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三壮士让毛的脸“污墨横流”

【揭秘】八九年天安门毛像污损案真相

(作者陈少文因在网络发表本文于2002年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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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10月27日讯】1989年5月23日下午二时,来自湖南省浏阳市毛泽东家乡的三个年轻人,用鸡蛋壳填满颜料和墨汁,投掷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巨幅画像,并立即使毛泽东的脸上“污墨横流,浊颜荡漾”。这在自由国家不过是藉以表示愤慨的抗议行为,在中国,却如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十万万人民的心里,犹使得当时已经动荡不安的中国和中共,变得更加动荡和恐慌,甚至令全世界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震撼”。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令国人惊心动魄的壮举,竟是来自湖南毛泽东家乡的三位青年壮士所为。他们的大名就是: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

而今,这个历史性的事件已经过去整整十三年了。十三年来,在中国,人民无权公开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调查和追诉;在海外,当年天安门前的当事者们又对这一历史事件讳莫如深。人们似乎祇知道,那是一件被共产党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事件,当年的“民主运动”领袖们早在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上,就已经与这三位反革命分子“划清了界限”……

然而,中国人却又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他们曾用自己“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大无畏精神,不仅为四十年来遭受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无法无天”统治的人民,出了一口大大的冤气,而且,更重要的是,如若没有他们的壮举,如若没有他们那真正代表了中国民心的壮夫之为,八九民主运动的历史势将黯然失色;而六四民主运动的性质,亦势必要为人民自己的历史学家所重写。因为,正是这三位湖南青年,才真正把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当成了自已的事业;也正是这三位湖南青年,才真正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敢于“成仁取义”的最伟大民族精神。

一、我有一个梦想

余志坚,别名余鸣飞,男,现年25岁。湖南省浏阳县达浒乡涟头小学教师。
喻东岳,男,现年22岁,湖南省浏阳报社美术编辑。
鲁德成,男,现年26岁,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工人……”

──摘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在中国的历史上,三湘四水曾养育了无数的英雄豪杰,涌现出不少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湖南青年余志坚酷爱文学和哲学,甚至也朝思暮想在文学的殿堂上大显身手,并期望成为中国的政治伟人──在他的书案上和床头边,有他自已书写的一首自勉对联,曰:“青山不留忠魂,墨池要存春秋”。可是高考发榜,他祇被湘潭师专化学系录取。那些奇形怪状、枯燥乏味的原子、分子式,死板单调的元素周期表,实在难以吸引他安心就读。而那些中外文学名著和哲学著作却常常使他如醉如痴。他能绘声绘色地向你讲述《黑格尔哲学》的精髓,能把《红楼梦》倒背如流,也能把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解说得非常透彻。他常常把自已关在屋子内,模仿林肯的潇洒风度;或是在上衣口袋里插上一把长长的梳子,于同学们好奇的眼光之下步入课堂。

他大量阅读的,都是道格拉斯和奥古斯丁们的著作。校方规定的马列主义课程,他竟然考不及格。为此班里的老师、学校的领导曾多次找他谈话,而他依然我行我素。1984年,由于两门主课考试没能过关,他祇好带着惆怅的心绪和一张肄业证书回到了自已的家乡,然后被县教育局分配到浏阳达游乡中学担任化学教师。

虽然现实与理想南辕北辙,但聪慧无比的他,依然非常清醒。他看到中国的教育如此地教条和麻木,便心生改革教学之心。他利用自已丰厚的文学功底,用幽默优美的语言令学生们大为欢喜。执教不到一年,学生们就与他结成了忘年之交。他成了最受学生喜爱的老师。

也许生活中最令他沮丧的,倒是文学创作的屡屡失意。他寄出的习作,不是石沉大海,便是“完璧归赵”。为此,他虽曾面壁沉思,但对于生活中的挫折,却从未当真。因自已的文学风格与思想追求不被当局所容,他的立言报国之心反倒更加激越起来。他在自已的书房里写有一幅中堂,上云:“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人人生而平等”。由于他从不向校长献殷勤与送贡礼,加之他书生意气,孤芳自赏,校长又把他调到更远的山区里担任小学教师。他当然清楚,这正是政治的黑暗,才使得社会和环境不断地要“遗弃”他。他亦更加明白,这也正是社会制度对他自由的个性所必然要加以的束缚。从此,他在哲理之中寻求快乐,沉湎于对民主主义的研究和追求。他在日记中写道:“追求是一种享受,奋斗更是一种快乐。舍此之外,人祇是行尸走肉的动物罢了。为了自已的自由,同时,也为了他人的幸福,炼狱之苦难道不也是一种无上的荣光?”。

比起处处不得意的余志坚来说,他的师专校友喻东岳倒可以说是万事顺心,春风得意。喻东岳同样爱好文学,19岁时考上湘潭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在湘潭市第三职业学校任教,1987年3月还当选为湘潭市板塘区人民代表。他为人似乎敦厚诚恳,不善言谈。戴着一副三百度的近视眼镜,喜欢吟诗作画,并时有诗画作品见诸报端。他的书法篆刻也颇有造诣。1989年1月他又如愿以偿地被调到《浏阳报社》当美编,这对他的专业发展来说真是如鱼得水。八九年他22岁,在他进京的几天前,爱神曾悄悄地潜入他的心扉。那是他一个同事的妹妹,湖南大学学生。她的一篇颇有激情和才气的散文在《浏阳报》上发表了,他精心地为她绘制了题图。后来,他在这位同事家喝酒时,听主人介绍了妹妹的情况,爱慕之心便油然而生。他一赶到北京,就给这位同事写信说:“忘不了你的五粮液,还有你的妹妹……”

26岁的鲁德成是个汽车修理工,从小喜欢《三侠五义》里的侠客。上学时,在学校里总有些“惊人”的举动,比如说逮条蛇带到教室里放到横行霸道的同学课桌里,或是乘恶刹凶狠的同学不备,便在他的书包里放上一只蜈蚣虫。为此,他常常挨老师罚站。然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打抱不平,为弱小的同学伸张正义。在学校里,他俨然是一位“包龙图”或“展昭”。学校毕业后,他在家里闲呆了几年,时不时地便要做一些见义勇为的事情。他1985年结婚,赴京前他已经有一个4岁的男孩了。

余志坚和喻东岳在湘潭师专曾有过一面之交,后来俩人经常在浏阳见面,谈话挺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慨。相聚时,余志坚经常痛诉社会的黑暗性,常常要毫无顾忌地把官僚们的恶行痛骂一番。喻东岳不仅对此有着强烈的共鸣,特别对余志坚所编辑的几首民谣欣赏不已。诸如“中央首长玩女人──理所应当,高级干部玩女人──有人站岗,普通公仆玩女人──慌里慌张,老百姓玩女人──拘留罚款。”“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全党都贪”等等。他很佩服余志坚,觉得他有思想,挺深沉,谈吐不凡。尽管自己对那些深沉的思想并不十分理解,但同样有相当的兴趣。有时他也会借题发挥,侃侃而谈,在这位同学挚友面前表白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平庸之辈。

然而,残酷的统治却使他们不能常在一起探索中国的民主之路。喻东岳在每次与余志坚分手后,常常会到书店里去寻找黑格尔、卢梭等书籍。然后,便认真地思考、分析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病,更用自已的眼光来观察一党专政所带来的无穷灾难。

鲁德成则是由于一件偶然的事情结识了余志坚。事因是余志坚去新华书店里购书时,曾被一伙流氓寻衅追打,鲁德成则挺身而出为余志坚排危解难,从此,他们便成了心心相印的好兄弟。

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三位青年的身世经历、性格气质虽然差异很大,然而三个人在谈论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上,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共同语言。这,才是当代中国中下层社会里,没有自由的“真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共性”。

二、民主兴亡,匹夫有责

“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积极参加动乱,1989年5月18日在湖南省长沙市火车站邮局处,由余志坚授意,喻东岳执笔书写了反动的大型横幅及数条反动标语,张挂在长沙火车站前广场;并当众发表了反动演讲,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摘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一九八九年的五月,北京的学潮在不断升级,已经波及各界,影响了全国。

5有17日下午,余志坚来到《浏阳报社》找喻东岳。两人一见面的话题就是北京的局势。这几天,他们从电视里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场面,看到了全国各地学生到北京声援、请愿的队伍。谈到兴奋之处,两人顿感“民主兴亡,匹夫有责”。余志坚提出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自焚,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声援学运,表白自己的心迹。可是喻东岳不想死。他的心里虽然也是心潮激荡,热血沸腾,可祇让一把火就稀里糊涂地燃烧了自己,又于事何补?于是他好说歹说地劝说余志坚放弃了自焚的打算,两人商定见机行事,但要用具体的行动去声援学生。

当天下午,余志坚就把自己的好友鲁德成介绍给了喻东岳,二人祇说了几句话便觉得情投意合,相见恨晚。晚饭后,三人商定明天一早起程进京。余志坚托人给学校捎话,托词母亲生病,要请几天假回家照料。

鲁德成也谎称要送妻子回娘家,向厂里请了假。第二天,他吻别了亲爱的的妻子,亲了亲熟睡的儿子,又带了些钱和几件衣服,便匆匆上路了。

喻东岳知道这将是一条“不归路”。所以他当晚在留给报社社长的便笺上曾写道:“社长好!我已加夜班做好了我本分的事,想出去透透新鲜空气……。我内心深处揣着的是国家民族之前途。虽然我也想沉睡数十年,然而不能。祇好请假北上。此事请望多包涵,前途不可不测而又不可测……”

5月18日上午,他们乘车经湘潭来到了长沙,准备乘当晚9点2次特快列车直赴北京。

然而,离开车时间还有十几个小时。他们便在长沙市区跟着声援北京的学生游行队伍转了几圈,又觉得空喊口号不是一个办法,还认为长沙学生们提出的口号过于空泛平和,没有指出造成社会黑暗的根蒂──奴性与专制!因此,余志坚就对二人说:“为什么咱们要跟着别人后面转,应当走到他们的前头去!”

三人商议已定,就去长沙五一路百货大楼买了一块红布和一些笔墨纸张,然后走进了火车站旁边的一个邮局里,在红布上写下了“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制度”十二个大字,又在纸上书写了几条标语,曰:

“恢复真正共和政体,打倒官僚统治”;

“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自由于民。把封建制度送进历史的垃圾堆!”

署名为“湖南声援团浏阳分团”。

他们带钱不多,怕难以应付到北京的生活开支,于是他们找来一条长凳,两根竹竿,在长沙火车站广场一隅挑起横幅,贴上标语,一边演讲,一边募捐,民众涌跃捐款捐物,令他们无比激动,有时便会哭泣地对路人宣讲说:

“民主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是有工作、有家庭的热血青年,舍小家,为国家,你们牺牲金钱,会激励我们勇敢地前进。纵使抛头颅、洒热血,我们都会铭记不忘你们的支持。人民,我们谢谢您!”

不一会儿工夫,人群就被他们激励起来,纷纷为他们的演讲助威叫好,竟使他们成了漫漫人群中的核心。

一天下来,虽然三个人都已口干舌燥,筋疲力尽,但他们的心情却格外激奋。他们知道,民主理念已经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这才是民族的福音,国家的希望。动员每一个人参与民主运动,是他们的神圣责任,也是目前民主运动刻不容缓的事情。然而,如何才能把中国老百姓、知识分子、甚至青年学生们因共产党的长期残酷统治而造成的卑怯心态彻底打破,如何使封建独裁政体成为千夫所指,万人所弃,此时已经成为他们三个人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主题了。

三、奔向北京

“当日晚,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在来京的火车上,合谋撰写了诬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取消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全盘西化的反动讲演稿……”

──摘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晚上8点40分,他们终于登上了开往北京的2次特快列车。

在中国的铁路营运史上,这也许是绝对超负荷运行的第二例。当年的红卫兵大串连曾创造出连不足2平方米的厕所里也塞满了“小将”的纪录。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春天里,虽末出现当年的景象,若是用“像挤满了沙丁鱼罐头”一类的形容词,来形容眼下这趟列车上的情景,也毫不为过。

余志坚三人连挤了几节车厢,终于在9号和10号车厢交接处的洗脸间里,抢得了一席刚能站住脚的位置。即便如此,他们也丝毫没有忘记自已的神圣使命。他们先是同火车上的湖南学生进行交流与串联,喻东岳还以《浏阳报社》的名义,组织签名留念。当夜,他们三人几乎谁也没有合过一眼,甚至还由余志坚口述,喻东岳执笔,草拟了一份将鲁迅、谭嗣同、官倒、腐败、封建专制、西方民主、多党政体等等内容都牵涉进去了的讲演稿,读之令人激动而又沉郁。虽然,窗外,是一片黑暗;前途,竟然也像是一片黑暗。然而,他们却是义无反顾、豪情满怀……

四、皇城里的英雄

“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于1989年5月19日到达北京后,窜至天安门,混入人群,参加非法游行……”

──摘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5月19日,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活动已经进入第七天。

学生绝食中的天安门广场,空气污浊,垃圾遍地。凌乱不堪的营帐,昏昏沉沉的绝食,五花八门的摊贩,还有正在进行着的形形色色的自由交易……声援的、围观的、实施人道主义的,想大发国难财的,此刻,都汇集到了这有限的空间里。著名的相声演员姜昆在当年春节文艺晚会上的一个相声段子里,曾谐称不久天安门广场将成为最大的一个自由市场的话,居然不幸被他言中。

出了北京站大门,来自湖南的三位青年,便随着各路声援的学生、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游行队伍,缓缓地向天安门广场走去。一路上,他们急不可耐地打出了自已的旗号与横幅,激昂地高喊口号,澎湃的心潮难以抑制。是的,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北京,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浪潮之中,可以“毫无顾忌”地喷吐出自己压抑已久的呐喊了……

在天安门广场上,他们看见了湘潭大学的学生队伍,便立即加入进去,聊了几句,才知道,学生大抵以改变所谓的“老人政治”和“打倒官倒”为诉求,话不投机,便又退了出来。然后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找了个露营地,准备先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养足精神再继续第二天的行动。但是,半夜里,他们却被骤然间便响彻云霄的高音喇叭吵醒了。政府的喇叭在播放当晚党政干部大会上李鹏总理的讲话,而广场上“高自联”的喇叭却在播放骇人的新闻:大军已经进城了,部队要来天安门广场镇压,20万学生的性命危在旦夕。学生领袖们号召组织工人、市民、学生敢死队去拦截军车。

听完广播,三个人又是激动又是紧张,疲劳和睡意一扫而光。他们来到广场上,立即有人发给他们每人一块红布,要他们参加纠察队。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做好了捐躯的准备──每人都在红布条上写下了姓名和家庭地址。随后,三人就把红布条缠在手腕上,跟随纠察队的一位领导赶到前门维持秩序,防范军队从地铁口冲上来。

一夜下来,他们三人依然活着,并没有发生想像中的壮烈牺牲情景。清晨,他们在广场上看了升国旗仪式,然后又去故宫、王府井逛了一圈,了解北京的地理环境与市民思想。回到广场时,看见一支市民游行队伍,便加入进去,跟着呼喊口号,要求李鹏辞职,要求民主自由,要求实行多党制。

一连三天,他们都是晚上露宿广场,白天参加市民和学生的活动。他们很快发现,北京的民主抗议活动有一个严重的盲区,那就是民众仍旧有着根深蒂固地盲从思想,总是在盲目地为某一个政治人物鸣冤叫屈,没有找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方向,那就是结束复辟了专制的一党政权,还民主于民!还权力于民!

他们三人从几天来的游行示威活动中,清楚地了解到了此次民主运动的部分真相,那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与学生的民主理念,正被中共党内某些政治阴谋者所利用,以企求达到重新掌权、继续实行一党独裁之目的。已经南辕北辙的民主运动,既使他们三人感到寒心,也使他们感觉得惊心,中国民主运动的方向,必须以追求民主、自由为唯一目标,彻底摒弃中共专制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干预和阴谋,中国才有希望,人民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希望。

六四天安门毛泽东画像污损案真相
雨后的广场,毛像被污遮蔽后军人举行降旗仪式。(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五、策划

“为煽动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制造事端,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于5月22日策划对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主席巨幅画像进行破坏……”

──摘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5月22日是戒严的第三天。首都报纸报导:“北京城区气氛渐趋缓和,高校师生在静坐,但围观群众已日趋减少”。但是,三个人的情绪不仅没有低落,反而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激动。他们知道老百姓开始觉悟了,天安门民主斗争的矛头错了,要唤起民众真正走上民主道路,必须采取大胆、实际的行动,使他们明白:人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民主?人民真正要反对的,又是以谁为代表的专制?

这天上午,他们虽在广场上转悠,却懒得再去喊那些无用的政治口号,也不再理会毫无目的的游行示威队伍。10点左右,“高自联”广播站的喇叭开始播放一篇主张“胜利大撤退”的文章,听后,他们异常反感,马上与周围持赞同态度的学生们辩论起来。他们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并没有能够让别人轻易地就理解到他们要坚持到底的决心。但因感到此事关系重大,便立即由喻东岳执笔,写了两篇“何谓胜利?”和“民众的民主之路在何方?”的广播稿,交给了广播站。遗憾的是,并没有人器重他们的深刻内容与满腔热情,根本就没有播出。他们孤单地坐在历史博物馆的台阶上,只能感到格外的郁闷和悲哀。

这天晚上,他们三人在一起回忆来京的过程和讨论来京的目的,心情显得异常的沉重。余志坚忍不住慷慨激昂地说:“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连封建独裁专权的皇帝也不敢妄称为太阳,共产党的愚民政策真是千古罕见。可这个太阳太厉害了,五十年代杀了几百万,六十年代饿死了五千万,文化大革命又斗死二千万,连续的和不间断的文字狱,更使得中华民族优秀的文明与文化,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摧残,在中国,有多少真正的知识精英成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下囚,甚至是死刑犯。中国人民头上顶着这样一个太阳,不是幸福,而是一种亘古未有的灾难。但是,直到今天,共产党仍旧强迫人民视他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神,躺在这里的僵尸依然是悬在中国人民心头上利刃,而挂在这里的巨幅画像也仍然是套在中国人民灵魂上的绞命索。今天,中国人民竟仍旧生活在他这可怕的阴影里,所以,如果不抛弃这个太阳,人民就永远得不到安宁与幸福,就更不用谈什么民主和自由了。我们祇有取下圣像,砸碎枷锁,才算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毛老人家毕竟是我们湖南人,就由他的家乡人把他请回人间正法,这应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听到这里,喻东岳不由一阵心动,这个想法着实跟他不谋而合。早在五年前,当他在电视屏幕上看见这一幅巨大画像时,他的心里就曾有了这种想法。他认为东方的文化、东方的建筑格局与这尊圣像体现了一种封建专制的风格,在天安门悬挂毛泽东像,无疑是封建专制的象征,个人崇拜的象征,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者比起来,今天的愚昧更是绝无仅有。

晚上睡觉前,余志坚终于向俩人谈了自已的想法,他说:“如果我们此行祇来到天安门转转、看看、喊喊口号便回去,是浅层次的。不干点大事,就等于白来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要干就干一番惊天的伟业,那才是真英雄本色。何惧刀山火海!”

望着激动不已的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顿时心旷神怡,马上坚决地说:“为了实践自已的理想,为了国家真正的兴盛,就是需要我们个人付出牺牲,又有什么可以畏缩的呢!”

六、惊天之举

“5月23日下午2时许,三被告人窜至天安门城楼下,将由余志坚口述,喻东岳书写的反动标语张贴在城楼主门洞两侧,尔后,又将装有各色颜料的多枚鸡蛋壳及墨水瓶,投向悬挂在天安门上的毛泽东主席巨幅画像,使毛泽东巨幅画像及天安门城墙污损,三人在作案时,被群众当场抓获归案……”

──摘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五月二十三日戒严令宣布的第四天,三个来自浏阳河畔、胡耀邦故乡的年轻人,一大早便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下。喻东岳抬头看了看悬挂在城楼上的毛泽东巨幅画像,看到“共和国”竟然在这个最神圣的地方把个人崇拜搞得如此猖狂,不想则已,一想不禁怒发冲冠。此时,当他再听到余志坚对他们说:“为了把民主与自由迎回中华大地,咱们把毛家大爹请下来,让他老人家复归鬼位,让人民从此抛弃愚昧,更把专制送进历史的垃圾堆。对此,我们湖南的年轻人,理应责无旁贷!”他和鲁德成两人立刻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

中午十二时,他们三人在煎饼摊前向老板买了二十个鸡蛋,身为美术编辑的喻东岳又特意到文具店买了三管油画颜料和两张宣纸、一瓶墨汁。然后,三个人来到天安门右侧的中山公园,在一片僻静的小树丛里开始了准备工作。喻东岳是美编,懂得色彩调配。他把油画颜料挤在纸盒里,加上松节油稀释、调匀,又把各种颜色的水粉颜料用水调开,再倒在蛋壳里。然后铺开宣纸,书写了两条标语:

其一是:“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

其二是:“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

这是何等豪迈的口号,又是何等的深刻和明确!他们上接辛亥民主革命的初衷,下连终结共产复辟时代的正确历史要求,确乎把埋藏在中国人民心头已经整整四十番春秋的呼喊,尽情地唤回到了中华的大地之上……

他们把这些“武器装备”准备得当后,从容不迫地来到天安门城楼下。三人先把两张标语分别贴在东、西两个城门洞边,然后便异常泠静地对着围观的人群说:

“请大家闪开一条道,我们要做一点事情。”

这时,余志坚见门洞里过往的行人太多,便上前阻拦。喻东岳便立即从鲁德成抱着的盒子里拿出两个盛满颜料的蛋壳,仰侧着身子,使劲往城门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扔去。

第一枚蛋壳击中了毛泽东的右眼,暗绿色的颜料立即顺着毛的鼻子左侧流下,俨然像是毛泽东流下了痛心疾首的泪水。随后,鲁德成和余志坚又接连扔了六七个“手榴蛋”,毛的“圣像”上顿时飞花四溅、狼籍一片。特别是毛泽东面部那颗被马屁精们吹捧得神乎其神的“聪明痣”,因被黑色的颜料点击放大,竟然赢得围观者一片惊呼:

“痣大成癌!国家大难!”

在首都百姓的激情鼓励下,余志坚在掷手里最后一个“炮弹”时,本来是要瞄准毛泽东的“天门”的,想再来个满面开花,结果一使劲,蛋壳竟然飞过天安门城楼的护栏,落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台猩红的地毯上。

三个人只知自己尽情尽兴地一边使劲抛掷炮弹,一边大声疾呼“打倒官僚政府!倡导自由民主!”,从围观百姓中顿时爆发开来的一阵又一阵叫好声,他们都像是没有听到。因为他们似乎正在兴奋地感受着自己人生中的最辉煌时刻!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过几分钟的时间,“高自联”派来的大学生,竟然冲上来将他们抓住,并且立即将他们扭送到了“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三人绝没有想到,他们那大快人心的义举,竟然会被所谓的“民主斗士”们出卖。他们甚至没有得到任何“民主领袖”们的接见,也没有得到任何一个“民主运动组织”的认可,更没有得到这个被称做“民主广场”的纠察队的保护,竟然就被他们三人自认为“同志”的民主运动斗士,押着转来转去,并且翻来覆去地对他们问话,要他们写条子、按手印,声明他们的行动与民主运动无关。下午5点钟,大雨尚未停止,他们又被民主运动的组织者们“押往”历史博物馆前,被强迫在一个有40余名中外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上面亮相,强迫他们接受采访。中心问题还是要他们申明:他们不是学生,也并非由学生委派;他们的行为“与民主运动无关”。

好在他们三人并没有嫁祸和栽赃的念头,甚至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英雄气概。他们甚至多次主动声明,他们三人对自已的义举负全部责任,并表明自已的行动,祇是为真正开辟中国民主化的首要进程,进行一次有意义的探险,绝不遗憾与后悔。

然而,当时,他们三人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这一场被称做伟大的民主运动,竟然对他们三个人真正的民主行为,采取了如此无情的行动呢?因为,不论他们只有何等粗浅的历史知识,他们也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甚至是在世界的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五四以来的无数次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中,都从来不曾出现过这种“民主斗士竟然敢于在现场出卖民主”的行径,就更不用说那个曾经不仅高喊过“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更火烧过“赵家楼”的伟大五四运动了!

然而,他们更加万万想不到的是,当晚七时,“高自联”纠察队竟将他们三人移交到了专制政府的北京市公安局。

在5月23日晚间的电视节目上,北京的民主运动竟然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声明与他们这三个“反革命分子”划清了界限,更向全国人民说明,污损了天安门上伟大专制领袖毛泽东画像的行动,绝非正在要求民主的学生所为。

当天晚上,北京的街头巷尾,甚至已经开始流传着有关他们三个人的种种流言和谣言……,有的已经说,这是有人故意干,目的,就是要把破坏伟大领袖画像的罪责,栽臧给无辜的学生及其民主运动……

要求民主的学生们对于专制统治者的心惊胆战,由此可见一斑。这确乎在五四以来的所有自发的或非自发的学生运动中,所绝无仅有的。中共专制统治的淫威,实为历史所仅见;当代中国民众和学生对于专制统治的惧怕,实为历史所罕见。

当晚10时,天安门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将被污损的巨幅画像取了下来,并立即换上了早已备用的崭新的毛泽东巨幅画像。

中国人民的红太阳毛泽东,又重新地升起在民主运动洪流翻滚的天安门城楼上了。当然,中共专制统治者决心要残酷镇压民主运动的胆量,亦因为民主运动对他们的深深惧怕,而就要肆无忌惮了……因为,不过十数天之后,要与“反革命分子”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划清界限”、并将他们押送专制政权审判台的民主运动,竟然遭遇了与他们三人完全一样的历史命运,甚至是更加残酷的镇压。

然而,曾为湖南三位年轻壮士的壮举所震撼并激动不已的中国人民,却再也听不到有关这三位“当代壮士”的消息了。

壮士一去兮不回还……
七、悲怆的结局痛心的尾声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仇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乘北京发生动乱之机,张贴反动标语,发动反动演讲,进行反革命煽动,公然在天安门城楼当众污损毛泽东主席画像和天安门城墙,进行反革命破坏,其行为已构成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民愤很大,必须依法惩处。判处余志坚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喻东岳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鲁德成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摘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十三年过去了。

也就是说,一九八九年的年轻壮士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已经在共产党的监牢里熬过了整整十三个年头──那将是怎样难熬的十三个年头!

然而,就是在这十三个年头里面,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仍旧悬挂着“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巨幅画像;中国人民的头上,仍然被迫顶着那一轮永不灭落的“红太阳”……

也是在这十三年个年头里面,那些曾发起了乙巳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确曾在八九年那个风雨如磐的艰难日子里得到过民众支持的民运人士们,却在流亡海外之后,不但时刻不忘自己“民运领袖“的身份,而且更以“历史的见证人”自诩,大肆为自已的所谓“英雄业迹”歌功颂德,甚至为自已的所谓“壮烈行为”涂脂抹粉,然而,他们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起过那三位曾被自己“押送”给专制统治者的年轻壮士。海外无数的报刊、杂志,虽然年复一年地刊载着“领袖”们的照片、讲话、业绩;每年六四,他们个个都要登台亮相,发表讲演,重温旧梦,再领风骚;然而,对他们来说,在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北京天安门前,仿佛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这三个真正的八九英雄,湖南壮士。至于他们的生死,就更没有人愿意稍作过问……

还是在这十三个年头里面,我们国内的人民,却越来越认识到,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三位来自湖南的年轻壮士,才是一九八九年的真英雄和大英雄。

因为,当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开始举起了自由的火炬之时,他们就把目光投向了那具躺在广场中央的令人恐怖的僵尸。因为正是这具僵尸,他在生前不仅给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制造过无穷无尽的灾难,吮吸了我们人民无量无尽的鲜血,而且,死后,他那仍然被高高捧着的罪恶灵魂,竟仍然作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继续施行专制极权统治的图腾和工具。三位年轻的湖南壮士尤其明白的是,在中国,虽然“毛父已死”,但是,苦难依然未已。原因,就是由毛泽东所代表的那一场“共产革命”,和由这场“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和制度,还在象枷锁那样,紧紧地套在我们人民的颈项之上。因此,唯有彻底地否定毛泽东及其同伙罊竹难书的历史罪恶,才有可能推动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真正开始走上民主之路……。

在一九八九年的那个令人心跳的岁月里面,这非但不是什么“超前”的思想,而且是全中国人民的真正共同思想。然而,在广场上不仅背叛了这一人民思想,而且一心一意要诱导年轻学生们偏离这个思想的,就恰恰是那些披着所谓自由知识分子外衣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知识官僚。他们后来在海外为撇清自己和八九民主运动的关系所一再作出的表白,已经对此作出了确证。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共政权曾声称天安门民主运动是别有用心的阴谋家们所发动的所谓政治斗争,而海外的“民运组织”也似乎同意这些观点,由是,“敌我”双方都认为天安门事件是中共党内斗争的产物。中共的结论岂但令真正的民主斗士们不服,海外民运组织的声音也着实令天下百姓寒心。特别是去年在海外出版的那一本“轰动”世界的所谓“六四”真相的书籍,它竟然声称:“就六四总体而言,它又是一场自主的、自发的、无序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它成了人民对政府宣泄不满与愤慨的出气筒。”

──视大众的民主自救运动为“群乱”,这不得不使我们感到严重的不安!

然而,正是从这些意义上来说,今日国人要回过头来,称那三位年轻壮士为八九年春天的“真英雄和大英雄”,也就毫不过分。因为,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他们都是一九八九年春天中国人民真正的代言人和“代行人”,都是──

战国时代的荆轲,
戊戌变法后的谭祠同,
黄花岗头的七十二烈士!

今天,虽然我们并不因此而责怪八九年那些幼稚可爱的学生领袖们,但是,我们要责怪他们的却是,在八九年后的这十三个年头里面,你们究竟在海外为疼爱你们的国人做了些什么?还有就是对十三年前自己的幼稚行为,你们究竟有过一丁点反省没有?要知道,今天,你们如果当真忘记了那些成就了你们八九年民主运动领袖地位的默默无闻的大众英烈,忘记了“正是他们用生命作为代价,才为你们在海外筑起了辉煌名声的高台”这样一个根本的事实,便无异于是对历史的亵渎,无异是要与国内人民决裂。十三年来,对于你们在海外种种争名夺利的行为,以及由这些行为所造成的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四分五裂的现状,特别是你们那些令“华侨痛、共党快”的表现,实在使得曾对你们寄托了无限希望的国内人民伤心不已。如果说,你们昔日的行径,已经过于对不起那三位来自湖南的年轻壮士的话,难道你们还要用自己在海外的行为来更加地对不起今天的国人吗?

愿你们能够记住一九八九年的真英雄和真壮士──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记住他们当年就已经成熟坚定的正确思想,那气撼山河的伟大壮举,为中国的艰难民主进程再立新功。因为,人民和历史已经真正地将他们深深地铭记在心了。

八九的真英雄,湖南的三壮士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人民在等待着你们的归来。

按:文中多次提到的封建专治为中共的党文化用词,可见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在中共统治下,党文化已深深毒害人民的思维。

(作者为湖南陈少文﹐因在网络发表本文于2002年8月6日被捕)

(转自黄花岗杂志)

(责任编辑:林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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