，他与以前的负责人陈洁美不同，陈的先生是《文汇报》副总编王伯遥，他们两口子都是心胸宽阔的老好人，对我很信任，也很宽容，但王某不同，他像是故意找茬，经常鸡蛋里面挑骨头，与办公室的主任林某某，刘某某结成联盟，以查账为名搞内斗，矛头表面对准我，实际上是攻打刘永碧，而刘永碧又与总编辑刘再明争吵不休，隔阂很深，社长张云枫是老滑头，态度暧昧，两头不得罪。所以，我夹在中间，心情很不顺。
后来，我索性裁减了员工，取消了发行业务，自己考取了驾照，也减少了司机费用，但办公室的主任刘伟昌依然排挤我，后来终于抓住了我的把柄：给《前哨》投稿。2000年6月，他是奉命赶到大连辞退我的主管领导之一，从此，《文汇报》在大连的业务一蹶不振。
司机把汽车停在桑拿浴门前
我的助手，办事处的司机姓Q，是大连市委副书记某秘书推荐的，他父亲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外称“Q一刀”，可见技艺高超，但儿子实在不太争气，他喜欢玩，经常光临酒吧，饭店，桑拿浴，歌房，舞厅等，而我呢，只要没有工作上的应酬，一般不去休闲娱乐场所，这样，下班后他就把车开走了。当时，我们的经济条件有限，租不起车库，白天就停放在外面，夜里只有交给他，我想，他应当严以自律，但实事上并非如此，有时，晚上有突发事件，我有采访任务，必须立即出发，我打电话给他，竟没人接听，第二天早晨上班，我批评他，也当成耳旁风，屡教不改，我为此很烦恼。
有一次，竟发生这样一件事，我夜里接到香港总部电话，急需立即回到办公室处理公务，但找不到司机了，只好打的士应急，不巧在路过一家桑拿浴时，看到了办事处的汽车停在那里，我气得要死。。。。。。第二天，我把司机辞退了，但行前我和他讲明了道理，为了安抚他，给了他一点经济补偿，但《文汇报》财务账上不便列支，我只好把自己当月的薪水给了他，我记得，那时，我接过汽车钥匙，把他送到楼梯口，正巧一个女同事从电梯出来，我讲了Q师傅离职的事，以前他们相处很好，有说有笑的，但现在，那位女子异常冷淡，我很生气，说，人之将离，其言亦善，他要离职了，以后不知再何时见面，你为何这样冷淡？她答，《文汇报》的人，不都是这样吗？
是啊，我想到关齐云失踪之后，我问过许多领导，同事，他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们大都闭口不谈；广告部的经理梁某被辞退了，也是类似；还有一个副经理伍某与我很合得来，她一度离开了《文汇报》，另谋高就，我深感可惜，便向一个同事打听她的新工作地点，想去拜访她，但那人说，你别自作多情了。。。。。。而此人，以前是与她合作最好的同事。
于是，司机走后，我悲哀与失落了很久，我想，别看他们现在对我毕恭毕敬的，我如果有一天被上级解雇了，他们也会像对待师傅这样冷漠吧。。。。。。后来，我入狱了，一切都像复制似的，应验如此。在长达五年零一个月时间里，没有一个《文汇报》的员工去看过我或者我的家人，而我在《大连日报》上，却看到了《文汇报》领导到访大连的消息，我想明白了，这是一张共产党办得报纸，既然我拿了它的薪水，又批评了中共的官员，他们就认为我是叛徒，是“吃里扒外”，中共对叛徒向来是不讲情面的，另一部分对我略有同情感的人，也必须装聋作哑，与我划清界线，因为要保住饭碗啊！
建站之初，我写的最多的文字，不是报导，而是报告，《文汇报》设立了外联部，由副总编兼副社长刘永碧担任负责人，只有两个部下：萧选诗和陈桂雄，别看人少，管理却很严，东北办事处既远在东北，鞭长莫及，又新近成立，白手起家，所以，领导最不放心。因此，大事小事都要打报告申请，批示，汇报，为此，消耗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
那时，我对上级真是忠心耿耿，正因为愚忠，有时不但没受到表扬，反倒自找苦吃。记得有一次外出旅顺采访，路上共三人同行，我，司机，业务员C某，只有我一个人没有驾照，他们都自称驾龄超过五年，所以，我对他们很羡慕，很信任，途中，C某说她能很熟练地驾驶，经常在高速公路奔波，能否让她开一会儿，因为是新买的高档奥迪车，司机不太放心，我说，可以叫她试试嘛，为了显示我的认真和宽容，我又亲自查看了她的驾照，于是，他坐到了方向盘前，一路向前奔驰，但很快发生了交通事故，汽车在右转弯时，与前面会车的一辆大巴相撞，损失惨重。。。。。。当然，责任在C某，维修费支付了29800元，好在我们参加了全额保险，理赔没有任何问题。
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三人知道，我用自己的钱预付了修车费，等理赔结束后，我的钱就如数回来了，按说，我可以向总部隐瞒，但我认为是我犯了错误，应主动申报，并接受上级的批评。于是，我给外联部打了报告，刘永碧看了非常生气，报社花了33万元，给东北办事处买了豪华汽车，时间不出一年，就交通肇事了，她很心疼，专门打来电话，气冲冲的训斥了我，当然，我只字未提自己预先付款的事，只有诚恳地认错。
另一次，我更是自讨没趣，大约在1995年，也就是司机Q某离职后不久，很多人推荐了新的司机，一个在大连锦绣小区搞房地产的女老板找到我说，他儿子有多年驾车经验，但暂时没有太好的工作，如果能聘用他，既使薪水少也没关系，我答应试试，他上了几天班，的确开车很熟练，为人也不错，但发生了一件事，把我吓坏了，他妈妈来拜访我，给了我5000元的大红包，还说，她搞房地产，以后会考虑给我一套房子，我问，你既然很有钱，为何不把孩子送到机关去工作？她说，《文汇报》这个牌子，你不会利用啊！儿子在这开车，对我最有用。。。。。。我恍然大悟，立即谢绝了她，试用期没满，我就把他打发了。
事后，我又自以为是地向刘永碧打了报告，以证明我的公正无私，但上级没人表扬我，只有外联部主任陈某对我说，他们不相信你汇报的廉洁情况是真的。你何必弄巧成拙呢？！。。。。。。然而，这事的确是真的啊！我为此伤心极了。后来，我在狱中反省，没想出我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却念及旧事，幡然猛醒，既然，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文汇报》就变成了引导舆论和制造谎言的机器了，他的领导讲假话，大话，空话，已经变成了常态，那么，它怎么能相信自己的部下是诚实的呢？难怪刘永碧对我有这样的评价：姜维平，太书生气啦！
2011年4月13日于多伦多。
文章转自《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