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7月22日讯】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 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 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 判断而不自知。本文拟就当今及历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盖的诸多历史事件中的部分大事的如实解读，帮助你廓清迷雾，恢复良知。
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所谓奴隶 社会（下）
四、学界有关中国“奴隶社会”问题的论争
同“封建社会”问题一样，关 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奴隶社会”时期，也在学界展开过激烈论争，持续时间之长几近于“封建社会”问题之争。与“封建社会”问题不同的 是，“封建社会”是个先有还是后有的问题，也即先后的问题。而“奴隶社会”则是个有无的问题，且围绕有无的论争，在学术界形成了“有奴 派”和“无奴派”两大派别。争论到最后，“有奴派”基本解体、转变，“无奴派”则笑到了最后。
关于这场长达几十年的学术之 争，先后有多位国内学者从不同的侧面作了梳理归纳，其中，桂林陆军学院教授陈吉生的《试论中国历史学的无奴学派》（“史学理论” – 历史帝国，2010-07-01）和熹彦的《三十年来中国关于奴隶社会理论研究的回顾》（熹彦的日记，豆瓣社区，2011-01-14）基本容括了主要内容。下面以此两篇论文的主体为基础，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场论争进行归纳与评 析。
第一，“有奴派”与“无奴 派”两大派别的形成。当今学界一般将主张中国历史“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归为“有奴派”，将主张中国历史“无奴隶社会说”的学 者归为“无奴派”。普遍认为：“有奴派”领袖为郭沫若，代表学者为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即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 而“无奴派”领袖为黄现璠，代表学者有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人（即“无奴派”五名家）。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本文重点 介绍的“无奴派”，虽则发轫于早期的社会史论战，但其论者相比后期的相关学者似不宜称为“早期无奴派”，而只能称为“无奴论者”。因为早 期无奴论学者的政治背景较为复杂，论战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博弈，而非学术之争。正如莫金山教授所言：“上引30年代诸家文章，常常空话连篇，枝节蔓延，不得要领。他们大多是政论家和作家，而不是史学家，其史 识史才都较欠缺。他们往往知其然，而道不出所以然。有的则投机学术，浅尝辄止，自信不坚。”（《中国奴隶制问题讨论的世纪末回眸》，《学 术研究》1996年第7期）而且，早期主张无奴论的学者参与论战的时间极短，人数极少，与后期的“学派”无论是阵容还是 成果都难以相提并论。并且，由于传统正宗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有无奴隶社会以及古史分期问题一直不感兴趣，多未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随着抗 日战争的爆发而归于沉寂，中国历史存不存在奴隶社会的争论很快便告一段落，“有奴”还是“无奴”的问题并未得出任何明确结论。
社会史论战从根本上来说，实 际上是马列唯物史观学者挑起的。虽然马列唯物史观是个新鲜的东西，但毕竟初来乍到，与传统文化的中国不合辙，即便有苏俄革命的成功作背 景，看好者却并不多。所以虽然声势不小，但应者寥寥。当时绝大多数传统正宗史学家对由少数非专业史学者挑起参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根本 不以为然，大都未参与。如黄现璠先生与同窗刘镛合作完成的近百万言著作《中国通史纲要》三册于1932年～1934年出版时，正值 论战高潮期，而黄、刘却根本未受影响，书中根本不提“奴隶社会”一词，历史分期从古至清按照“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的序列进 行。黄氏之前或之后的史学者所着的《中国通史》（1949年前出版 物），也大多未提“奴隶社会”，历史分期并未按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有奴论”主张进行。
中共建政后，随着马列主义历 史唯物论普行于世，出于政治需要，“有奴论”成了学术界的“政治信条”，成了中共合法性的支柱依据，所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大多 数学者统归到“有奴论”的麾下，郭沫若成了当之无愧的“有奴论”导师，中国各类中学和高等院校所用教科书，基本千篇一律地按照郭沫若最初 发明创造的“中国存在奴隶社会说”以及斯大林发明创造的人类社会“五种生产方式说”进行编写。此时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史的 讨论，完全在认同中国历史经历过奴隶社会的前提下展开。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史学界的所谓“三论五说”。
所谓“三论”，主要指以吕振 羽、范文澜、翦伯赞、邓拓、嵇文甫、杨向奎、徐中舒、王亚南、赵光贤、王玉哲、李埏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论；以郭沫若、杨宽、吴大琨、白寿 彝、田昌五、林甘泉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论（解放初期郭沫若的古史分期主张多次变动，至1952年他的《奴隶制时代》一书出版时，改为主张战国封建说）；以尚钺、王仲荦、日知（林志纯）、何兹 全、王思治、赵俪生为代表的魏晋封建论。以上三论，一般认为是在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中所形成的“有奴论”的三大学派。
所谓“五说”，即以李亚农、 唐兰、祝瑞开、吴慧为代表的春秋封建说；以黄子通、夏甄陶、金景芳为代表的秦统一封建说；以侯外庐、赵钖元为代表的西汉封建说；以周谷 城、郑昌淦为代表的东汉封建说；以梁作干为代表的东晋封建说。由于“三论五说”的五大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长期主导 主流史学思潮，且与上层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有奴论”未再进行任何学术论争便定为一尊，随之成为学术禁区，史学者大多噤若寒蝉，无人敢持 异议。
1957年6月，广西师范学院教授黄现璠出版了壮族历史上第一本简略通史《广西僮族简史》，对奴隶社会说提出 异议：“唐以前和唐末宋初，僮族的社会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抑是氏族部落社会，值得提出研究。依汉族社会发展史，由氏族部落社会，经奴 隶社会，进到封建社会。但社会性质的决定，应该根据社会生产力、经济、政治等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定，不能公式化机械的硬套。唐以前和唐末宋 初，认为僮族社会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文献上都没有记载，惟有氏族部落社会尚可由各方面材料加以推断。”此为“有奴派”首度发声。紧接 着，1957年7月，史学家雷海宗发出雷霆之声，振聋发聩。在《世界史分期与上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雷海宗 主张：“马克思称铁器时代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阶段。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判断，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也没有理由予以怀疑，新资料的积累只足以更加 强马克思的判断，唯一的问题是名称的问题。我们今天知道这是普遍全世界的一个大时代，并非亚洲所独有。仍用马克思的原名而予以新的解释， 也无不可。但如可能，最好是另定新名。无论如何，早期奴隶社会一类的名称是难予考虑的。一个名词必须有确定的含意，此时若称奴隶社会（尽 管是“早期”），奴隶社会一词定又必须重订，更不必说所谓奴隶社会问题本身尚有问题了。”同年10月，另一位勇士李鸿哲发表了《“奴隶社会”是否社会发展必经阶段？》一文，公开置疑主流史学定为 一尊的“有奴论”：“奴隶社会说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不符合历史事实，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多年来为人所信从，实在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偏向。但 这一种教条却不是从马克思的精典著作中得来的，它是由郭沫若先生、斯特鲁威院士等提倡起来的。由于这一种教条的存在，苏联和我国史学家们 曾花费很多力气在古代各国历史上找寻奴隶。假若奴隶社会说本身根本不能成立，那么这些工作和争论皆非徒劳无功!”（《 文史哲》，1957年第10期）三颗响雷炸起，对人们的思想冲击可想而知，对中共政权合法性的间接撼动也是力度非凡。
这种公开与主流思潮对立的结 果，就是黄现璠、雷海宗、李鸿哲三人都于同年被打为右派分子。因为这种对立，表面上看是学术观点的不同，实际上牵扯到了中共的命根。黄现 璠因“地方民族主义者”和“史观反动”等多项“罪名”（见《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1957年8月～11月刊载的“批判极右份子黄现璠”等大量系列文章），被打成中国历史学界“头号大右派”。1958年2月1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为此专门作出决议：“罢免右派分子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民族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自此，黄现璠蒙冤受屈22年。雷海宗因身 背“宣扬马克思主义停滞论”、“史观反动”等多项罪名，含冤于1962年 病死。李鸿哲也以戴罪之身沉寂下来。从此，“有奴论”长期成为一个禁区或雷区，无人敢跨入禁区或雷池一步。
迫害不仅发生在无奴派身上， 甚至还发生在“有奴论”中持有古史分期不同观点的一些主将身上，例如吕振羽从1963年后长期坐牢近十年，“文革”中翦伯赞被迫害自杀。
“文革”结束后，1979年，无奴派领袖黄现璠发表改革开放后的第1篇“无奴论”长篇论文《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陈吉生《试论壮族著名史学家黄现璠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之后，又相继推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侯绍庄等同志商讨中国奴隶社会问题》、《我国有否奴隶社会之商权》、《同我国历史学者商榷一个问题—— 我国有没有奴隶社会》等长篇论文。一花引来百花开。黄现璠先生振臂一呼，众多学者随后跟进。无奴派与有奴派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无奴派渐 具优势。到了1988年7月在烟台召开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多数”甚至“大多数人”都认为“奴隶社会并不是人类社 会普遍必经的阶段”。（《一九八八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纪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9期）诚如有识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政 治上拨乱反正以及改革开放的进展，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才逐渐转入相对学术化的语境。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对奴隶社会持怀疑的立场和否定的 观点”。（ 李洪岩：《20世纪30年代关于奴隶社会的论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甚至原为“有奴论”代表人物之一的赵光贤先生的认识都发生了转变，他说：“正是由于教条主义在我国史学界占支配地位，又 由于学术问题往往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有人 提出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的言论，就被打成右派。但是政治力量解决不了学术问题，过了二十年之后，中国无奴隶社会论又见抬头，不仅抬 头，信奉并宣传这种看法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了。”（张广志：《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赵光贤序）》，《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对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张“中 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 ”一派的形成过程，原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张广志教授如此总结：“‘文化大革命’十年，林彪、‘四人帮’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把郭沫若的分期说 定为一尊……总的说来，新时期古史分期的讨论实不过建国后至文革前十七年那场讨论的延续、延伸，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并无大的进展、突破， 因此，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繁荣、热闹后，便渐渐沉寂下来。这种情况，再加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宽松学术环境，促使一部分学者决心从根子上重 新认识、检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即中国历史上到底存在不存在一个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如果它根本就不存在，还在那里争论中国的奴隶社会与封 建社会间的分期、断限问题，岂不荒唐！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有黄现璠、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张广 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七十年》，载《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西安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王长坤教授和鲁宽民、尹洁等学者同样指出：“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领域的研究气氛非常活跃，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势头……‘中国未经奴隶社会论’又再度悄然兴起。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 达、沈长云等人的支持。而且拥护者越来越多，近年来发表的此类文章已近百篇……目前这一派（即无奴派）正像赵光贤教授在《文史知识》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样：现在又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拥护者好像越来越多，有一种漫燃的现象。相反 ‘中国奴隶社会论’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战。”（王长坤、鲁宽民、尹洁：《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载《唐都 学刊》第21卷第3期，2005年5月）
“无奴派”对于中国古代社会 性质的深化探索和多维度考察，进一步强化了“无奴派”的“无奴论”在论理、论据、论证等方面的说服力，从而使得“无奴派”的主张更加深入 人心，被广泛认可，促使一些有奴派学者纷纷扬弃旧说，加入“无奴派”阵营。晁福林是代表之一。晁福林曾于1980年发表《我国的奴隶社会始于何时》（《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2期）一文。十几年后， 晁福林终于幡然醒悟，认识到自己过去的“有奴论”主张存在问题，从而在1996年以后发表的一些论著中开始“反戈一击”，积极主张“无奴论”。坚持“有奴论”的郭沫若派四大干将白寿彝、杨宽、吴大琨、田 昌五皆相继转变立场，放弃原来的“古史分期五种形态”定式，赞同“无奴论”。
同时，一些学术文章、专著在 对于“奴隶社会”的概念运用上也发生变化。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陆续出版，还只是谨慎地规避古史分期问题，而商传、曹大为、王和、 赵世瑜主编的《中国大通史》（晁福林为编委之一），则公开宣称“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 的标准”，而且“避免笼统使用涵义不清的封建制度的概念”，明确提出“中原王朝不存一个以奴隶制剥削形式为主体的奴隶制阶段”。“一大批 史学学者勇敢地放弃原来的观点，基本认可中国无奴隶社会说。如何兹全先生放弃了魏晋封建论，认为中国无奴隶社会。”（吕喜林：《关于中国 古史分期问题的认识与反思》，《阴山学刊》2001年第2期）正如叶文宪指出的：“在各种分期的新说中都已不见‘奴隶制’或‘奴隶社会’的字样，说明奴隶 制不等于奴隶社会、奴隶社会不是必经阶段、三代不是奴隶社会等观点已被很多人接受。”（叶文宪：《古史分期新说述评》，《中国史研究动 态》2000年第1期）
对于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以及 “无奴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张广志教授于《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一书中作了回顾与总结：“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应该好好反省一 下：一个时期以来，在‘造神运动’的浓烈气氛下，我们自己身上是否多了几分盲从，多了几分奴隶主义和奴才意识……我们深信，只要一切从中 国古代史的实际，而不是从公式出发，并坚持不懈地研究下去，总有那么一天会恢复中国古代史的真实面目。”
第二，“无奴派”学者部分成 果概述。改革开放伊始，“无奴派“旗手黄现璠首发重炮，将其积多年思考形成的积累向社会推出。正如莫金山教授指出：“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3期）。文中指出：‘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汉族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希腊 罗马奴隶制社会仍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特例，不是通例。’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等人的支持。据笔者粗略统计，目前史学界发表此类 文章已近百篇，各种迹象表明，‘中国未经历奴隶社会’的拥护者日益增多。”（《中国奴隶制问题讨论的世纪末回眸》，《学术研究》1996年第7期）
继1979年发表《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后，黄现璠再接再励，于同年11月14日又公表了《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侯绍庄等同志商讨中国奴隶社会问题》（广西师范学院油印，1979年11月14日）一文，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无奴论”主张。两文发表后，立即得到了史学界有识之士的积极回 应。最早响应者当属青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广志，他于1980年发表了 《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一文(《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2期)。论文发表后张广志立即 将文章寄给了黄现璠，表明了自己坚定支持黄现璠“振聋发聩”的“无奴主张”。黄现璠于回信中鼓励后学张广志大胆研究、勇于创新，在这一领 域打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张广志不负前辈厚望，连连推出佳作，成为“无奴学派”的开派元老之一。
继张广志之后，黄现璠的学 生、广西民族学院（现广西民族大学）资深教授黄伟城也连续推出《试论奴隶社会并非阶级社会首先必经的历史阶段兼论商朝不是奴隶社会》 （上、下）长篇论文(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2、3期)。这些文章皆共同主张中 国历史“无奴隶社会论”，并由此形成“无奴学派”三先驱。在先驱的带动下，“无奴学派”研究成果层出叠见。张广志的《论奴隶制的历史地 位》(《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2～3期)、祝中熹的《对中国古代 社会性质的一点浅见》（《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 第3期）、韦文宣的《泗城府属地区封建农奴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央 民族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曹成章的《“滚很召”的来源及其性质》（《民族研究》1980年第五期）、徐溥的《原始社会解体后必然是奴隶社会吗》（《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6期）、纵瑞华的《试论 历史上最初的国家都不是奴隶制国家》（《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2、3期）等论文陆续“破土而 出”。
特别是历史学者田居俭于1981年将黄现璠、黄伟城、徐溥等人先后发表的“无奴论”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予以整理集中介 绍（《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以及黄现璠接二连三地推出《我国有否奴隶社会之商榷》（广西师范学院油印，1980年3月8日）、《同我国历史学者商榷一个问题——我国有没有奴隶社会》（广西师范学院油印，1980年8月10日）、《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与黄伟城合著，广西师范学院油印，1981年11月）等论著后，在学术 界引起较大反响。再加上1981年在天津召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学术 讨论会”的助推，持有和赞同“无奴论”的一些学者相继“登台亮相”，计有郭圣铭、耿夫孟、高仲君、庞卓恒、胡钟达等人。“无奴派”阵容蔚 为壮观。
接下来，胡钟达的重要论文 《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及增补篇先后在《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和《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推出；薛惠宗的《原 始社会之后不一定是奴隶社会》（《江淮论坛》，1982年第2期）；黄伟城的《论“人有十等”并无奴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沈长云的《汉代 是奴隶制社会吗》（《天津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祝中熹的《乡遂制度与周代社会性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黄伟城的《亚细 亚生产方式不是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三论之一、二、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1987年第1期）；朱晞的《要正确 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奴隶制度的论述》（《南开史学》1986年第2期）；易谋远的《关于奴隶制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兼与胡庆钧同志商榷》（《贵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朱春荣的《中唐 封建说》（《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莫金山的《奴隶制问题散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沈长云的《中国 古代奴隶制是发达的奴隶制形态吗——和田昌五先生商榷》（《史学集刊》1987年第2期）；纵瑞华的《奴隶制问题论纲——与主张“奴隶 制社会普遍阶段说”的同志们商榷》（《安徽史学》1988年第4期）、《对“奴隶社会普遍阶段说”的几点意见－与陈唯声同志商榷》（《青海师院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关于古代社会 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从一九八四年关于古代社会性质的理论研究中提出的两个观点说起》（《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5期）；朱晞的《论我国古 代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杨适、田盛颐的《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我们今天》（《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胡钟达的《五种生产方式”问题答客问》（《文史哲》1988年第6期）；沈长云的《中国 古代没有奴隶社会——对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的反思》（《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胡曲园的《从马克思“两种生产”论看中国古 代社会》（《江苏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等等文章，分别从古代社会整体的层面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谬误的指正方面，对无奴论进行 了阐述与辨析。
而曹成章、李汝能的、张一 民、黄增庆、吴扎拉?克尧、满都尔图、张广志、玉时阶、杜昆、韦文 宣、崔连仲、张永国、况浩林、王克旺、胡曲园、陆中明、张永国、王胜国、严英俊、段启增等等学者，则从各少数民族、国外民族的角度对中国 各民族不存在奴隶社会进行了论述。
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标志着 “无奴学派”的逐步形成及阵营的日益壮大，另方面也造就了“无奴学派”的声势，从而撼动了学术界过去对“有奴论”坚信不移的信仰，促使史 学界一些“识时务者”纷纷更弦易辙，开始于论著中回避“有奴说”或对原持观点有所动摇。例如原“有奴论”坚持者、力主“战国封建说”的白 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于1989开始出版。“这部由几百位专 家参与编著的迄今卷帙最多的大部头通史谨慎地避开了古史分期问题，代之以只有时间意义的‘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何兹全的《中国古 代社会》一书问世。在该书中，何兹全将原来坚持的“古代奴隶制社会的前期”替换为“由部落到国家”，将“中国奴隶制社会发展期”替换为 “古代社会”。对此作者在书中还专门作了一段说明：“我认为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也是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作用最 大的时期，但战国秦汉时期能否叫做奴隶社会，我现在却有迟疑了。‘奴隶社会’这个词汇，我想暂束之高阁。我这样想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用 奴隶社会来替代古代社会是否合适，大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271页）虽然何兹全未介入奴隶社会理论讨论，但他也怀疑起奴隶社会这一概念，因此将其“束之高阁”，由此看出这一讨论在其它方面 研究的影响。原“有奴论”者、力主“西周封建论”代表人物之一的赵光贤，在为“无奴学派”主将张广志所着《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 阶段研究》一书中作序中表明了自己支持“无奴论”的观点。原“有奴论”小将胡钟达亦“弃暗投明”，成为了“无奴学派”同道中人。等等。
1988年，“无奴学派”主 将张广志教授将此前发表的有关“无奴论”的论文结集为《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一书出版。作者从理论和民族史两个角度论 证了在中国商周时代和一些少数民族的初始阶段社会中虽然皆存在奴隶制，但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研究环境的宽松，“无奴学派”后起之秀层出不穷，“无奴说”成果迭出。这期间，据不 完全资料，李本高、何平、莫金山、颜恩泉、王明富、黄钰、沈长云、吕丹、易谋远、段忠桥、玉时阶、晁福林、黄伟城、张广志、李学功、王 炜、朱晞等等论文、论著先后出世，可谓硕果累累。尤以莫金山教授撰述的一系列“无奴论”论文和晁福林教授在自着《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 （北师大出版社1996版）一书对于夏商周三代社会性质和古史分期问 题的新探讨引人注目。
进入新世纪，“无奴学派”的 老将新兵在“总结期”中一边展开回顾与总结，一边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展开更为深入的“无奴论”研究。这一时期的主要学者有：叶文宪、 张广志、李学功、晁福林、沈长云、余怀彦、王学典、启良、李怀国、王平、王赞源、韩岩、薛立芳、毛佑全、王庆宪、廖君湘、段忠桥、赵沛、 陈淳、张明富、鲁克俭、朱晞等，发表了大量论文论著，为“无奴论”奠定了胜局。
这里也顺便介绍一下有奴学派 的重要著作——胡庆钧、廖学盛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以示公允。该书是中国目前为止关于奴隶社会研究规模最大、研究最深的著作。该书对奴隶社会 的认识与廖学盛的《奴隶占有制与国家》大体相似。但该文在史料运用研究上更为详尽，而且对其中所涉的希腊荷马时代、罗马王政时代、凯撒和 塔西佗的日耳曼时代，均请古希腊罗马文学专家进行审阅，功夫比较扎实。马克垚认为该书有三个优点：“一是以凉山彝族奴隶制的民族学资料比 较研究历史上的中外奴隶制，做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二是内容都是根据原始资料努力精心研究的结果；三是社会形态的研究依然有重大的意义，在 奴隶社会的理论上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发挥，为肯定奴隶社会在古代世界普遍存在奠定了基础。”（《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
对于该书的内容观点不作评 价，这里只例举主创人员廖学盛在2007年10月11日下午，中国社科院举 办的“‘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的发言摘录，以资参考。题目《加强研究 坚守阵地》，发言内容：“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依次更替学说的研究，这是当前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课题。氏族部落血缘关系作 用的降低和私人大地产的产生，是封建制度形成的两个前提，不可能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苏联史学对人类文化作出重大贡献，应予正确评价。
“我觉得现在提出建立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离开历史唯物主义成立不了。现在迫切需要加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要加强对马克思主 义社会形态依次更替学说的研究，这是当前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课题。假如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推翻了，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什么好 讲的了，所以这个问题绝不能含糊，要坚守阵地。有意见可以讨论，但原则立场一寸也不能退。这是很严峻的问题。”
第三，“无奴派”有关学者的 部分观点简介。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无奴论”学者主要是针对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出版，1930年3月初版）一书展开论述； 而“无奴学派”的“无奴论”，则是针对中共建政后1952年出版的郭 沫若新著《奴隶制时代》展开论述。这是需要明确的一点。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由于时代局限和资料欠缺，该书成文过于草率，郭沫若在1947年4月该书的新版《后记》中也坦承自己“在材料的鉴别上每每沿用旧说，没有把时代性划分清楚，因而便 夹杂了许多错误而且混沌”。1953年11月，他又在《1954年新版 引言》中说该书“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继而在《十批判书?古 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再说：该书写得“实在是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
而《奴隶制时代》则不同。 《奴隶制时代》可说是郭沫若的马列主义史学成熟期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本论文集中，郭氏通过对井田制的兴废、殷周人殉的史实、奴隶与农奴的 区分、汉代政权的实质以及古文字的发展等众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将中国古代史上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界确定在春秋与战国之交。书中， 郭氏根据古典文字的记载以及对于甲骨文的研究，将古汉语中“臣”、“众”、“朋”、“庶人”、“鬲”等等皆作为“奴隶”解释。
黄现璠于1979年发表的《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长篇论文，主要就是针对郭氏新著《奴隶制时代》展开 论辩。黄氏于文中首先主张：“研究历史，什么是奴隶制？什么是奴隶社会？固应分清。什么是通例？什么是特例？也要懂得……奴隶制与奴隶社 会，不能混为一谈，把特例当作通例，更不应该。”接着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史观，从世界一些国家的历史事实出发和以史事为据，对奴隶制 与奴隶社会的区别展开了全面分析和论证。黄现璠通过对马恩学说关于奴隶制论述的分析，通过对日耳曼、南斯拉夫、西斯拉夫、东斯拉夫、阿拉 伯、印度、日本、朝鲜、越南等一些民族和国家古代史的简略论述，通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诠释，通过对希腊、罗马古代社会与东方古代社 会的比较研究，通过对古文字“众”、“民”、“邑”、“方”、“夕”、“庶”、“鬲”、“苣”、“仆”、“臣”、“宰”、“隶”以及“农 奴制”、“生产工具”、“土地私有制”、“殉葬”、“家庭”、“奴隶数量”、“家庭奴隶”、“战争俘虏”、“贡助彻”、“父权家长制”的 剖析，得出“三点结论：(一)世界古代各国历史发展，绝大多数都没经过奴隶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即是希腊、罗马典型奴隶社 会，也不是一开始就直接进入奴隶社会。(二)由无阶级的社会进入有阶级的社会，最初被压迫剥削的阶级是农奴，不是奴隶。农奴的产生，比奴隶 早。因为农奴制的封建社会制度，最容易与农村公社制度结合起来。农奴产生的条件，也比奴隶简单，故首先发生。(三)家庭奴隶制的产生，也比 较容易。世界各国古史都有。人们常误会他们为奴隶社会，多半由此。但制度是现象，不是本质，是一回事，能否达到奴隶社会，又是另一回事， 不能相提并沦。”
作者提出“奴隶制与奴隶社 会，不能混为一谈，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即即家长式的奴隶制，他们生产的维持着自己生活消费和贡纳给统治阶级的，为产品的生 产，而已生产剩余价值专供交换的商品，则为奴隶社会”，“由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最初的一般的是奴隶制(即家庭奴隶制社会)，不是奴 隶社会，乃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各国历史必经之路，是世界的通例。欧洲的希腊、罗马由奴隶制社会变为奴隶社会，就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世界通例，而是历史特例”。
甘肃省博物馆历史考古部主任 祝中熹说：“我们首先应明确什么是奴隶社会……郭老及其代表的学派就多少具有这种倾向。他们从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出发，脑子里先给自己定 下中国存在奴隶社会阶段的框框，然后从浩如烟海的古史资料中撷拾若干零碎的片断，去填充这个框框……我认为，奴隶身份的人和使用奴隶的现 像，在人类历史上无疑存在过而且曾经长期存在过，就是在今天，这种现象也还并未在世界上绝迹。但一般说来奴隶制度只能作为某种社会经济构 成的补充、而很难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徐溥 说：“从以上历史事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世纪西欧国家，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而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原始社会解体 后必然是奴隶社会吗？》，《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6期）从“有奴论”转变为“无奴论”的内蒙古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钟达在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展开论述 后说：“我承认奴隶制在历史上曾长期存在,但人类历史上最先出现的阶 级社会不能称之为‘奴隶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以奴隶制为主导的所谓‘奴隶社会’阶段。不仅在古代东方, 不存在‘奴隶社会’这一发展阶段, 就是古希腊罗马, 从 其整体来看, 也不是‘奴隶社会’。”（《“五种生产方式”问题答客问》，《文史哲》1988年第6期）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胡曲园 说：“商、周社会中的奴隶数量都是很少的，他们在生产上不占主导地位，反之，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倒是公社农民。前面说过，公社农民并 不是奴隶，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商、周是奴隶社会呢？古代希腊在公社解体之后，由于奴隶劳动得到高度发展，才被人们称做奴隶社会，可是在中 国古代并不存在这个事实。”（《从<老子>说到中国古代社会》，《复旦学报》1987年第1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晁福林说： “综上所述，可以说春秋时期社会还存留着宗族性质很强的奴隶制，这种奴隶制在当时的社会上只是一种残余形态，只是宗法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 补充。……就整体情况看，当时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却是封建生产关系，作为劳动者主体的、担负主要农业生产任务的还是庶人、自耕农民，不能 因为奴隶制的存留而否定春秋战国时期所固有的封建社会性质。”(《试 论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 第6期)
李怀国说：“必须指出，承认 一个国家存在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并不等于承认它是奴隶社会。如果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在诸种生产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则是奴隶社会，否则便不是奴隶 社会……尽管在数量和作用方面这三个国家(埃及、印度、中国）的家庭 奴隶大大超过生产奴隶，但是无论家庭奴隶制多么发达，却不能构成生产关系，也决定不了国家的社会性质。”（《古代东方的社会性质之我 见》，《理论探讨》2002年第4期）
中国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赞源 说：“中国古代社会是有奴隶的，但没有奴隶社会。郭沫若把‘社会有奴隶’或‘有奴隶的社会’，说成‘奴隶社会’，是犯下了很大的错误…… 郭沫若为了证明中国古代有奴隶制度，不但把奴、童、妾、仆四种人视为俘虏，把这四字看作奴隶字，而且说:‘臣民者固古之奴隶也’，甚至以‘民’字‘为奴隶之总称’。他解释臣民的字形为‘臣目竖而民目 横’，‘臣像一竖目之形，人首俯则目竖’，‘民乃象形文字，民作一左目形而有创物以刺之’，‘民是横目而带刺’。郭沫若这些话真是滑稽多 辩，逗人发笑！人俯首则不见目，怎能说目竖？我想郭沫若一定是蹲着看，不然就是想像力太丰富。……至于郭沫若视臣民为古代的奴隶，以‘臣 民’为奴隶字，还说‘民乃奴隶之总称’，荒谬昭著，徒留笑柄，不是出于无知，就是谗言欺众,学术乃公器，学人宜引以为戒！”（《中国古代有奴隶社会吗——从文献和甲金文看古代奴隶现象》， 《中国包头职大学报》2003年第3期）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陈淳说： “值得指出，奴隶和奴隶社会应该是两个概念，存在奴隶和奴隶制不一定就是奴隶社会。比如，古罗马和贩卖黑奴的近代美国存在奴隶制，但没有 人将它们定性为奴隶社会。加拿大西海岸的印第安部落社会将俘虏作为奴隶从事以牟利为目的的生产活动，并将人牲看作是财富的一种特殊消费形 式，但是也没有人认为这些部落和酋邦是奴隶社会。将殉人看作是奴隶，进而根据早期国家存在殉人的葬俗推导出当时的社会就是奴隶制显然过于 简单。殉人的葬俗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出现，并在历史时期仍然存在。像中国、美索不达米亚、玛雅和阿兹特克等早期国家的人祭习俗更多的 是体现了意识形态和宇宙观的特点，它和标志经济基础的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社会进化模式与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性质》，《复旦学 报》2006年第6期）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鲁克俭说：“把‘奴隶制’看做是古典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并进 而把古典古代与奴隶社会划等号，是人们长期以来对马克思‘古典古代’说法的误读。”（《“古典古代”等于“奴隶社会”吗？——重新解读马 克思的“古代生产方式”》，《哲学动态》2007年第4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李汝能主张：“奴隶社会固然 有奴隶，但有奴隶的社会不等于就是奴隶社会。原始社会末期有奴隶，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奴隶，十九世纪中叶美国还有黑奴，怎么能说 有奴隶就是奴隶社会呢？只有奴隶制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现象才是奴隶社会。有掳掠人民为奴的现象也不等于进入了奴隶社会。我国解放前近千 年来还有掳掠人民为奴和买卖奴婢的现象，决不能因此就说我国近千年来都是奴隶社会。”“正像解放后羌族地区可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由 封建社会飞跃入社会主义社会一样。不应该用一套模式去硬套各地各民族丰富多彩的历史，而应该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史实是：从汉代以 来，在封建王朝的统治和影响下，茂汉地区的氐羌各部落先后不一，陆续由原始社会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茂汶羌族地区没有经历过奴隶制 社会阶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张广志在《论奴隶制的历史地 位》（《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2、3期）中，从理论和世界宏 观的角度进行论述。作者认为“对于世界绝大多数民族的历史来说，继原始社会之后到来的并不是什么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并从三方面论 述该总论点：1.生产力方面封建社会不一定比奴隶社会高；2.农村公社方面，作者认为“奴隶制的特点在于，奴隶主不仅要剥夺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要进 一步剥夺其独立的使用权。这样，它就非破坏原有的村社组织不可。封建制的特点则是，封建主只剥夺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即够了，生产者 仍可保留有相对独立地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利”，因此便可通过农村公社这一社会组织使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3.在外来影响方面，作者认为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不需要外来影响。然后作者以上述理论分析 了古典世界奴隶社会及其赖以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古代东方社会性质。
胡钟达的《再评五种生产方式 说》（《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把马恩著作、中外史料、大量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把否定论者的观点推到了又一高度。在 此之前胡钟达就写过《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一文，在文中作者 就提出“由奴隶制到农奴制的变化是劳动者由毫无人身自由到获得人身自由的‘量变’或‘部分质变’而非‘质变’。农奴制并非奴隶制的否定。 农奴制社会或封建社会并非奴隶社会的否定。”而在该文里作者对该提法进行了详细论证。首先对马恩著作进行分析，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古 代社会的某些具体论断由于时代局限需要予以重新考虑。然后作者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进行论述，认为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没有必要分作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阶段。在生产力方面，作者根据L.S.斯塔夫 里阿诺斯的研究成果认为“在产业革命以前的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人类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和物质生活方式基本没有变化”；在生产关系方面，作者 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1.在古代世界，某些时期，某些地区，奴隶 制发展程度比较高，也许可以称为‘奴隶社会’，但那是特例而非常例”；“2.所谓奴隶社会中的奴隶并不多，而封建社会中的奴隶也不少”；“3.无论在所谓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奴隶制和农奴制都曾长期并存”，“4.典型的奴隶与典型的农奴之间虽可以划出一条比较明确的界限，但在实际生活中，在不那么典型的情况 中，这条界限是划不清的”。对于这四个论点的论证，作者均辅以大量中外史料和西方学者如M.I.芬利这样的古史大家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论证过程严谨扎实。最后作者总结道“我们必须抛开奴隶制 和封建制的标签，从新的角度，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侧面，来重新探讨问题。”后来肯定论者的反驳不少是针对胡钟达该篇文章的论点，直 到今天，该文也是讨论中否定论者最具代表性的一篇。
综合以上例举看，“无奴学 派”具有三个显着特点，一是“无奴学派”代表人物中大多数是地方学者；二是“无奴学派”主将中大多数是长期从事先秦史或民族史研究的专 家；三是“无奴学派”精英中部分是长期从事师范高等教育的教授。例如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黄现璠、张一民；青海师范学院 （现青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广志、纵瑞华、李学功；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徐溥、吕丹；河北师范学院教授沈长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晁福林；西南师范大学教授杜昆；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赞源；河南省 驻马店师范学校教授王炜等等。
由此不难看出，改革开放后的 新时期勇于向长期被视为禁区的“有奴论”发起挑战的学者始于地方学者而非京城学界。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共建政后的京城史学界长期以来 思想过于保守、教条和盲从，或功利性过强，以致于在一些重大史学问题上，京城学者大多人云亦云、随声附和或一唱一和，自然难有突破。二是 一些地方学者的“右派精神”十分鲜明突出。“无奴学派”代表人物黄现璠、张一民、纵瑞华即是当年的“右派分子”。黄现璠就是敢于发别人不 敢发之声，如他早就明确指出：“解放后到现在，我国历史教材，不论大、中、小学课本，都大同小异地把我国历史，分为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这种分法，已成定式，甚至成为禁区，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谁提出异议，就会被戴上反动历史学 者的帽子……我国古史材料，极其丰富，把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多线发展的学说偷梁换柱为单线发展学说，并以欧洲为中心，把我国历史的发展与 欧洲历史的发展等同起来，我以为期期不可。”（《我国有否奴隶社会之商榷》，广西师范学院油印，1980年3月8日）针对因发表《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引来的一些教条主义“伪学者”的冷嘲热讽 和谩骂，他痛斥：“当今之世，学术上的凡是派尚受政治上的凡是派影响，所谓双百方针，不过是一句口头禅。发现问题不予指出，人云亦云，众 口一词一调，以他人之见为己之见，什么都自古以来，张口五种生产方式论，闭口五种社会形态说；动笔马列导师语，落笔政治领袖说，作为学 者，哪您还研究什么？”（《与郭沫若叫板的著作——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
在以黄现璠为首的“无奴学 派”众多精英长年累月地不断呼吁以及“无奴学派”层出不穷的成果的影响下，近几年来中国初高中所用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夏、商、周三代的社 会性质的表述，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开始出现了三种写法。在所有新课标历史教科书中，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和高中两套教科书，还沿用旧式明 确将夏商周三代定性为奴隶制社会。从《历史教学》期刊主编任世江的调查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到：“王斯德、王家范主编的华东师大版初中教科 书，完全抛开(或者说回避)了奴隶制问题。该版本的西周分封制示意图中没有奴隶的形象，行文中也不见‘奴隶’二字……苏智良 主编的新课标上海初中教科书，也采取这样的写法。曹大为、赵世瑜主编的岳麓版高中教科书和朱汉国、马世力主编的人民版高中教科书也都没有 描述奴隶制的痕迹……朱汉国、马世力主编的北师大版初中教科书则用模糊的办法处理这一问题……龚奇柱主编的川教版初中教科书和龚书铎、陈 之骅主编的中华书局版初中教科书以及河北人民版初中教科书等，大体都用了这种笔法。如川教版没有涉及三代是什么性质的制度，也没有使用 ‘奴隶主’‘奴隶’的概念……高中《历史课程标准》通篇都找不到中国古代经历奴隶社会的字样。相应的《解读》中，也多使用中性词来描绘政 治、经济制度的沿革……这些教科书都通过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这应该说明，教育部允许在这些问题上有不同的表述。”（《从商 周的社会性质谈起》，《历史教学》2006年第2期）
正如祝中熹所言：“如今再也 没人把甲骨文‘众’字训释为三个赤身露体的奴隶在烈日下劳作了……就连曾经是险恶禁区的奴隶制生产方式问题，不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默 认它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了吗？相当多的学者回避这个问题，不正说明人们的观念已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吗？应当承认，中国古史分期漫 长讨论中积累的学术成果，早已渗入当代史学的血肉之中。这种渗入和吸收决不以哪个学派或哪个‘权威’的意志为转移，只服从事物发展的辩证 规律。”（《<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读后》,《青海师范大学学 报》2004年第6期）
第四，“史界黄万里”—— “无奴派”领军人物黄现璠。在中国地质界有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清华大学地质系教授黄万里，其一生忧国忧民，不计个人得失，品格高尚。 曾为力阻三门峡大坝的上马被打成右派。后在三峡大坝的建设问题上，以80多岁的高龄仍多次上书中共最高当局力谏大坝不可建，痛陈建坝的利害关系。
而在史学界，“无奴学派”领 军人物黄现璠同样是一位为了捍卫真理不避斧钺的勇士，一生为坚持真理饱尝苦难，无怨无悔。同样在80多岁时，仍率先向专制制度设置的禁区发起冲击，否定中国古代社会存在“奴隶社会”伪说。黄先生一 生勤奋，大学尚未毕业就有学术专著问世。早期著作《唐代社会概略》，两次被台湾《文星书局》重版，再版，被列为世界学术名著100部系列之一，与陈寅恪先生所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被学界评为早期唐史研究双璧。
1957年6月黄现璠着《广西僮族简史》出版，黄现璠于书中提出壮族“无奴隶社会论”，公开否定“奴隶社会存 在论”以及主张“奴隶社会跳跃论”或“奴隶社会跨越论”，结果召致“身败名裂”和蒙冤受屈22年的厄运。以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与章乃器、黄绍竑、陈铭枢、章伯钧、罗隆基、费孝 通、储安平、钱伟长、丁玲、徐铸成、黄药眠、张轸、张云川、龙云等38位 学术界名人及高官被同时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打成右派。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黄现璠用钢笔手抄十七世纪荷兰 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名言：“不要哭，不要笑，不要烦恼，而要思考”置于桌上勉励自己。并在笔记本里抄录白居易的诗《放言》（其三）：“周公 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竞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和韩愈的诗《左迁到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 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为自己鼓劲。
由于被打成右派，1957年内定黄现璠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一事也告吹。错划为右派而导致政治生 命提早结束。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马克?本德尔为此感慨道：“可以 说，黄老教授是用充满泪水的顽强生命在谱写和讴歌着自己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所以他能名留青史。”（黄现璠：《古书解读初探（马克?本德尔撰序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祝中熹亦说“长期以来，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被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定则，是‘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解放后的中国，怀疑奴隶社会的普遍性，往往要以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作代价。”（《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一点浅 见》，《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1962年春，黄现璠刚被 “摘脱右派分子帽子”不久，再次勇敢地挺身而出，连续推出《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土司制度在桂西》两篇长论文。他于文中从少 数民族史出发，彻底否定了中国“奴隶社会存在论”。黄现璠在文中直言：“相买为奴，时代甚古，蓄奴之多，甚至万人数千不等。我们能说战国 时吕不韦、缪毒所处之秦是奴隶社会吗？又能说明代的吴中（江苏）也是奴隶社会吗？”“领主制封建社会之构成，有些在奴隶社会崩溃之后，有 些在氏族部落社会的基础上，这要看具体的各个社会历史发展情况而定，不能一般的公式化硬套。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对此记载很多，即在《资本 主义生产前各形态》一书已一再提及。所以，学术主张，理应百家争鸣，不能随便戴上违反马列主义或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高帽。看过马克 思著作的，首先应该认同这一点，始好讨论问题。桂西土州县在侬智高起义前，不是奴隶社会，而是氏族部落联盟社会。”（《侬智高起兵反宋是 正义的战争》，《广西日报》，1962年4月2日）
本来就因否定中国古代社会存 在奴隶社会被打成右派，现在刚被摘帽又故态复萌。这两篇长论文发表后结果怎样呢？黄现璠于后来回忆文章中忆及当年情景道：“事实上发表这 两篇论文时我曾考虑再三，主要担心再受政治迫害而祸及家人。不料，政治迫害没有降临头上，只是‘文革’批斗中多了一项莫须有罪名而已。当 时的红卫兵小将在一些人的指使下猛批我‘学术上反攻倒算和死不悔改’，从而对我拳打脚踢，四次遭人毒打，两次被人一脚踢昏，批斗、游街、 挂牌戴高帽示众、扫厕所扫大街的屈辱经历自然再所难免。当时我已高龄近70，仅凭一股死不甘心的顽强毅力和自少喜欢从事运动的良好体质捡得一条性命。”（见黄现璠撰《我的民族调查与工作经历》初稿，1976年2月17日）
“众所周知，60年代，正是我国民族学界‘禁区’森严壁垒，‘框框’层出不穷，民族学研究稍有越‘雷池’一步就 ‘帽子’横飞，所谓‘研究社会科学危险，研究民族学就更危险’盛行于世的时期。我不怕又戴上‘政治帽子’而敢于‘闯禁区’、‘跳火坑’的 胆识，绝非源于对自己曾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结果不满’，而是完全出于自己终身信仰的‘治学贵疑辨误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以及对于学术界一 些‘乡曲之士’观点的深感不满。”（黄现璠：《民族调查与研究40年 的回顾与思考(遗稿，下)》，《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这是黄现璠后来于回忆文章中的心声吐露。
“文革”结束后，1979年，黄现璠已年届八十高龄，发表长篇论文《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他于文中直言： “我国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开始于殷代，是大家公认的。殷代为奴隶社会，也是众佥议同，成为定案，甚至成为禁区……我认为上述定案， 大有问题，值得商讨。”“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思想再解放一点。我不揣浅陋，把憋在心中三、四十年的意见，编写成此文，以请教同好专 家。一得之愚，是否有当，聊表野人献曝之意。”该篇论文，被公认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推出的第一篇主张“无奴隶社会”论文，影响十分广泛。该 论文的问世充满了曲折。先是于1978年12月，委托应邀来广西出席“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大庆”的老友费孝通教授和同乡吴西将军回京后能推荐给京城的学术期刊发表。同时，他还寄给了 旧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刘澜涛，刘澜涛热心地推荐给北京多家学术期刊。结果无一家学术杂志敢于刊登，甚至连黄现璠所在学院的学术刊物 主编读后亦直言“写的很好，但不敢发表”。1979年4月，黄现璠应邀参加由国家民委和中国社科院民研所联合在云南昆明举办的“全国民族工作规划会 议”，他将文稿打印200份带去会上广为散发，期望到会的众多学术期 刊代表能够重视和予以发表，结果失望而归。直到同年6月，本学院副院 长覃宏裕力排众议甘愿承担责任力荐给本院学术刊物，始得以揭刊连载于《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3期上。
论文发表时黄现璠的右派冤案 尚未彻底平反昭雪（同年8月始平凡昭雪）。为此，论文发表后召来了一 些“左派学者”的恶毒攻击，甚至个别人还写信给自治区党委和中央统战部，反映黄现璠的所谓“20余年来一贯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政治动态，甚至伪造“群众意见，建议不要给黄现璠的右派问题平 反”。黄现璠说：“自马克思主义传到我国，对于它的不同理解自然应运而生。一些中国历史学者，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传播者当作马克 思主义史学的‘中国代言人’，将他们的言论当作‘圣旨’，视为‘祖师爷遗教’，甘当学术界的‘凡是派’，甘当教条主义史学的‘奴隶’，这 是中国封建专制时代传统奴性思维的遗毒在当代史学界的典型反映。因而这些人认为中国历史经历过奴隶社会，自然不足为怪。”（《同我国历史 学者商榷一个问题——我国有没有奴隶社会》，广西师范学院油印，1980年8月10日）“我挑战的只是流行于世的‘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的那股教条主义势力，尤为反感有违马克 思主义科学辩证原理的一些‘伪知识’在各种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传播。我作为从事师范高等教育30多年的教育工作者，深恶痛绝这种贻害后学的‘伪知识’误导青年一代。我深信我主张的‘奴隶社会否 定论’、中国民族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社会发展跳跃论’或‘社会发展跨越论’以及倡议‘史界改革’的呼吁完全符合改革开放新时代的 新精神和史学改革势在必行的学术之需。”（陈吉生采访黄现璠时黄现璠一席谈，1979年11月8日）
尽管这些论著发表后黄现璠遭 受了一些人“非公开化”的口头冷嘲热讽和恶毒谩骂，但却得到了史学界众多有识之士大义凛然的公开化支持和响应。正如西安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王长坤、鲁宽民、尹洁等教授合撰的《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一文中所指出的：“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史学领域的研究气氛非常活跃，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势头……‘中国未经奴隶社会论’又再度悄然兴起。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文中指出：‘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 上没有奴隶社会，汉族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欧洲的希腊、罗马由氏族制社会变为奴隶制社会，就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通 例，而是历史特例。’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支持。而且拥护者越来越多，近年来发表的此类文章已近百篇……目前这 一派（即本文定义的无奴学派——笔者按）正像赵光贤教授在《文史知识》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样：现在又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拥护者好像越来越多，有一种漫燃的现象。相反‘中国奴隶社会论’和者不 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战。”（《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唐都学刊》，2005年，第3期）1981年10、12月，黄现璠的著作《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由广西师范学院油印出版。该书被公认为20世纪第一部论证中国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专著。该书是对此前作者观点的总结，如果说此前的观 点还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与商榷，那么，该书则是明确告诉读者：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然而，这样一部重要的学术论著，由于一言堂的中共的 压迫，只能以油印形式出版，而不能进入正规出版渠道，这不仅是黄先生个人的悲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诚如黄先生之子甘金山所言：“从1957年以后，父亲顶着极大的政治压力，坚持研究学问，乃有身后的《侬智高》以及《壮族通史》、《古书 解读入门》、《韦拔群评传》等巨著出版。父亲逝后的一些宏篇巨著，为什么都是在他身后，由他留学日本12年的儿子甘文杰和移居澳大利亚的儿子甘文豪整理而成呢？时代有负于他！历史有负于他！逝者如斯， 夫复何言！”（《广西大学校友》，2010年第1期）
1980年，黄现璠的右派冤 案被平反昭雪，后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之后，身受冤狱之苦的黄现璠开始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竭力为过去蒙冤受屈者洗冤。1981年初，中央有个代表团来广西处理冤假错案遗留问题，黄现璠不顾81岁高龄，拄着枴杖，徒步往返几十里之遥，亲自找到代表团，把一位蒙冤者的申诉书递交到工作人员手 中，终使蒙冤者沉冤昭雪获无罪释放，结束了长达23年蒙冤受屈的牢狱 生活。不少人都是在黄现璠的积极反映下最终使问题得到解决。黄现璠因此曾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厅原检察长徐江萍赞誉为“黄青天”。这是黄 先生学术之外的活动，也是其学术品格的延续。
1982年1月18日，黄现璠先生逝世， 终年82岁 。
五、结语
中国的“奴隶社会”问题，是 一个学术史上的伪问题，“奴隶社会”本身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为了一个不存在的问题，中国的学术界耗时费力无谓地反复论证了几十年，这 种毫无意义的务虚，是一个只有在共产党控制下的国度才能出现的奇观，古来不曾有。而这一切的根源来自于共产邪教祸乱中华。当历史翻过这一 页的时候，会引发多少人的长吁短叹！
“奴隶社会”问题不是一个严 格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围绕“奴隶社会”问题的所有论争，只是利用学术的形式在为政治辩解。否定的一方自不必言，作为肯定的一 方实在可怜。撒谎是很累的，圆谎也是费力的。藏起良心，甘愿为政治奴役，何其悲哉！伪装被一件件剥离，本质曝光于世，情何以堪！
“奴隶社会”问题已渐成过去 式，学术上的结论已定。但是人们心目中几十年累积的思维习惯还在，要祛除也非一日之功。对中国人来说，脱离马列邪教既是理性问题，也是感 情问题。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马列邪教，不少人已认识到马列之邪，却一直未能从思想上彻底放弃。然而，假的东西终归留不下，宜速去除。
中国的一切政治的、社会的、 历史的问题，都是马列邪教的衍生与遗孓；当今中国的一切苦痛，根源都在于马列邪教。这一点，身为中国人必须认识到。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从 思想上抛弃马列邪教是最根本最省力的摆脱痛苦的办法。
脱离马列邪教的祸害，从摆脱 中共的控制开始。
2012年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