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7月22日讯】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 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 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 判断而不自知。本文拟就当今及历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盖的诸多历史事件中的部分大事的如实解读，帮助你廓清迷雾，恢复良知。
关于“封建”与“封建社会” （二）
三、“封建”与“封建社会” 问题形成原因探析
“封建”一词，在中国居然会 有四种解释，千古以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种“伟大创举”只能诞生于自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治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堪称 宇宙级笑话。执政的中共当局可以公然无视作为公理存在的本义（古义）与西义，甚至抛弃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马义，另起炉灶，然后睁眼说瞎话， 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欺骗国民说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如此胆大妄为、极度悖谬的行为，连德国纳粹都自愧弗如，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独此一 份。可悲的是，这样一个浑东西竟然能主宰中华民族六十多年，而且基本上国人是任其宰割，不发一言，仿佛被妖魔梦靥控制一般。这是一个让人 笑不起来的笑话。
“封建”问题之所以会成为一 个引人瞩目的问题存在，由单纯的学术问题演变成复杂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搅扰中外学术界、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凡几十年，其根本原因在于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泛滥成灾。由前文分析知道，封建的中国古义与西义是封建的本义，而封建本义的异化与泛滥是由于马克思以所谓的唯物史观 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历史，由此引起封建歧义的出现，而中共邪党利用了马义对封建西义的泛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的 封建意义以为其革命张目。简单地说，就是这样。具体来看，可从如下几方面加以认识。
第一，中义封建与五阶段论的 因果关系。中共邪党为什么把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社会冠之曰封建社会？中共邪党那么多御用文人，绝不会不知道将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称为封建 社会不合适，但中共邪党一直强化这个概念，而且对所谓的封建社会极尽污蔑抹黑之能事，把中国传统社会贬得一无是处。其根本用意在于以下三 点：其一，用所谓的中国存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事实，证明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无比伟大正确。而且欧洲的封建史不过才千年，而 中国是欧洲的两倍还多，这足以说明马列主义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中共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也当然就是正确的。其二，为其非法 政权寻找合法理由，愚弄民众拥护共产党的非法独裁统治。按照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中国应该有资本主义阶段，这是一种远比封建主义先进的社会 制度，但在中国居然是空白！问题的根源完全在于中国封建制度的极端反动落后，阻碍了社会进步。同时，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也是罪恶渊薮，导 致中国的资本主义胎死腹中。所以要反帝反封建，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包括打倒地主资本家，推翻亚洲第一个民选政权——中华民国等等就 成了合理合法的。其三，为推行暴力革命扫清思想障碍。传统社会的传统文化是敬天奉神、仁义道德、讲究孝道的文化，这与中共邪党的无神论、 阶级斗争整人害人、只讲党性不讲人性正好相反，形成抵触，所以中共邪党要全盘否定传统社会。否定了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包括的传统文化、传 统道德、传统价值观在内的对中共反动理论构成威胁的一切，也就相应的自然被否定了。封建社会之所以会阻碍社会进步，就在于封建社会的一切 东西都是反动落后的，包括封建专制、封建文化、封建迷信、封建礼教等等在内的东西，应当统统予以无情抛弃，直至彻底消灭。特别是封建迷 信，相当反动，竟然说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报什么？统统不要相信。只管杀地主、斗土豪，没有报 应，半夜也没有鬼叫门。这就是中共厉行封建问题真正的要害与实质。
无论中共怎样抹黑污蔑，实际 上真正的中国传统社会自汉朝以降二千多年的时间里，在儒、释、道文化的引领下，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强国，相当于当今的美国，唐朝、宋、 明、清时期类似于今天的GDP指标，都独占世界的一半以上，是全球政 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鸦片战争以后的被动挨打局面也不是因为经济的落后，乃有政治腐败、封闭保守、西方科技工业的崛起等等多种原因。试 想一下，如果真是封建落后的话，那全世界最辉煌的华夏文明又自何而来？传统社会又怎么会延续二千多年而不垮掉？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中共邪 党所有的抹黑中国传统社会的事实现在已知全系捏造，没有一样是真的，事实真相与中共邪党的抹黑正好相反。这是中国人需要归正的一个基本认 识。这个基点站不对，对中国历史的一切认识就都是错误的，都是上了中共邪党的圈套。
其实，中共邪党不仅极力贬抑 消弭传统文化，也极力阻碍中国民众社会文化的提高，这从中共的教育投入一直是全球最低，连公认的非洲穷国乌干达的教育投入都不如，而中共 的维稳费却是全球最高，甚至一度超过军费；中共所有的考试都必得有与中共保持一致的政治考试，全球唯一，就足以说明问题。独裁的中共不需 要民众有较高的文化，一个满是精英的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中国，中共的愚民政策就无效，中共的专制独裁统治就无法继续，中共就会垮台，所以 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六十多年都出不来一个诺贝尔奖。对此，中国人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可以说，在对于中国甚至世界社会、历 史、政治等诸多方面问题的认识上，有一个大致不错的标准，只要中共邪党大肆宣传提倡的东西，就基本是错误的或与事实相反的。中共邪党的一 切作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维持专制独裁的极权统治，只有这才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这是探究封建问题需要首先明白的一点。
“封建”问题的产生源自于马 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近百年来的历史学研究，受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影响非常大，基本上大部分的研究基点都在社会发展阶段论的框架 内，大部分主流的历史概念也都契合阶段论的要求。如此划分人类文明的分期是否合适，是一个非常值得史学界探讨的问题。在人类文明史上，究 竟什么才是重要的，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人的文明史？这是一个值得重新研究的问题，一个被有意忽略的问题。真正的人类文明不存在一个 预先设计好的规划和蓝图，而对于历史规律的归纳和历史现象的分析，也不应该有明显的线条和范式，马克思的五阶段论过于教条和武断，具有强 烈的排他性，以此来概括复杂的人类文明过程决不合适，只能是对文明的肢解与扭曲。这样说并不是否定社会发展具有某种规律性，而是说不该用 规律性随意削足适履地乱套某种社会形态，随便定义某种社会形态，这是对历史的强奸。
综合中外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 来看，在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封建社会形态并不多，在已知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封建制并不是人类文明的重点，可以说，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出 现，封建问题决不会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甚至人类的文明史也未必会以社会发展阶段论来概括。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纵观世界各民族的发 展历史，封建制度的出现如凤毛鳞角。即使在欧洲，封建制度也没有遍及每个国度。斯堪的纳维亚是公认没有建立过封建制度的例子。即使是征服 者William I在英国建立的封建制度也不能作为欧洲封建制度的典型来看待，因为它带有较强的专制色 彩。东欧国家的封建制度也有类似的问题。意大利的封建制度则较多地受到罗马法律传统的影响和城市兴起的约束，同样不被认为是典型的封建制 度。法国的中世纪制度才是封建制度的正宗；典型的封建制度是一个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相当有限的历史现象。这一点希望能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 总而言之，封建制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的说法没有依据。不少中国学者千方百计地到自己的经济史中去寻找某些个别特征去跟欧洲的封 建制度做比附以便证明封建制度在古代中国的存在，实则无异于削足适履。问题的关键是封建制度主要是一个社会制度，其生产方式只不过是其衍 生性特征之一而已。把地主—农民关系作为判断封建制度的依据是本末倒置的做法。”（《中国历史上有过封建社会吗》，作者：NEIL_LIN，天涯社区，2009-06-07）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是一 种极端偏狭的方法论，其立论目的是为其共产革命制造依据的，是政治工具而非学术成果，可以说先有五阶段论后有封建问题，五阶段论是“封 建”问题产生的基石，而“封建”问题又反过来为基石的稳定提供支持。更简单地说，中国秦以后社会封建说是依据五阶段论推论出来的，而不是 根据具体社会特征得出的结论，这一点必须清楚。“封建”问题的要害在于五阶段论。在这个意义上说，否定了五阶段论，就等于撤销了“封建” 问题的基础。因此，要解决“封建”问题，就首先要解决五阶段论。
很显然，五阶段论是马克思主 义产生后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五阶段论是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服务的，而马克思之所以要以阶级斗争的视角对待人类社会的 历史，又是为其砸碎旧世界秩序，建立一个所谓的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为目的的。今天人类社会的实践已经充份证明，所谓共产主义天堂只不 过是痴人呓语，是一种愚妄的狂想，本质上是受魔鬼控制的马克思仇恨人类文明，破坏人类文明，为毁灭人类文明而精心设置的一个超级骗局，这 一点，已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得到了证实。共产党集团是一种极端凶恶的势力，是一种反天反地反人类的势力，是人类文明 之敌。马克思的本义在于破坏而不是建设，一百多年的国际共运史的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推崇暴力，以暴力手段推翻 了合法的政权，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在主宰国家的命运后，也都无一例外的以运动继续整人害人，没有搞富民强国，百姓都一贫如洗，国家贫穷落 后，百业凋敝，最后都是抛弃了马列的一套，回归自然的人性才起死回生，如原东欧共产党国家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这是所有人包括共产党人都 不得不承认的一个铁的事实。同时，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表明，马克思绝非共产党信徒所吹捧的是什么伟大的革命的导师，而是实 实在在的一个充满了魔性的狂暴之徒，马克思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或者说真实的马克思完全不是以往宣传的形象，这是身为中国人还不知道的一个 真相，也是共产党极力封锁的一个真相。不仅如此，马克思的大部分理论仅从学术上看也是站不住脚的，而从其为罪恶目的服务的性质看就更是邪 恶的。基于这些事实，再反观马克思的五阶段论就更容易看清其本质。
五阶段论是由马克思首先提 出，列宁斯大林最终完成的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理论。最早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论述见于马克思，马克思虽然强调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 “自然历史过程”，具有一种客观的必然性，但他并未明确规定社会形态发展的各个阶段。他在1849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写道∶“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有一段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 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之后，恩格斯于1884年发表的《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及∶“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此为社 会发展五阶段论的雏型。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没有明确将东方古代社会模式纳入到西方的任何一个阶段，而是根据实际专门为东方社会定了一个 语焉不详的名称“亚细亚生产方式”。而且，马克思本人也不同意把西欧的范式随意应用于其它不相宜地区。马克思在《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 部的信》中就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可以到处套用的历史哲学公式，他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 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 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 的侮辱。”在这封信中他还说：“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 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 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30～131页）同时，即便在欧洲这个马克思所据以研究分析的西方社会，历史上也没有一个国家或文明是完整地 经历过马恩论述的四个阶段，没有任何一个是按照五阶段发展规律按部就班地发展演变的，更不用说如中共邪党所称放之四海而皆准了。
列宁在1919年的《论国家》中发展了马恩的阶段论学说，他列举了原始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农奴制社会、资本 主义社会的发展序列，再加上当时苏联已经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共五种社会形态，同时强调了这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在世界历史上具有普遍意义和 规律性。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 中将这一观点进一步明确化了，并将五种生产关系看作是依次递进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列宁是马恩封建观泛化的始作俑者，但列宁本人不这样 看，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 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 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选 集》第1卷，203页）列宁的说法其实是诡辩，他一方面追随马恩，泛化马恩的思想，一方面又强调差异性，实际上不过 利用马恩的理论以为其革命服务而已。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马恩的阶 段论及列宁斯大林的阶段论？学者刘佑成先生分析指出：“如果我们了解马克思写那段话的思想背景，就会发现他同斯大林讲的意思完全不同。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写于1859年初，这是马克思刚刚写完‘伦敦手稿’——《1857 ——1858年经济手稿》的时候。在‘伦敦手稿’中，有一节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以前 的各种形式’，马克思在那里指出几种社会形式：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的（中世纪）所有制形式，并且把这些形式同 资本主义作了比较分析。一看就清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中讲的几种经济形态，就是他在‘伦敦手稿’这一节中讲的几种所有制形式，连同用词都一样，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也就是指中世 纪的、日耳曼的所有制。马克思讲的意思同斯大林的五形态理论，有三大原则性的区别：第一，马克思是在三种形态的思维框架内，来讲几种所有 制形式的。他把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几种所有制形式，亚细亚的，古代的，中世纪的形式，看做是同一种社会形态，即自然经济和人的依赖关 系”；“第二，斯大林讲的五种形态，是从阶级关系出发，他把马克思讲的亚细亚社会改为原始社会，把古代社会改为奴隶社会，突出了以阶级斗 争为主线。”而马克思则“是从个人同社会共同体的关系出发。马克思讲的亚细亚社会不是指原始公社，而是指在亚洲存在的那种自然经济社 会”、“马克思讲的古代社会，不是专指奴隶社会，而是指古希腊、古罗马的那种自然经济社会”、“马克思讲的封建社会，不是专指农奴制，而 是指欧洲中世纪的那种自然经济社会”；“第三，斯大林把五种形态说成是世界各地到处使用的，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必然过程。马克思不是这 个意思，他讲几种形态时仅仅是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纳、列举。马克思在手稿中首先指出所有这些形式都具有地区性，不是全世界的统一模式。”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哲学研究》1988年第12期）对此，罗荣渠先生也持相同看法。罗先生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关于某一历史问题 或某一历史进程的观点奉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哲学图式，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附加上去的。同样，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 学说与他们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混为一谈，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也并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现 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版，53页）
客观地讲，无论是马恩的三种 社会形态，还是斯大林的五阶段论，都是一种历史时期的划分，既然是历史分期，就是一种时代概念，那么要对其命名，最合理的应该是以表示时 间、时代的内涵为主，而斯大林则恰恰相反，他不以时间内涵为主，而是突出了时期中的一个特征，如把古代社会说成是奴隶社会，这就好比冬天 不说冬天，而说棉袄。棉袄固然像征冬天，但不是冬天的全部，赤道地区的冬天是没有棉袄的，但它依旧是冬天。用时期中的某一特征来代替时期 是不完整的，偏狭的。而斯大林以奴隶社会的名称代指古代社会，是为了突出强调奴隶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情地位，目的是为了强化阶级斗争 的意识。这种改变不仅不能完全合乎事物的本貌，而更是一种狭隘的误导。而且奴隶也未必是所谓的奴隶社会最突出的特征。那个资本主义社会的 叫法也同样如此，也是以时期中的某一特征代指时代全貌。这里不是说特征不能代指时代，比如用北京代指中国，而是说，斯大林的这种指称是一 种明显的有意的而且是恶意的挑斗与蛊惑，是为其阶级斗争的实践服务的。而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产生后生造出来的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东西，一个 制造动乱的东西。没有阶级斗争，就不会有共产党的地位与天下，所以共产党要为此而塑造历史，扭曲历史。
不仅是斯大林与马恩的封建观 相左，即在当时的苏共内部，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托派，与斯大林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托洛茨基在因国民党对共产党痛下杀手的“四?一二”事件与斯大林相争时，认为中国的地主是居于城镇的布尔乔亚，中国没有封建主义的东西。
由此可见，五阶段论即使在共 产党内的理解都歧义纷纭，又如何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对于共产党把马列理论奉为至宝，近乎病态地追捧以及任什么都要用其作指导的极端教条 与荒谬，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梁实秋先生即予以无情嘲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其优劣所在，自然还值得 讨论，可是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如何能不牵强？我想有一天他们还要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数学，马克思主义的物理、化学 罢！”
第二，“封建”问题的演进过 程。综观近现代中国历史来看，封建概念的异化及封建社会概念的形成，梁启超、严复、陈独秀、列宁、斯大林、郭沫若、毛泽东等人起了关键作 用。其中梁启超、严复与陈独秀是奠基者，但其本意并非为共产革命前奏，而是学术上的应用。陈独秀的封建观虽具革命性，但仍不是共产意义的 革命，不具有暴力性。从列宁到毛泽东则完全是明确为阶级斗争理论服务的封建观，他们是中义泛封建观的肇始者。
用“封建”一词介绍欧洲中世 纪的社会和政治形态而为中用的，最早见于魏源的《海国图志》（1843） 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1848）。但在这两部介绍外国史地、政治 习俗等概况的著作中，“封建”一词出现不多，而且此时的“封建”概念只是引用外国人的汉译，而不是从翻译的角度将欧洲的“feudalism”与汉语对接，并没有引起过多关注。
1870年，同属汉语文化圈 内的日本学者西周第一次在亚洲使用“封建”一词对译英文“feudalism”，由于日本的前近代是封建社会，反封建是其近代化运动的题中之义，因此，这一翻译符合日本的历史特点，未有异议。
1899年，梁启超在题为 《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的论文中，使用了“封建时代”的概念，认为中国和欧洲都经历了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和封建时代。1902年，梁启超又撰写了《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文，使用了“封建政体”、“封建之制”和“封建制 度”等词汇，如“封建之运，东西所同也。中国有之，日本有之，欧洲亦有之。然欧洲、日本，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何也？欧 洲有市府而中国无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国无有也。”但是，梁启超之封建与中义封建殊为不同，梁启超明确把秦以后的两千年排除在封建以 外，他说“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其轨而不易。中间如汉时封子弟为王，功臣为侯，晋时之八王，明代之燕王、宸濠等，虽有封建之举， 不移时而遂变灭，不成其列国之形也。”由此可见，只能说梁启超使用封建一词为多，亦或有滥，但还不算泛滥之用。
严复在1903年的译作《社会通诠》中，首次以“封建”对译欧洲的feudalism。严复受西方学者詹克斯的影响，在翻译其著作《A History of Politics》（直译为《政治史》，严复译为《社会通诠》）一书中，全盘接受其关于 社会进化都是由图腾社会或“蛮夷社会”，进到宗法社会，再进到今天欧洲的军国社会或“国家社会”，宗法社会与军国社会之间，还有一个封建 时代的观点，认为中国“由唐虞以讫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其后，“乃由秦以至于今，又二千余岁矣”。但是，如此一来，中国 的“封建社会”竟“盖四千数百载而有余也”，而始于中国唐宋间的英法诸国的封建时代长不过千年，“然二者相差之致，又不能为无因之果”， “而又不能不为吾群今日之利害，亦已明矣”！ 两者相差悬殊，严复又百思不得其解。面对欧洲之feudalism， 竟无相应之中文应对，百般斟酌，只好以“封建”勉强以对，因为两者通约性较大，但终不是完全契合。因此，译述之际，“数番掷管太息，绕室 疾走”！（《“封建主义”概念辨析》，侯建新，《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不明所以，又不得其解，难以自圆其说，更无其 它恰当之义相契合，这就是西方“封建”概念初入中国时的矛盾状态。这时的古义封建地位已是摇摇欲坠，岌岌可危，面临被颠覆的危险。
1908年，第一个《共产党 宣言》的中译本由德文翻译而成，使用了“封建制度”、“封建社会”二词，作为德文词“Feudalismus”(“封建主义”)和德文词“feu—dal Gesellschaft”(“封建社会”)的对等词。此处的封建本义还只是西义的封建，但是，非中国古义的“封建社会”作为专用术语开始出 现了。
真正改变“封建”古义的始自20世纪初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曾留学日本，深切感受到日本反封建热潮的陈独秀，于1915年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敬告青年》中说：“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 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他认为两千年来所奉行的儒家思想是“封建时代之道德”、 “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政治”，实际上已将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视为封建时代。陈独秀作为热血青年，忧国忧 民，救亡图存，嘉义可许，但是，他忽略了中日、中欧历史的差异性。此振臂一呼，实为助推封建之异化。
明确提出“封建社会”概念的 是陶希圣，他在《新生命》1929年第2卷第3-5期上发表“中国封 建制度的消灭”一文，在新生命书局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陶希圣在书中提出∶“中国的革命，到今日反成了不可解的谜了。革命的 基础是全民还是农工和小市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是几个列强和几个军阀？”并提出时下应该弄清的两个问题∶一、中国社会 目前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二、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是否使中国社会变质，变质又达到什么程度？这实际上也是当时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 论战的所提问题。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科学论战中，正反双方围绕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究竟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抑或是亚细亚式专 制社会展开辩论，“封建”问题只是题中之义。此时的封建已开始变味泛化，但尚未有质的变化。
这期间，列宁早在1894年就在《什么“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着中肯定俄国的农奴制即“封建的生 产方式”，于1912年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肯定中 国存在“封建制度”，1920年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 “把东方以地租剥削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压迫和剥削制度，都以‘封建主义’一词来概括。从此，‘封建主义’的含义和它的使用范围，就大大地扩 大了。”（《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论五种生产方式》，胡钟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中共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 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采用列宁的论说，称近代及当时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间接认定了清中叶以前的一个长时段为“封建社会”。
“封建”古义的根本转折，由 郭沫若发端。郭沫若于1930年汇集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中国古代 社会研究》一书。这是第一部应用唯物史观写出的中国古代史专著。该书首次提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 本制四个阶段。尽管其具体阶段的划分不完全准确，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无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创立时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对于郭沫 若的离经叛道，嵇文甫曾谈到过当时一般学者的感觉∶“郭先生有一个最奇特的论断，就是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完成者。他不承认西周的封 建制度，他说东周才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而秦汉以后才完成是真正的封建社会。我们知道，现在所有各派论中国社会史的，不管他们 说秦始皇以后中国已经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也好，说秦始皇并未曾破坏封建的基础也好，但是秦始皇对于封建制所起的作用，是破坏的而不是完成 的，这一点他们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现在郭先生根本翻过来了。”何干之在1937年7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也 说∶“在中国过去的八九年间，附和他的人极少，反对他的人却极多。……但是自从1935年以来，郭沫若的中国历史观，好像复活起来。”十五年以后，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 中，也回顾了这一转折，他说∶“旧时说夏、殷、周三代为封建制，以别于秦后的郡县制，这是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历史事实，从来不曾有人怀疑 过，也是不容许人怀疑的。但近年来周封建制被赋与了新的意义，因而三代是封建制之说便发生了动摇。”（何怀宏着《世袭社会及其解体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
“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正式 提出和系统说明，当属1939年12月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该文认为∶“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 制度以来，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该文并为中国封 建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归纳了四个主要特点∶“1.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占主要地位。2.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 份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3.不但地主、贵族 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生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还强迫农民交纳贡税和从事无偿劳役，去养活国家官吏和军队。4.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 雄的封建国家，秦统一中国以后则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但在某种程度上仍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的权力至高 无上，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所造成的农 民的极端贫穷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 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农民不代表 新的生产关系，就还是要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就基本上仍然延续下来。这种情况直到近 百年来才发生了新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 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久，毛泽东又在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中重申了“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封建的 政治、经济、文化的观点。
此文的出台，基本为中国的 “封建”中义定型，此后，毛泽东的定论就成了通行的标准，不能违逆。戴逸曾以上世纪1959年，尚钺的“魏晋封建说”受到严厉批判为例回忆说：“回想那时，学术研究的环境太严酷了，有的情 况简直到了可悲又可笑的地步。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提到过一句：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因此 持魏晋封建论的同志碰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开始尚是一般的诘辩非难，逐渐地上纲上线，成了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异端邪说，甚至扣上托派的帽 子。领导命令不准在课堂上讲授魏晋封建论，其帽子之大，压力之重，令人惶惶然。”
不仅是“封建”问题，“无论 是何种问题的讨论，都把当时人们认为的唯物史观的普遍真理乃至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片言只语奉为准则，作为讨论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总的说来，这些讨论都在‘五种社会形态说’即强调人类 社会必然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五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框架内进行，很少有人认真思考，更无人公开 质疑‘五种社会形态说’是否真的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 进程相吻合，这种主题先行式的讨论，令当年一些积极参与者后来深为抱憾。田昌五忆及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讨论时，认为存在的问题，一是分期标 准的简单化、公式化和绝对化，二是对中国历史缺乏深入的、具体的、系统的分析和概括。具体而言，‘过去我们是按五种生产方式进行历史分期 的，由此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在这五个阶段中，我们强调的是社会 经济形态，而社会经济形态又被归结为诸如发达奴隶制、不发达奴隶制、劳动奴隶制、家庭奴隶制、领主封建制、地主封建制、封建农奴制、封建 租佃制之类的简单概念 。这样，问题就被限定在一个极其狭小的领域，任何不同观念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材料以成其说，其不能解决历史分期问题是不言而喻的。’傅衣凌 在晚年申明不再使用封建社会这个名词，而称之为传统社会，并认为五种生产方式线性发展的模式无法解释中 国复杂的社会形态演变过程，中国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主题先行的结果，是削足适履，曲解历史。”（《坎坷前行——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学的演进》(11)，戴鞍钢，毕业论文网）
为此，曾参加过当年“五朵金 花”中一些问题讨论的学者邓广铭，在《文史知识》1994年第8 期的一篇访谈中，为邪党控制下的当年史学界几代学者在所谓“五朵金花”的论战中浪费的时 间、 精力和才华深感惋惜和痛心。
更简捷地说，一言以蔽之， “封建”问题产生的最本质原因就是专制独裁的共产党掌握着话语权，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就这么简单。
对于封建古义的改变及中义的 形成，学界及社会反议声讨之声不断。具有代表性的有孙中山，据冯天瑜考证：“孙氏一生提出过许多革命口号，如早年的‘振兴中华’、‘驱除 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中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乃至晚年的‘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 斗’等等，却从未提过‘反封建’的口号，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反封建’旗帜之际，孙中山也没有苟同‘反封建’的提法”。“孙中山认 为封建制在中国已结束两千多年，他终生未提‘反封建’一类口号。” 孙中山1924年1～8月在广州作《三民主义十 六讲》系列演说，在《民权主义六讲》的第三讲说：“欧洲两百多年以前还是在封建时代，和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时代相同。因为中国政治的进化早 过欧洲，所以中国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欧洲就是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
钱穆在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中，不同意中国自周秦以来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他说：“以政制言，中国自 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以学术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学术流于民间，既不为 贵族世家所独擅，又不为宗教宗庙所专有。平民社会传播学术之机会，既易且广，而学业既为从政之阶梯，白衣卿相，自秦以来即尔。既无特殊之 贵族阶级，是亦不足以言‘封建’。若就经济情况而论，中国虽称以农立国，然工商业之发展，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可观。惟在上者不断加以 节制，不使有甚贫，甚富之判。……则佃户之卖田纳租于田主，亦一种经济契约之关系，不得目田主为贵族、为封君，目佃户为农奴、为私属。土 地既非采邑，即难以‘封建’相拟。然若谓中国乃资本主义之社会，则又未是。”在《国史新论：中国社会演变》中则直陈中国正式的封建制度始 于西周，到战国时就发生了改变。他说：“近代中国社会确有不少变相的封建势力在盲动，却不能说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传统，本质上是一个封 建。更不能本此说，中国二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本质上也是一封建。”（三联书店，2001年）钱穆还进一步对西方划分社会的公式提出疑义∶“然则中国已往政制，尽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 专制。中国已往社会，亦尽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设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方学者此等分类之外？”等等。但随 着1949年大陆由中共一统天下，反议之声即销声匿迹。
以上为“封建”问题西说东 渐，与中国古义交汇并经马列派阉割后形成中义之封建过程，其间各种关系之错综复杂，政治腕力之强悍，学界人文精神之失落，为古今罕见。
第三，中义“封建”肆虐的成 因。中义“封建”无疑是极为荒谬的，那么，这种明显悖谬的概念改造何以能够顺利实现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马克思主义的强势。 学者冯天瑜在《“封建”考论》中这样阐发自己的看法：“追踪问题的来龙去脉之际，有一点似可预先排除：令‘封建’含义泛化者不通古汉语及 中国古史，或不谙西语及西洋史，方造成概念误植。事实上，将‘封建’概念泛化的先生，大都饱读诗书，当然明白‘封建’的古义是封土建国、 封爵建藩；他们又多半熟识西文、西史，对feudalism的含义为 封土封臣、采邑庄园，并不生疏。故‘封建’泛化，决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西义，而是另有原由的。因此，‘封建’概念被泛化，不单是一个语 义学问题，更是历史学、文化学问题，可以总括为‘历史文化语义学’问题。故单从词语角度讨论‘封建’的古义及feudalism的西义，只廓清了论题外围，而尚未升堂入室、直逼要害处。”冯先生作为体制内的学者有所顾忌，因 此，其所言并不直接，而是点到即止，但明眼人自然也会明白，就是那个“众所周知”的原因。
而另一位专家黄敏兰先生把矛 头直指问题核心：“过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中国古代和中古社会称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主要是为了证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对于中国 的适用性，同时也是出于革命的需要，要给社会定性。从而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之说长期成为定论。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者 挑战传统的‘五方式论’，奴隶社会非人类历史必经阶段以及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社会的观点已成众多学者的共识，但是中国有无封建社会(另一种说法是中国中古社会是否为‘封建社会’)的问题尚未解决。近来对此的讨论逐渐升温，表明学界日益发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超越定性和命名，从史实出发认识封建社会》，《史学月刊》2008年 第3期）在《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一文 中，黄敏兰还把矛头具体指向唯物史观，她说：“唯物史观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认识社会的，具有经济决定论的性质，同时也具有极高的抽像 性和单一性的特点。唯物史观只从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来考察社会，而忽略社会中多种多样的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并把社会中种种复杂的结构和 关系仅仅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从这种认识社会历史的角度和原则来考察中世纪的欧洲，领主对农民的剥削 必然就成为了理论核心，并以此来确定社会的性质即封建社会，而不能看到和区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同时也具有重要意义的非封建性制度。” （《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
黄敏兰还告诉我们：“但是对 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定性，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作认真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而是苏联 人——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施加的影响。对这个问题，李洪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有详细的介绍：‘学者们一般认为，最初 指明中国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是列宁’，‘但是，列宁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形，毕竟不了解。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也没有中国问题专 家。’在并不了解中国情形的情况下做出的对中国社会的概括，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呢？”“为了维护这样一种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论断，而不惜歪曲 中国古代的历史，岂不是有违历史学求真的原则吗？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最近召开的有关封建名实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认为不 应将近代和古代扯到一块，近代史问题不应影响到古代史的研究。还有学者说，对近代的反帝反封建也应从新认识。”(《中国究竟有没有“封建社会”》，论文网, 2008-3-1)
学者何新从另一角度提供了佐 证。他在较早的八十年代初期，就斗胆直言：“这种危机的根源，首先就是由于那种历史公式论（指社会发展五段论—引者注）提供了一个对认识 和解释中国历史毫无效用的理论范式。再加上那种‘阶级斗争动力论’和‘暴力革命决定论’的支配性影响，使我们的历史学具有极为强烈的政治 偏见和价值偏见。对凡不利于我们历史理论的那些事实、材料和观点，我们或者掩埋之，或者无视之，或者干脆就‘批判’之(例如将其指责为‘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等等)。历史学本应当成为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公正无私的’、‘自由的科学研究’。而在中国，这却不但被 政治家并且也被历史家自身认为是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许多历史学家不加掩饰地公然主张，历史学所应该做和可能做的唯一工作，就是根据每 一时代居统治地位的政治偏见来重新叙述和解释(曲解)历史。这就叫所谓‘古为今用’、所谓‘历史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 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论顾准）—从近年出版的两部史着看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读书》92期）
其二，中国社会的颓败及科学 的昌盛。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加上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痛苦之余，人们也在反思，是什么原因造成 了这一切，如何改变现状？如此同时，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传福音的同时，也把西方的先进的政治理念、民主理念、工业科学文明等等带到了中 国，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种状态颇类似于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中西文明的冲撞比较使人们觉得洋人样样先进，中 国事事落后，中国要摆脱落后局面，必须彻底抛弃旧的传统，引进新的思想。在这种盲目崇洋的思想影响下，沿袭了二千多年的历史被当作了沉重 的包袱急于甩掉，同时急不可耐不加选择地接纳外来的东西。在这时，科学以其新奇时髦成了时代的宠儿，成了衡量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在这样一 个混乱的时代，人们仿佛被妖孽控制了一样，恨不得把先前的中国所有的东西扔掉，废文化、废礼教、废文字、废教育……，什么都想废掉。尊了 二千年的孔圣人都被废了。1929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开头便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而科学 像明星一样到处受欢迎，只要打着科学的旗号，无往而不胜。长袍马褂换上了西装领带，千层底也换上了蹭亮的皮鞋。整个社会都处在这样一种浮 躁的崇洋氛围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来的和尚 好念经，自西方传来的东西一概长驱直入，畅行无阻。在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中，自苏俄传来的“社会发展共性论”就很容易成为大家的 共识。冯天瑜认为，“不同程度地信奉来自苏俄及共产国际的‘社会形态共性论’。论战诸方多迷信欧洲模式，以之裁量中国历史。”这个共同特点之所以形成，关键是因为论战者对于“科学”原理的普适性具有共 同信仰。冯氏认为“这大约是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种思潮，某些新锐学者或轻或重地患着‘左派幼稚病’。”不管怎样，苏俄革命的成 功向中国展示了革命的前景，中国的革命者从苏俄的榜样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同时俄国革命的成功，似乎也验证了列宁理论的正确性和巨大威 力，如此一来，马列的理论也自然的被奉为经典而乐于接受了。
其三，学者对马列的追捧及中 共领袖的影响。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自 序中说:“ 外国学者已经替我们把路径开辟了，我们接手过来，正好是事半功倍。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 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古代。”（《请为“封建社会理论研究”松绑!》，刘志琴，网易历史，2009-06-30）
如果说马列的影响还是一种间 接影响的话，那么，中共的领袖毛泽东的影响就不只是一种影响了，而是直接的定论。毛泽东于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肯定了中国的封建制度，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又重申：“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 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经济之反映的，则是封建的文化。”对古代历史并无多少研究的毛泽东何以得出此结论且不说，但一经毛泽东定 性，事情就这样定了。1972年7月郭沫若在为《奴隶制时代》一书所写《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代序》中，就如此说：“毛主席早 就明白地说过了：‘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经济之反映的，则是封建的文 化。’这儿的‘周秦’一个词，就是指周秦之际，犹如我们把战国时代百 家证明称为‘周秦诸子’一样。 ‘周秦’二字不能分开来讲。‘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换 一句话说，便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交替，是在春秋与战国之交。”谁都知道，西周时的封建是中央分权，秦以后的郡县是中央集 权，分散与集中是事物的两极怎么能一样呢？分与合怎么会相同呢？有半点道理吗？学者唯政治的马首是瞻，明显是政治权威至上，政治干预学术 的表现。学术为政治服务，必然没有自己的立场，沦为政治的娼妓，成了政治的托儿与帮凶。
其四，欧洲中心论影响。何新 认为：“秦汉以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是君主制度，但并不是所谓封建制度。但在中国史学的主流观念中，却存在一个极 为令人惊异的现象。中国历史上真正实行过封建制度——即封土建国的商、周时代，人们不称其为封建制度，却称之为奴隶制。相反地，已废除了 封建制度的时代——秦、汉到明、清，历史学家却概称之为封建制度。这不仅是概念和术语的严重错乱。然而通行多年，积非成是，竟没有人意识 到这是极其荒唐的。以至人们每谈起中国古代历史，动辄以封建社会、封建文化而贬斥之。当代史学中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令人惊异的现象，就是因 为20世纪的主流学派深受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模式所影响。那里封土建领 邑feudalism是发生在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之后。因此，尽 管中国的历史情况与欧洲模式完全不合，历史学家却宁可置概念的混乱于不顾，也要把早已不存在封建制的中国古代社会定名为封建制度—以便使 之与西方语言中的feudalism（封建主义）一词相合。”（《中 国古代史有待重新审视》，大学网，2011-11-8）
不仅是“封建社会”问题，还 有那个资本主义萌芽，折腾来折腾去就是找不出充足的理由来证明中国有这个西方的东西。李伯重指出，以往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 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的道路。资本主义是这条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所以中国也必然要经历它。既然中国的资本主义 不是如西方帝国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舶来品，当然就必须有自己的根，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然而，中国近代的经历已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 史的必经阶段。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学西方，追西方，竭力想把中国引上西方式的近代发展道路，但资本主义却一直未能在中国 土地上蔚成气候；而自1949年以后，中国更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 国从来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如果我们尊重事实，不把资本主义视为 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自然也就不必到历史中去苦苦地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了。
学术为政治服务，让大陆学者 吃尽了苦头。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仍未有根本性的改变。“应该承认，长期以来，我们在学术研究方面因意识形态化所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过去的 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工具论、以论带史以及硬性作出唯物、唯心两条路线斗争等，种种流弊，至今也并未完全消除。”（《坎坷前行——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学的演进》(14)，戴鞍钢，毕业论文网）
以上所列为“封建”问题肆虐 中国的原因。
第四，“五阶段论”脱离历史 实际，难以容括人类社会的发展全貌。单就学术而言，“五形态论”作为西欧文明演化规律的概括之一，作为一家之言是可以的，但将其“放之四 海而皆准”就不仅不堪重负了，而是大话、胡话、昏话。社会学奠基人韦伯也自建体系，将西欧的历史分为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三个阶 段；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单一的直线式社会演进模式与历史不符，主张从多线式的和多模式的动态相互作用中理解历史。这都是可以的，学 术惟其争鸣才显繁荣。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与立论如果作为学术家是成立的，但为了革命的目的把复杂的人类文明历史，高度抽像概括为几种单 调的模式实在有枉于“大千世界”的称号，与事实真相相距甚远。而且，据美国学者苏珊的研究，真正意义上的封建主义事实上只是12、13世纪西欧特定条件下的 产物。它甚至都不足以概括西欧有限地区和有限时间的历史情形，用它作为标准来评判其他国家和地区更是荒诞不经了。苏珊是在各国浩如烟海的 史料中爬梳整理，考据诠释，历8年之功才完成的专著《封土与封臣》中 得出这一”结论的。作者的史料功夫，让美国著名学者切耶特都不得不佩服。持有相似观点的还有大陆学者北大教授马克垚。他坚信对西欧封建大 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他在《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等著作中，对西欧封建社会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封臣制、封土制、庄园、农奴、城市等，进行 了系统的考察。他的研究证明，即使在西欧所谓的封建主义的模式也不尽正确，狭义的封建主义以有限地区的有限时间来概括整个欧洲的历史明显 失当，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不能作为典型。而放大到整个世界就更是荒唐了。甚至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安德森，虽然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生 产方式的概念，可是仍然坚决反对把封建应用于欧洲以外的地区。他的理由是：如果封建社会普遍存在，那为何只有欧美能发展资本主义呢？在坚 持五种生产方式说的苏联学界，中世纪学也是不包括东方各国的，而另设东方各国中世纪史。他们实际上的封建概念仍然是西方的。
同时，不说拿西欧的封建与中 国秦以下二千多年的历史比照无可比性，即便与西周时的封建相比也有不少差异。比如有人用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来类比欧洲封建制度下 的金字塔结构，这种做法是对历史知识的缺乏所致。西周的五等爵位只是尊卑之分，彼此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五等诸侯统统直接归天子管辖，相当 于今天的直辖，因而不构成什么金字塔结构。这也解释了西周的封国为何多如牛毛：五等之内有71国，五等之外不计其数。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指出“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 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所谓“轮运而辐集”即指周天子与各等之间诸侯的关系是直接管辖而不是金字塔结构。周天子的“封建” 诸侯，有一套隆重的“策命礼”，以显示天子(周王)与诸侯的联系。在太庙举行的策命礼仪，首先由天子(周王)向诸侯授予“册封”文 书，然后由主管国土和人民的大臣向诸侯“授土”、“授民”，意味着把一方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封”给了诸侯。秦始皇废除“封建”制度， 建立“郡县”制度以后，就不能说仍然是“封建”时代了。因为诸侯国统统被废除，其相关制度机制也一概而亡，代之以直属于中央的郡、县两级 行政区划。郡的首长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郡守(正职)、郡尉(副职，分管军事)，另外还配备郡监(监郡御史)。郡级行政区划之下，设立若干县，长官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县令或县长，县下面有若干乡、亭、里。这 是一种先秦时代没有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与欧洲的Feudalism时 代截然不同。
“用这样的新名‘封建’作词 干形成的新词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封建时代’等等，也随之偏离正轨。于是，因为关键术语失准，一部中国历史的宏大述事，失 却构制网络的坚实纽结。由此出发，史学界长期探讨的‘中国历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资本主 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诸问题，都缺乏议论得以健康展开所必需的严密的概念座标系。”（《“封建”考论》，冯天瑜）
正如有学者所言，“只有欧洲 文明的历史才是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顺序发展演进的，除此之外，在世界上其他任何文明历史中都找不 到和欧洲文明相似的社会形态发展规律。作为目前世界上保存得最完整的、唯一没有中断的，并且在近代以前1000多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的中国文明，其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的顺序与欧洲文明大相径庭，很难找到相似 之处。所以，历史发展的‘五阶段论’解释模式只是对欧洲文明历史发展情况的一种描述（资本主义是否最终发展到社会主义还是一个未知数）， 这种理论根本不能解释其他非欧洲文明的发展状况。”（《“五阶段”不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必然规律》，野外闲人，天涯社区，2006-5-10）
封建说的根本之害有三点：第 一，它是中共革命合法性的基础与支撑，是整个国际共运史合法性的基础；第二，它是中共非法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第三，也是当前最为重要的一 点，是毁坏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祸首，它毁掉了中国人敬天奉神的传统信仰，使中国人不信神，无法无天，无恶不做，是一切罪恶的滥觞。
“封建”及“封建社会”问 题，最根本的错谬之处在于：五阶段结论不是产生于研究之后，而是先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五阶段模式，再 削足适履，歪曲篡改中国历史，使之符合五阶段模式，中共邪党还美其名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再不行它就说继承和 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没有讲到的，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发展嘛！当初杀光地主，消灭资本家，狠批资本主义制度它有理；现在大力发 展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私营企业主入党、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风光无限，它还是有理。实在找不到理了，它还有个“中国特色”，什么东西都 可以往里装。就像网民评论收费公路的理由所说的：“收费的全是与国际接轨，不收费的全是国情问题。”总之，它是没有无道理的时候，永远有 道理，再怎么悖谬都有道理，没有正理它还有个浑理，反正它就是有理。那个贵州藏字石“中国共产党亡”距今二亿七千万年，明明没有中国共产 党，是绝对不应该出现的事情，它也说有一亿分之一的可能。一亿分之一不行，就十亿分之一，甚至百亿分之一，总之是有可能。所以说中共是邪 党，只有邪党才会如此胡搅蛮缠，没有底线与原则。
更简单直白地说，中共的指导 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把马列毛泽东否了，共产党不就完了嘛！没有基础了嘛！失去合法的存在依据了，你还怎么存在。所 以共产党要死命地保。
2012年5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