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4月08日讯】在上海死猪事件真相尚未彻底披露之际，长江流域突然爆出的H7N9禽流感感染和死亡病例以及感染源和途径的不确定性，又引发了人们的恐慌，而随之H1N1禽流感在湖南、四川、广西等地的卷土重来，更加剧了人们的担忧。从目前披露的两类禽流感的感染者来看，年龄从幼童到老者皆涵盖其中，职业包括商贩、厨师、工人、学生、商人和退休人员。对此，有网友慨叹，为何瘟疫流行时，受伤的总是普通老百姓，而那些作恶多端的官员却安然无恙？难道病毒找人也要分贫富贵贱？
从古今历史上流行的瘟疫来看，此种说法谬矣。事实上，当瘟疫来临时，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力，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更不管你平时如何小心谨慎，该得的时候，病毒自会找上门来。这样的例子笔者可以列举一些。
公元前429年，雅典爆发疫情，一说是鼠疫，一说是天花或斑疹伤寒，造成了众多人员死亡，其中被誉为古希腊最伟大的民主政治家、领导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伯里克利也未能幸免。
公元542年至543年，东罗马帝国爆发鼠疫，并迅速蔓延，导致帝国一半人口丧生。据说，瘟疫严重时，每天死人五千到一万人。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却迫害异教徒的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本人也被传染，但病情不太严重，几个月后治愈。不过，其最重要的法学家特里波尼亚努斯却病死。经过这场瘟疫，查士丁尼一世改变了自己的某些政策，更加重视神学。
14世纪在欧洲肆虐的黑死病，造成欧洲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人口丧失，约在2000万到3000万左右。瘟疫吓的罗马教皇克雷芒六世从当时天主教会总部所在地阿维尼翁逃亡，亦有不少贵族丧生。不过，奇怪的是，当时犹太教徒死亡人数非常少。此外，当时许多人认为黑死病的蔓延是神所降下的责罚，为赎罪而鞭笞自己的身体并成为行者周游各地。
十九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后，恶性瘟疫霍乱在亚洲、欧洲、非洲、南北美洲肆虐，并造成了巨大死亡，其中不乏名流高官。比如，1831年，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因霍乱在柏林逝世；1832年霍乱在巴黎流行时，以铁腕著称的政治家、法国总理卡西米尔•皮埃尔•佩里埃也未能幸免。
而1918年席卷世界的西班牙大流感，造成全球6亿人感染，5000万人死亡，死者中包括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画家埃贡•席勒、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作曲家休伯特•帕里、革命家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音乐家查尔斯•格里费斯、日本前内务大臣末松谦澄、东京车站的设计师辰野金吾、皇族竹田宫恒久王、军人西乡寅太郎，等等。
至于2003年发生在中国、造成重大人员死亡的SARS，也曾攻入中南海，撂倒了当时的两名政治局常委。根据当年外媒披露的消息，3、4月份，已故元老陈云之妻的一名女佣人、商务部的一些高官受到了感染，而前国防部长迟浩田、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吴官正和罗干据传也被SARS相继放倒，新华社长达两个多月的有关吴、罗的间断报导，都无法拿出他们的活动证据──照片。
也因此，一些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作人员和一些党政高层被隔离，而江泽民更是吓的逃到了上海，并下令要“用生命保卫上海”。对于来无影去无踪的SARS，军队、警察、坦克、机枪甚至原子弹都无用武之地，为了完成江的命令，上海各级官员只得层层隐瞒疫情，弄得表面上形势一片“大好”。
当时还有消息称，中央政府的11名高官死于SARS。是否如此，因无法证实，我们不好下断言，但唯一一点肯定的是，当年感染和死于SARS的人包括政府高官、富裕的商人和各阶层老百姓。
从上述古今历史上的例子可以看出，瘟疫病毒找人并不分贫富贵贱。那么为什么有人就没有感染呢？比如，14世纪欧洲的瘟疫中，犹太教徒死亡人数甚少；比如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在描述公元542年开始的罗马第四次大瘟疫中写到：有些人和被感染者及死者接触但未被感染。还有人想和亲人一同死去，为了达到速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紧紧靠在一起，但是病毒却不愿意让他们心想事成。再比如SARS期间，有些曾与病患密切接触的毫发无损，而有些一直躲在家里的却中枪。
显而易见，病毒是长了眼睛的，而无论是历史上的例子还是现代科学实验都证明，病毒不愿光顾之人皆是那些一心向善、保有良知、聆听上天警示诚心悔过的善良之人，至于权力、地位、金钱都不是衡量标准。而这样的结论或许可以让上至高官、下至百姓的中国人，在又一场瘟疫面前明晰原因，学会省思，并找到上天早已彰显的避祸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