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4月24日讯】第10章：幸存者归来
在“白星公司纽约办事处”贴出的告示板前，聚集了很多人，“泰坦尼克号”乘客的家属都焦急地渴望知道自己亲人的消息。那场面就像电影《飘》中那些南方的将士家属在等待宣读刚刚从战场送来的阵亡将士名单一样，人人都提心吊胆，带着巨大的恐惧。
当第一批“泰坦尼克号”获救者名单贴出时，船上的新婚夫妇——新郎官丹尼．马文的妈妈玛丽太太和新娘子的母亲富兰克夫人一块赶来查看她们儿女的消息。当富兰克夫人一眼扫到“马文太太”四个字时，几乎叫了起来，但看看名字旁没有“马文先生”，她马上止住了。她本能地感觉到站在旁边的玛丽太太的失望和悲伤。
银行世家、“国际管道公司”总裁本杰明．古根海姆的妻子一遍遍反复地看这份名单，怎么也没有发现丈夫的名字。她哽咽地说：“他也许还在海上漂流呢！”她哪里能想到，古根海姆和他的秘书一起，穿着最好的晚礼服，像真正的男子汉一样，已经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了大西洋底。
在这份名单前，意外的惊喜，绝望的悲痛，如释重负的长吁，难以置信的抽泣，人间所有的情感都在这几个小时内被发挥到极致。那不是一份名单，而是像一份生死判决书。
由于“卡帕西亚号”船长罗斯庄把船上的无线电专供公务使用，任何媒体来电询问，他都一律不回答，所以纽约和世界各地的报纸都拿不到幸存者的准确消息。报纸的编辑们气得火冒三丈，谴责的目标从制定了愚蠢的救生艇政策的英国贸易委员会，转到了“卡帕西亚号”。
纽约《世界报》刊登大字标题质问：“卡帕西亚号”为何躲避对并不是机密的“泰坦尼克号”损失情况的询问？
由于无法得到进一步的信息，有些报纸则根据想像来编织当时的场面。《世界晚报》报导说：当时海上有漫天大雾，“泰坦尼克号”无法看清周围的一切，随着一声汽笛长鸣，然后就是如同地震般的天塌地陷，“泰坦尼克号”就从海面消失了。报导的语气和文字像科幻小说。
《前锋报》更是用春秋手法，如临其境地描述说，当晚这条巨轮在黑夜中一路猛开、横冲直撞，突然遇到一座巨大的冰山，那高耸的冰峰劈头砸了下来，巨船当即被砸得七裂八半，然后一块块地散落到大西洋底。
比较保守的《明镜晚报》没有编织故事，但对“卡帕西亚号”不回答他们报社发去的任何电讯也大为光火，他们在该报头版以大字标题发泄愤慨：“卡帕西亚号”的沉默令人愤怒。
“卡帕西亚号”船长罗斯庄有着独特的性格。不要说对报纸的提问电讯一律不回，连美国总统的问询也不搭理。总统塔夫脱下令派遣的海军巡洋舰“塞勒姆号”进入大西洋后，该舰报务员给“卡帕西亚号”发了电讯，询问总统的侍从武官阿奇．巴特少校是不是幸存、是否在“卡帕西亚号”上，并特意暗示这是总统要求查询的，但罗斯庄照旧不理。《旧金山问询报》就此事做了新闻，占三字段置宽的黑体大标题是：“卡帕西亚号”拒绝了塔夫脱总统的电讯查询。
《波士顿环球报》是最聪明的，这家报纸派记者温菲尔德．托玛斯登上了康纳德公司的轮船“弗兰考尼亚号”，这条船驶入了大西洋，和“卡帕西亚号”有电讯联系，由此得到了幸存者人数等信息。托玛斯迅速把这些信息用无线电发回报社，于是《波士顿环球报》独家刊出了“泰坦尼克号”一共多少幸存者的消息，并报道说，这些幸存者都神志清醒，“卡帕西亚号”正驶回美国，将在星期四傍晚，即“泰坦尼克号”沉没四天后抵达纽约港。
世界沉入悲恸的深渊
“泰坦尼克号”启航时船上乘客加船员共有2,200多人，现在只有705人获救，那就是说，多达1,500多人丧生！
美国、加拿大和全部欧洲的主要城市都有市民丧生，全球一片哀悼、悲痛。美国、英国的所有地方的旗杆，都降了半旗。美国总统塔夫脱和英国王乔治互致唁电，德国王也发了唁电。除了圣诞节，从没有关过门的世界最大的“梅西百货商场”也闭门休业，悼念它的创办人斯特劳斯夫妇遇难。纽约最大的剧院之一的“哈里斯剧院”也停止演出，缅怀遇难的著名戏剧制作人哈里斯先生。
在英国，“泰坦尼克号”的主要设计师亚历山大．卡莱尔在悼念会上晕了过去。因为患肺炎错过跟随“泰坦尼克号”首航的“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总裁皮埃尔还躺在病床上，人们没敢告诉他，因为一个英国国会议员看到“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报导就一下子心脏病发作死了。
“泰坦尼克号”上损失最惨重的是船员，船员丧生的比例，超过每个舱的乘客死亡比例。近九百名船上工作人员，只有212人幸存，四分之三以上的船员都随着“泰坦尼克号”沉入到海底。
全世界最悲痛的城市是“泰坦尼克号”启航的英国南安普敦港，“泰坦尼克号”上每五个船员，就有四个来自这个港口小镇。这个小镇的人们从罗马时代就开始做水手，是个典型的海员城。南安普敦港的每一条街道都悬挂着黑色的挽幛，有一条街，全部20多户人家，每一家都有亲人遇难，成了一条“死亡街”。
4月17日，在“白星公司南安普敦办事处”门前，那些焦急恐惧地等待消息的人，几乎全部是妇女：年轻的妻子，怀里抱着婴儿；中年的太太，刚刚从做工的地方赶来；老年妇女，灰白的头发，满脸皱纹，更加惊恐。几乎所有进去办事处听取消息的女人，出来时都抽泣或放声恸哭，有的趴在朋友的肩上，有的瘫倒在公婆的怀里，有的孤独地坐在路边无法站起。
《伦敦邮报》曾这样描述了当时的场面：“下午快结束的时候，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等待的人群稀少了，那些沉默的男人和女人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家里。在南安普敦市，几乎每一家都有亲人或朋友遇难。那些从学校回来的孩子们，虽然不是很明白这灾难意味着什么，但那悲伤的脸庞，面向的是一个黑暗的、永远没有了父亲的家。”
这篇文章详细报导了南安普敦市那些遇难船员家属的痛苦：艾伦太太的丈夫乔治是“泰坦尼克号”的生火员，她现在要自己抚养三个孩子了；住在工会街的巴恩斯太太失去了一个兄弟；桑德斯太太的两个儿子都是船上的消防队员；凯布尔街的一个老头，四个在“泰坦尼克号”工作的儿子都死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哭得要发疯，她的新婚丈夫是船上的服务员，他们才结婚一个月；戈斯林太太失去了儿子；普雷斯顿太太的丈夫已去世，现在又失去了儿子；但最惨的是梅太太，她的丈夫老阿瑟和大儿子阿瑟都在船上工作，一起遇难，留给她的是11个孩子：大儿子阿瑟的妻子怀里正吃奶的四个星期的婴儿，她的10个儿子、女儿，最大的儿子19岁，每周才挣回几个先令，最小的孩子6个月。
当时南安普敦的煤矿工人罢工，使很多人都失去了工作，能到“泰坦尼克号”上工作被视为幸运。当地很多家庭生活十分贫困，有的甚至要典当家具才能买米揭开锅；有的被房东警告，再付不起房租就要被赶出去。那些指望丈夫或儿子到了“泰坦尼克号”工作能为家里解燃眉之急的妻子和母亲，现在面对的是绝对的绝望。即使幸存的船员，在“泰坦尼克号”沉没那一刻起，工资就停止了。《伦敦邮报》的记者曾这样栩栩如生地描述了遇难者家属的处境：
很多妇女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站在“白星公司办事处”门口等待。希望她们的男人在那个获救的小艇上。一个怀里有两个圆胖婴儿的女人，靠在路边的柱子上，她手里还拉着一个瘦小的孩子。这个困倦的孩子问她：“妈妈，我们在这里等什么，为什么要等这么久？”这个母亲结结巴巴地回答：“亲爱的，我们在等你爸爸的消息。”说完她扭过头去，不让孩子看到她簌簌流下的眼泪。
这些遇难船员家属的凄惨处境震撼了整个英国，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向她们伸出援手，为此成立的“基金会”收到了相当于216万美元的捐款。这个“基金会”一直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六十年代末。
伊斯米成众矢之的
1,500多人死亡，全球的悲恸可想而知，但同时人们也发出愤怒的质问，到底谁应该对这个巨大的灾难负责？此刻，传来了乘坐“泰坦尼克号”的白星轮船公司总经理伊斯米没有和巨轮一起沉没，反而登上救生艇逃生的消息，伊斯米立刻成了众矢之的。
记者早就在怀疑，白星公司纽约办事处迟迟不宣布“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消息，可能背后有人指使，为的是保住他们在华尔街的股票价值。现在记者们嗅出来了，这个幕后者可能就是此刻在“卡帕西亚号”上一等舱里的伊斯米。
一家报纸报导说，是伊斯米要求“泰坦尼克号”全速行驶，以达到公司严格的时间表，来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尤其是报界得知船长史密斯随船沉入海底；造船师安德鲁斯选择了与船同在；船员把救生艇让给了妇女和儿童，才导致那么多船员丧生；而最应该负责的“泰坦尼克号”拥有者伊斯米却坐上了应该给妇女儿童的救生艇逃生。伊斯米自然成了最理想的大众发泄愤怒的“替罪羊”。
《纽约时报》发表的社论不点名地谴责伊斯米，说即将开始的“泰坦尼克号听证会”，伊斯米“是很少的几个幸存的船上官员之一，他一定会被调查。”
伊斯米当初曾谢绝了摩根希望他出任“国际航运公司”总裁的邀请，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又接受了。“国际航运公司”和《华尔街日报》一直关系很好，现在连这家报纸也不得不刊文质问：“在轮船公司的重要官员登艇之前，是不是还有乘客没有在救生艇找到位置？”
在纽约的报纸对伊斯米一片讨伐声中，伊斯米正萎缩在“卡帕西亚号”的医疗室，不吃不喝，浑身发抖，靠注射镇静剂维持。虽然报上的说法还有待证实，但伊斯米确实从“卡帕西亚号”给白星公司纽约办事处拍发了三封电报，指示他们如何处理这个事件。这三封电讯都被前去支持“卡帕西亚号”的美国海军巡洋舰“塞勒姆号”的报务员截获。
伊斯米所以不吃不喝，浑身发抖，可能他已预感到自己的人生正撞向“冰山”，他的最大梦想——建造世界最大的轮船，刚刚实现，就沉入了大西洋底。随它沉没的更有1,500多条人命。他的经济损失，公司的前景，尤其是他幸存后要承担的道义责任，因为海上的规矩是船长和船主应该是最后离船的人，每一样都是一座“冰山”，足以使他的事业和人生沉没。但作为精明强干的船运大亨，这一切他已在心中画好了海图。
“卡帕西亚号”上其他的幸存者们，许多也是精神恍惚。“卡帕西亚号”的乘客尽力帮助安慰这些幸存者，头等舱的乘客让出了房舱，给那些最需要的人。船上的大休息厅被改成统舱，供从小艇上来的人休息。乘客们还送给这些幸存者牙刷、牙膏、衣服等，并帮助他们缝补衣袜，用大船上的毛毯给孩子们缝罩衫，当然还帮助服务员分发咖啡、热茶和饮料。但这些幸存者们也像伊斯米一样，不愿意和人接触，不是因为他们自觉高傲，而是他们远没从这场“世纪灾难”中苏醒过来，他们仍处于震惊，困惑和恍惚中。
当“卡帕西亚号”上的乘客路易斯．奥格登太太看到两个刚刚换下湿衣服的女人孤零零地呆坐在一个角落里时，就把两杯咖啡送过去。但她们不要，还喊叫道：“我们眼睁睁地看到先生淹死了！”说完就是失声痛哭。
但也有人是天生的乐观派。国际知名的服装设计师戈登太太想出一个主意，她要和自己乘坐的一号救生艇的全体幸存者照相留念。他们都站在“卡帕西亚号”的甲板上，划桨的水手又系上救生衣，全体簇拥在一起。高举照像机的船上医生麦吉博士高喊着：“好，笑一下，笑一下。”看这个场面，根本不像是死后余生，而像是一个假日旅游团。
报务员布赖德的双脚都冻坏了，上了药膏，缠着纱布。他坐在“卡帕西亚号”的报务室里，帮助科塔姆发送那些幸存者名单。他一夜都睡不着，望着船外的天空发呆。他想起菲利普斯，想起他俩最后冲出报务室的情景，想起他们俩在“泰坦尼克号”上度过的几天几夜。
黎明时分，布赖德来到甲板，眺望那大海的日出。随着万道金鳞鳞的光束从海平线撒过来，像是天国铺过来的一条条金色的跑道，太阳准备在那一端起跑，向天空冲刺。
当太阳像一条鲜活的鲤鱼从海面腾然跃起，给海水和一座座冰山披上了漫天遍“海”的辉煌和壮美时，那远处高矗的冰山，在阳光下，是那样洁白，洁白得像一个圣女；是那样的雄伟，雄伟得像大海的守护神。在微光下，每一座冰山都闪烁着迷人的秀丽。
它是多么美丽啊！布赖德感叹道。难道“泰坦尼克号”就是被这样的冰山撞到了海底？布赖德怎么也无法把眼前的冰山和那天夜里导致船毁人亡的冰山连到一起。
二副莱特勒躺在一堆毛毯中间，也是无法入睡。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泰坦尼克号”会撞上冰山沉没。那一带明明是不应该有冰山的，他随船在“格兰德班克客轮航线”走过多少次了，从来没有见到有冰山呵。这是奇怪的现象，奇怪的季节。
大概那时地球就已“过热”，把暖风吹到了北极圈，使冰州世界融化，大块的冰山融裂，漂浮到北大西洋海面。让布赖德感叹赞美的景色，不属于这个季节，也不属于这个北大西洋的纬度，它是从北极圈流过来的。
“我从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冰山在海面漂移，我在大西洋上干了15年航海，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即使在南大西洋，我在那里干过几年，在南纬65度，也没有见过这种情景。”莱特勒后来这样对人说。
每个人都想伸出援手
4月18日，当载着一船幸存者的“卡帕西亚号”客轮急急火火地驶近纽约时，纽约这边像是欢迎英雄归来那样紧张和兴奋，更有乘客的家属和亲人在焦急地等待。
纽约市长盖纳和市警察局长沃尔多整个早晨都在开会，研究怎样确保不出任何意外。沃尔多调动了全部的纽约市的二百名警察，还有一些便衣警探，到“卡帕西亚号”将驶入停泊的康纳德轮船公司使用的52号码头，维持秩序，因为幸存者将在那里上岸。
整个纽约城，人们都想为这些幸存者做点什么，各种非政府组织都表示要提供帮助。“小区房屋团体”要提供七百张床位；犹太人、德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瑞典人的移民组织都要提供设备。布思将军表示，“救世军慈善组织”愿意为幸存者做任何事。商业大亨金贝尔下令他的商店停业，把商场腾出来供二百名幸存者临时居住。加起来，各界捐出的住处达到五千多个，但幸存者一共才有705人。
每一家医院都腾出了床位，为那些需要治疗的幸存者准备了医疗服务和各种药品。“红十字会救济委员会”准备了志愿人员和设备。代表“天主教教会组织”的“姐妹慈善团”，将在码头为幸存者提供精神和医疗服务。
W．K．范德比尔特太太发起的为“泰坦尼克号”三等舱贫穷乘客募款的活动，各界反响强烈。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成员都捐了相当数量的钱，遇难的富豪约翰．雅各布．阿斯德的弟弟文森特．阿斯德捐了一万美元；著名音乐家安德鲁．卡耐基捐了五千；约翰．洛克菲勒捐了二千五百；百老汇剧场老板乔治．可汉在剧场观众中募到了九千美元，他还要在周六组织义演，再为幸存者募款。纽约足球队大亨约翰．布拉什宣布他的球队要在周六为募款进行表演赛。费城铁路公司宣布，任何“泰坦尼克号”幸存者坐他们公司的火车到费城，车票都由他们支付。
记者的一场战争
但准备得最细心、最急迫地等待“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是纽约各家报纸的记者。“泰坦尼克号”已成为当时的天大新闻，哪一家报纸都跃跃欲试，想抢到独家消息。由于“卡帕西亚号”船长罗斯庄拒绝回答所有媒体的电讯问询，所有记者们都在等待幸存者到达纽约这个时刻，来挖掘沉船内幕和幸存者的故事。
最早报导出“泰坦尼克号”沉没消息的《纽约时报》，更不甘落后。该报执行总编辑范．安达说，我们已经有了“第一”，绝不能再成为“第二”。《纽约时报》几乎进行了总动员，像迎接一场战争。
在“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港的前一天，安达在距离康纳德轮船公司码头只有一个街口的“斯特兰德大旅馆”租了一层楼，作为报道“泰坦尼克号”幸存者归来的“前线指挥部”。这个“指挥部”里加装了四台电话，每一台都连结《纽约时报》总部的编辑室。每一台电话都有特殊功用：一台专用于对幸存乘客的专访，一台用于报导抵达的“卡帕西亚号”，一台专门采写幸存的船员。安达要求记者们把采访到的消息立即用电话传到“斯特兰德大旅馆”，由他统一编审再传到《纽约时报》的编辑室。
一个列出全部幸存者名单的告示板挂在了“斯特兰德大旅馆”临时编辑部的墙上，凡是被记者采访过的幸存者，就在名字上划一个记号，以防采写重复。此外，安达还安装了另外三台电话，供特殊情况下使用。报社租来的小轿车就在“斯特兰德大旅馆”门前待命，时刻准备把记者送到码头或报社总部。七台电话的总机接线生被命令说，不管电话多忙，都要保持一条通畅，接通报社编辑室的“泰坦尼克号专线”。
当天下午，《纽约时报》的白天执行编辑阿瑟．格里夫斯召集了所有记者，进行“战前动员”。那摩拳擦掌的劲头，就像拿破仑站在山坡上，面对他的千军万马，准备喊出那声“冲啊”的号令。在迈耶．伯杰所着的《纽约时报的故事》一书中这样记录了阿瑟．格里夫斯当时对记者的“训话”：
装载着“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卡帕西亚号”客轮今天晚上九点钟将抵达。它至今没有回答任何新闻界的电讯提问，我们只拿到了美联社发来的这样一条电讯稿：“我们不能保证提供关于卡帕西亚号上幸存者的消息，因为该船至今仍固执地拒绝回答一切对幸存者情况的询问……”我现在派你们16个记者去码头，但我们只有四个记者通行证，你们要自己各显神通，想尽一切办法抓到那些幸存者采访。尤其是想办法抓到“卡帕西亚号”的船长罗斯庄、白星公司的总经理伊斯米。想办法抓到任何一个“泰坦尼克号”幸存的船员，尤其是那四个幸存的官员。我们最需要的是“泰坦尼克号”上的报务员的故事，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当然也要采访到“卡帕西亚号”的报务员。关于“泰坦尼克号”上已遇难的船长史密斯、总统侍从武官巴特少校、亿万富翁阿斯德的遭遇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战场上指挥官和战士的“战斗”精神，才“打”出了《纽约时报》这张大报的一片独家天地。
晚上6点钟，在纽约港康纳德公司的专用码头，就聚集了二百人。7点钟的时候，人数增加到三百，到了8点多钟的时候，码头已成人群的海洋，竟有三万人在那等待，另外还有一万人聚集在自由女神像旁的“炮台”上观看。
当天晚上雷雨交加，人们站在雨水中。纽约各报租了50条小船、游艇和舢板，装满了记者和摄影记者。这50条记者船将跟随“卡帕西亚号”一同驶进码头船坞。导引“卡帕西亚号”进入港口的是坐着纽约市长和市政府欢迎团体的轮船。8点30分时，所有的记者和欢迎团的成员都进入自己的船只，像一场赛舟，都在等待那声最后的信号升起。
突然，在海边出现一稀光亮，有人高喊：“船来了！”有人向市长证实说：“那确实是卡帕西亚号，我从它的轮廓就能看出来。”驶来的船确实是“卡帕西亚号”，它在海平线轻轻地漂荡过来，驶过“自由女神像”岛，越来越近。
市长那条船发出了汽笛的鸣叫，马上港口里的所有船只都鸣响了汽笛，轰鸣的汽笛声回荡在整个曼哈顿，压过了那四万人哭泣的声音。这四万多人，有穷人，有富人，都在焦急地等待他们的亲人归来，有人不是很确定他（她）所爱的人是否就在这徐徐驶来的大船上。那徐徐驶来的是希望，更可能是绝望。
上百条船的汽笛声，四万人的哭泣声，天上飘落的大雨声，还有天空滚过的闪电和轰轰的雷声，把纽约港口交响成一个“世纪夜晚”。美国作家查尔斯．佩莱格里诺在《她的名字：泰坦尼克号》中对此感叹道：
没有一个小说家能创造出这样的场面，也没有一个小说家能忘记这个场面。这是“泰坦尼克号”沉没灾难的最戏剧化的尾声。如果小说家编织了这样一个场面，读者都不大可能相信。虽然还没有人写出这样情节的小说，但它真的在发生。那眼见的滂泊大雨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带着哗哗的响声和暴烈的狂风。天空中连续的耀眼闪电，和小艇中摄影记者镁光灯的闪烁，互相辉映；几乎把装满记者的五十条小艇炸翻的滚滚雷声也参加进这个“大合唱”……
“卡帕西亚号”还没有完全驶进港口，就被五十条小艇围绕。记者们拿着扩音器向“卡帕西亚号”甲板站的人喊话，进行采访：“你是‘泰坦尼克号’幸存者吗？”
“是的。”回答的声音有点迟疑。
“你需要帮助吗？”
长时间的沉默后，回答说：“不需要。”
一个记者对着甲板上的一个“泰坦尼克号”幸存的船员喊道：“跳下来，我们接你，给你50美元！”但没有一个船员跳下来。
另一个记者对大船上的女乘客喊道：“约翰．雅各布．阿斯德在没在你们船上？”
“没有。”
“船下沉之前，他是不是还在泰坦尼克号上？”
“我不知道。”
当一些领航员从舷梯爬上“卡帕西亚号”时，有的记者也跟着向上爬。对于硬闯的记者，“卡帕西亚号”的三副里斯没有客气，用拳头照他的下巴就砸了下去。
有的记者采用别的战术，一名记者掏出肥皂，放在嘴里，然后口吐白沫子、揉着眼睛对里斯说：“噢！我的可怜的妹妹！我妹妹在船上！我必须见她！先生，让我进去，我给你一百块钱！”
“不行！”三副里斯斩钉截铁地回答。
“二百元钱！”
“不行！退回你的位置，只有领航员可以登船，这是船长的命令！”里斯显然不相信他的“故事”。
当所有领航员上完之后，这个记者还是爬了进来。但船长罗斯庄客气地对他说：对不起，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以在船上采访幸存者。这个记者只得乖乖地待在甲板上。后来罗斯庄说，这个记者还是很绅士。意思是他没有乱来。
当“卡帕西亚号”终于停靠进码头，系好了缆绳，先卸下来的是“泰坦尼克号”的十几条救生艇，这是最让四万等待的人群心碎的东西。接着，开始下乘客。但罗斯庄决定让“卡帕西亚号”的乘客先下，他觉得，这些乘客已经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本来是去地中海的，现在转了七天，又回到了出发地。他们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不能让他们再等待。这又是罗斯庄与众不同的性格，而且他做事就这样果断，没有和任何人商量。
普通乘客下完了。下面是记者们最想见的“泰坦尼克号”幸存者了。第一个出来的是个年轻的女乘客，她走下甲板，显得有点犹豫和不知所措，惊恐地望着四周黑压压的三万多人群。
当她终于走过警察的警戒线，立刻一大群记者包围上来，每一个记者都贪婪地想从她这里挖到新闻。那个包围的争夺场面，比今天任何一个当红影星、歌星、球星撞到崇拜者堆里更恐怖。
“幸存者？”
“是的。”
“请问你的名字……”
所有的问题都是大同小异，记者们都想知道的是“泰坦尼克号”上那些大富翁和名流们的遭遇，因为读者要看这些人的故事。
那些有亲人来接的，拥抱成一团，激动的泪水和雨水混合在一起。密西根州的富豪、从欧洲转了一大圈儿度蜜月归来的毕晓普夫妇，被他们预定的一辆大轿车接到“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大旅馆”，他们要在那里住几天，买买用的衣服，再回密西根家里。那些没有人接的三等舱的穷人，被“救世军慈善组织”接走。
独家报导布赖德
只有两对人马被准许登上了“卡帕西亚号”。一队是后来主持“泰坦尼克号听证会”的美国国会参议员威廉姆．奥尔登．史密斯和两个美国元帅及几名助手。另一队是无线电发明家库格雷莫．马科尼和《纽约时报》记者吉米．斯皮尔斯。
当《纽约时报》执行总编辑安达下令记者不惜一切代价采访到“泰坦尼克号”幸存的报务员布赖德时，记者们都在心里嘟咕，说说真是容易，怎么做到呢？因为此刻纽约每家报纸的记者都有共同的雄心：采访到布赖德。因为报务员是最了解船上的情况，以及和其它船只的联系与救援情况。布赖德成为揭开“泰坦尼克号”沉没之谜的钥匙。
《纽约时报》记者吉米．斯皮尔斯是个“鬼灵精”，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去找马科尼。马科尼是无线电发明者，由于这项发明，他获得了1902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马科尼是美国的大名人，而且在“泰坦尼克号”沉船之后，名气更是大震，因为正是他发明的无线电拯救了这七百多条生命。如果没有无线电，这“泰坦尼克号”上的所有人都会沉入大西洋底，因为即使上了救生艇，陆地和其它船只也不会知道他们患难，他们会在寒冷的大西洋上冻死或饿死。人们对马科尼的感激之情可想而知。所以，即使警戒最严的“卡帕西亚号”，也会让“救世主”马科尼上船。而且，有马科尼的陪同和引见，布赖德一定会接受采访。这就如同由当今的电脑软件大王比尔．盖茨导引，哪一家电脑软件公司都会接待一样。
马科尼领着斯皮尔斯顺利登上了“卡帕西亚号”，来到了报务室。布赖德此刻还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打键盘，拍发电讯，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人进来。
斯皮尔斯第一眼看到布赖德，吓了一跳，他描绘布赖德当时的模样是：消瘦的脸庞，像正在生病；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有手在键盘上敲击出的火花，证明他还活着。他那双被冻伤的脚被纱布包裹着，搭在对面的椅子上。他看上去体重一定掉了很多，太阳穴的皮紧紧地包着头颅，颚骨和下巴显而易见地突出来，使他的眼睛更显得深陷进眼眶里。但他的眼光却炯炯有神，像一双在宗教画上的人的眼睛。
有几秒的沉默之后，马科尼对布赖德说：“孩子，现在不值得你还发电讯。”
布赖德突然抬起头，他看到马科尼，马上认出了这位著名的发明家，他像被电流击遍了全身一样震惊，喘息着喊道：“马科尼！”马科尼对布赖德来说，就像比尔．盖茨对于一个普通的电脑软件设计员，或者说是一个小实验员见到了“诺贝尔奖”得主居里夫人。
马科尼上去握住布赖德的手，当然他小心地不去使劲握手。“马科尼先生”，布赖德焦急地说：“菲利普斯死了。他一直坚守自己的岗位，直到船要沉才离开报务室。我猜想，他可能在甲板上随着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了海底。”
斯皮尔斯打开了笔记本，拿出了笔。
第二天，美国的主要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是“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报导，还有个人访问记。在整个美国，读者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故事，有的人白天上班，晚上通宵达旦地读。
吉米．斯皮尔斯对“泰坦尼克号”报务员哈罗斯．布赖德的独家访问记，在《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占了五栏位置刊出，它成为所有访问中最感人、最可信的报导。
布赖德详细讲了报务长杰克．菲利普斯怎样在“泰坦尼克号”撞了冰山之后，发出了第一个“CQD”无线电求救信号，后来怎样在他的建议下，改变成新的国际求救信号“SOS”。布赖德回忆了当时巨船怎样一点点沉入大海，那些仅有的救生艇怎样都给了妇女和儿童，船上的乐队在即将船沉人亡的危急关头，怎样沉着镇静地在甲板上一直演奏。这位无线电报务员还特别提到了那些知道救生艇不够使用、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他们会和船上其他的乘客一起葬身大海的官员，他们当时深深的痛苦和无奈，以及在最后船身倾斜，要沉入大海的瞬间，布赖德怎样被一个大浪打入水中：
水中有几百个男人，都在我周围。好像整个海面到处都是落水的人，他们都依靠救生衣在挣扎。虽然当时正在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的景像是那样美丽壮观，但直觉让我尽快离开这里。
煤烟和火花从船身的巨大烟囱中迸出，我想可能是涡轮机在爆炸，但我们没有听到任何爆炸的声音，我们只看到巨大的火花和蒸气在喷发……乐队还在演奏，演奏的曲子是“秋天”。我猜想这些乐手最后全部都落到水中。
我使劲全身力气游水离开那里。在我游到距离大船约50米时，看到泰坦尼克号船首已沉进水里，最后整个船身竖立起来，然后船尾落下来，一点点地慢慢沉没到海水里。
对布赖德的专访，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发表在报纸上的准确的回忆文章。《纽约时报》在布赖德的专访后面还特意注明：版权所有，不得转载。因为《纽约时报》付给了布赖德1,000美元。对于一个月工资只有12美元的报务员，1,000美元等于他七年的薪水。
五花八门的故事
但其他的访问文章，准确性就大打折扣。报纸为了猎奇，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无论幸存者们说什么，报纸都给予发表。他们讲述的故事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获救船员比利．琼斯说：“当轮船撞了冰山的时候，掉下来的冰块，砸死了好几个在甲板上的乘客。”另一个乘客说：“在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没有希望了，因为船头都被撞断了，离开了船身。我们虽然知道要被淹死，但我们都很镇静。”
罗勃特．丹尼回忆说：“在船撞了冰山五分钟之后，每一个人都好像疯了，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撕打，用嘴咬，然后尖叫着冲向救生艇。”施滕格尔太太说：“有几个亚洲人在救生艇放下之前，要凿漏艇的底。有的男人不顾一切跳进小艇，把里面的女人都砸伤了。”
科琳．安德鲁斯太太说，她当时坐在一只救生艇里，距离正在沉的大船不到两公里，她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那声音就像涡轮机爆炸了，然后泰坦尼克号就断成了两截儿。”杰克．塞耶同意安德鲁斯太太的描述，他说：“泰坦尼克号在第三个大烟囱那里断成了两段。”塞耶还画了一张“泰坦尼克号”断裂成两截儿的草图，发表在《纽约先驱报》上。
《纽约太阳报》则发表了幸存者布莱尔太太对泰坦尼克号撞冰山情景的描述：
当时月色明亮，我们很多乘客在甲板上散步，享受着新鲜的空气。突然瞭望员弗利特一声大叫，前面有冰山，当时船长史密斯正在驾驶台上。
我看到那座冰山，好像有一百多米高，离船头只有大约180米远，正对着船头。史密斯船长喊叫着下达命令……大批在甲板散步的人都往船尾跑。我们看到躲不过去了，也拼命地向船尾奔跑……接着就是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乘客都恐慌起来……
船祸的发生，大约在午夜前的10点30分。我想，大约在半夜时，发生了第一个锅炉爆炸。我想，这时候史密斯船长才真正着急起来……
报纸编辑们更感兴趣的是船上名人和富翁们的故事，幸存者们的回忆也没有使他们失望。乘客哈文回忆说：“在最后的时刻，亿万富翁阿斯德在甲板上和一个又一个男人搏斗，最后把太太送上了救生艇。然后他留在甲板上，一直到最后。总统的侍从武官巴特少校也是和人群一起在甲板上，直到随沉船坠入大海。”
那位幸存的新婚太太马文，更是生动地描绘了巴特少校的最后时刻。她说，巴特少校站在甲板上，“手里拿着一根铁条，把那些疯狂地想冲进救生艇的男人打回去。”她的栩栩如生的描述，正符合一个军事武官的英武善战的形像，从而使巴特少校在民众中形象更受欢迎，俨然一个大英雄。
但白星公司总经理伊斯米却没有巴特这般幸运。乘客们记住的都是让他难堪的事。卡迪查太太说她和伊斯米在一个救生艇里，她说：“伊斯米先生在大船根本没有沉的迹像时，就安全地坐到了救生艇里。我见到他为这艘救生艇挑选了最好的划桨水手。我的丈夫是个出色的划桨水手，伊斯米先生就叫他上了这艘小艇。”卡迪查太太最后总结说：“在这艘小艇上，每个人都帮助划桨，只有伊斯米没有帮一下手。我不认为伊斯米先生是个勇敢的人。”
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斯特劳斯夫妇深深相爱、至死不分离的故事，感动了千千万万的美国人。报纸极力挖掘刊发这对夫妇最后时刻的每个细节。丘吉尔．坎迪太太告诉报界说，她亲眼看到这对夫妇手挽手在甲板上度过最后时光的情景。她说：“泰坦尼克号上的一个官员命令斯特劳斯夫人上救生艇，但她回答说，‘我不会离开我的丈夫。我们过去这些年来从来都是在一起，现在我不会离开他。’当我们的小艇划开大船时，我看见斯特劳斯夫人挥动她的手娟。”
后来坎迪太太又在《冲突》杂志上发表文章，更加生动地描绘了这对幸福的斯特劳斯夫妇给乘客们的最初印象：“毫无疑问，你们知道这世界有一些人，他们享受那甜蜜的成功果实，但不迷狂。他们保持着清醒和谦恭。他们的脸上，闪烁着平静和力量。”
当然，还有别的乘客回忆另外两个选择和丈夫死在一起的妻子，她们是一等舱的阿利森太太和卡特太太。也许三等舱也有很多夫妇这样做了，但报纸上没有她们的故事，乘客们也没人知道她们的故事，三等舱获救的女性中也没有人说到这样的事情。
但很多很多的乘客都记得船上的乐队最后还在演奏的故事。迪克太太回忆说：“我们最记得的是船将沉时，船上的乐队还在演奏‘上帝和我们同在’。我们坐在小艇中回头观望，看到这些乐手站在甲板上，绝对地平静，等待那最后的时刻。”
乐队的故事感动了整个美国。人们纷纷写诗作文，表达对这些体现了人类尊严和崇高的音乐家的怀念和感激。美国总统塔夫脱收到了很多中学生寄来的诗文。一个俄克拉荷马州的年轻牛仔，写了长达六页纸的诗。
《音乐家》杂志的编辑温顿．巴尔茨专门创作了一首题为“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的曲子，很多人听了这支曲子就禁不住流泪。当时纽约的大街小巷，人们都播放这支曲子，如同今天人们到处播放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歌“我的心永在”一样，那凄凉悲壮的曲调，似乎从百年前，飘到了今天；从当时的纽约，飘到了欧洲亚洲，飘到了中国的每一个城镇，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