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1月06日讯】新年伊始，党媒《求是》刊发了一篇名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的文章，结果招来了一面倒的嘲讽之声，甚至在其官方网站上都未能一见赞许之声。许是应了网友评论的那样：连实名制都不敢落实的文章，想其内容是连提笔者自己都觉得难为情的吧。
通读一下这篇大作之后，却联想到当年一部相声作品的一段话：贼人最怕贼人多，要是贼太多了，去偷谁呀？当然，这里且不做那些无凭的挖苦，便就文中所言，以笔者之力发些观感：
其一，所言旧道德规范长久的影响着人们，使新的道德规范未能及时建立。且不问新旧道德规范如何定义，难不成旧的道德规范便是导致社会道德下滑的主因？还是说过去六十年“红朝”教育令这文明古国变得“缺了德”？
仔细品读其文中“内心信念和行为规范”之意，是否是要我等民众养成“任千万污吏横行无忌 我辈良民仍污不浊身”的良好品质，方能与最特色的经济建设与法律规范相适应？
而若真说起传统道德规范，无外是被“红朝”当作“四旧”欲以根除、却又欲冒领其正统的“敬天地、畏神明”的民族传统。便是现如今的人们，被人当头喝一句：勿做亏心事，人做天在看。恐是每个会说中国话的都会心头动一下。切不问神明之事是否是真，但这神明之威就是要比律法来得直接。而“红朝”建政之后，只是为了图得一党独大，方才欲除一切信仰以令国人无可选择的去信“党”。而当人们真的要走向什么都不信的时候，那个恶果却注定也要由这个“党”去承担，用“骑虎难下”来形容“红朝”目前所处的所谓“信仰危机”再恰当不过。
其二，所谓之体制机制不完善。二十多年以前，各类法律条文远不如今日昌盛，但社会状态却远比今日安稳得多。各级当政者以经济发展带来社会新问题来解说这些现象，可现在人们都知道就算是当年刘文彩一类的大地主也未曾真的因富而恶，恰与“红朝”宣传形象相反是个大善人。生活水平提高导致社会道德败坏，这命题只有“红朝”理论家才好意思说得出口。
说到底，“红朝”建政一甲子，仍然靠的是几千年“民众不问王权而自安天命”这样的生活传统以及“民众血脉传承下来的各类修身齐家之美德”，最底层的根基却还是那种“做亏心事怕报应”的神明文化。而随着“红朝”将这些所谓“旧的道德规范”逐步削弱，其恶性后果在逐步显现罢了。所以说不是什么体制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这便如“大禹治水”的道理一样，体制机制的堤坝再完善，亦挡不住失却敬畏之后的“恶欲滔天”。
其三，所谓之法制德治关系。听说西方有句欲语叫“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很好的诠释了法制德制关系。现今“红朝”为何照猫画虎的本事都没有？关键是真正的法制是以“法”为基维护“公平正义”，而“红朝”的法治全部体现一个“治”上了。而当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立法者亦应守法”时，“红朝”便抛出“德治”要大家各善其身莫问国事。而当国人怒问何人缺德、缺德何因时，又抬出“法治”的大帽子要求大家别盯着“公仆”们是否缺德的问题，如此往复而已。
更可笑的是谈到败德与败法代价过低的问题。民众败德败法遭重判、贪官污吏法外逍遥的案例无需笔者多举，败法败德代价过低是指何人何事，恐是“求是”不得说、不敢说的吧。
其四，所谓之舆论放大效应。这一点却是最令人啼笑皆非的。高高在上主掌着一切宣传机器，每时每刻都将自己份内应尽的职责渲染成了功德；用基层少得可怜、尚需反复加工的道德楷模无数倍放大以后去掩盖满眼的污垢；如此这般，却又反指民众不该发声指责“公器”渎职、失德。话说回来，若整天生活在“CCTV”里，那必然会觉得“红朝”一片光明，只不知，现如今尚有几人能坚持守望“CCTV”。
是故，小民亦妄从整体之上观一观这“红朝”道德之状，确也是随着时段、领域、人群而变的。所谓时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看清“红朝”本质的不可救药，从寄希望于体制内改革到彻底抛弃。所谓领域，以往是某些特殊行业方能领略“红朝”恶果，现如今全民遭殃，无人可避；所谓人群，以往是底层民众敢怒而不敢言，现如今便是各级“公仆”亦要反戈一击。现如今的“红朝”国情，当真如同十锅九盖，锅内之水未沸之时，方可轮而盖之；可当民间怒火将这十锅之水烧得沸沸扬扬，自是盖之不住的。
其实，“求是”的这篇文章倒是有一条是令笔者信服的，那就是中国社会的道德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只不过，前提是等我们一众草民将那恶党“囚死”之后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