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山国家公园的金包里大路，俗称“鱼路古道”，这条古道又有“河南勇路”之称。
为何称“河南勇”？据说是因为清朝时代有湖南籍的兵勇（湘军）往来巡行这条道路， “湖南”、“河南”发音相近，台湾人误认为这些湖南勇是河南勇，因此而称这条道路为“河南勇路”。
这样的说法，已是众所周知，而成了社会的定见，我也一直是这么认为。 毕竟大家都熟知曾国藩创建湘军，协助清廷击败太平天国。湘军曾经驻防过台湾， 而河南省并没有军队来过台湾。
因此“河南勇”是“湖南勇”的误称，合乎历史事实。但真象是否如呢？ 台湾真的没有来自河南的兵勇吗？
后来我探访基隆二沙湾炮台时，在炮台营址看见三座光绪十年（1884）的清军古墓， 墓碑刻有“河南”两字，可见这是籍贯河南的兵勇之墓。当时并不觉得奇怪， 可能思维已有成见，凡是遇见“河南勇”，脑海就会自动更正为“湖南勇”。
这样的思维显然是错的。二沙湾的清军古墓，确实是埋葬着河南人，而不是湖南人。理由如下：
第一．湖南勇虽然可能被台湾人误为是河南勇，但军中袍泽之间不可能会误认省籍， 当埋葬死去的同袍时，不会明明是湖南籍，而却在墓碑刻着“河南”。可见死者确实是河南人。
第二．二沙湾炮台的清军古墓墓碑也刻着“铭字中军”，可见这支部队是刘铭传旗下的铭字营淮军， 并非湘军，所以当然就不可能是湖南勇了。
淮军是继湘军而起的一支劲旅，来自安徽省，为李鸿章所创建，后来超越湘军，成为清朝晚期一支劲旅。 淮军规模日益扩大，达数十万众之后，兵源已不仅限于安徽一省，也向河南、江苏、山东各省募兵，因此淮军有河南籍的兵勇， 也是很合理的事。
二沙湾炮台的河南勇古墓，虽然可以证明台湾曾经有河南籍的兵勇，但毕竟他们只是淮军的一员，并非多数， 就算淮军走过鱼路古道，兵员中有河南人，也不致于因此而被称为“河南勇路”。
最近有一位读者提醒我，他认为二沙湾炮台的河南勇墓，可能不是来自河南省，而是来自广东珠江流域以南的地区。 珠江以南，俗称为“河南”。
我初闻之时，觉得不可思议，查询资料，发现晚清时期的台湾确实召募过来自广东珠江河南一带的兵勇， 这些“广东河南勇”并不像淮军里的河南省籍兵勇只是军中少数，他们是整营的“河南勇”，且都驻札于台北地区。
于是我进而反思，那么鱼路古道的“河南勇路”，真的是湖南勇的误称，或者他们可能是来自于广东省河南地区的河南勇呢？ 现有的文献，是否能够找到证据来佐证呢？
我开始寻找文献。首先想了解的是，鱼路古道的“河南勇”是“湖南勇”的说法是从何而来，是否有文献证明呢？
我找到了学者李瑞宗先生在民国83年（1994）完成的《阳明山国家公园鱼路古道之研究》，这是阳明山国家公园最早的一份鱼路古道调查报告。 令我讶异的是，当时这份报告里就已探讨过“河南勇”身份的问题。
关于“河南勇路”的称呼，李瑞宗认为有四种可能性：
1.河南就是荷兰。
2.河南是指河南省。
3.河南是指珠江流域南岸的某处地方。（黄荣洛，1989；林文龙，1992）
4.河南是指湖南省，或泛指大陆各省。
关于第一说，李瑞宗认为，台湾人对于荷兰的称呼，很少直称本名，而是迳以“红毛”称呼， 因此有红毛楼、红毛井、红毛港、红毛土等称呼，因此河南应不是由荷兰衍音而来。
第二说，李瑞宗认为台湾与河南省似乎从来没有什么关联。
第三说，李瑞宗写道：“台湾割让日本时，唐景崧手下的粤勇，据说出身自广东珠江流域南岸的‘河南营’，这些粤勇又称河南勇。”、 “这是1895年所发生的事。”
关于第三说，河南是指珠江流域南岸的河南勇，李瑞宗只是陈述其历史，并没有做任何的反驳或分析。
李瑞宗认为第四说最完备，报告写道：
“清季中叶以后，兵员的主力是湘军，也就是来自湖南的军队。当然亦曾移防台湾。 台湾人分不清楚谁是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广东的兵员，反正语言不通，加上主要都是湖南来的，遂以湖南勇统称这些兵勇， 台语的‘湖南’，念来念去，遂转为‘河南’了。”
这样的结论，应该就是长久以来鱼路古道的“河南勇路”被认为是“湖南勇路”的说法的根源了。
然而这种见解只是推论而已，李瑞宗并未提出有效的文献佐证。
这应是文献蒐寻困难所致。当时学界对台湾史的研究不如今日昌盛， 而大多数的台湾历史文献也尚未位数位化，不如今日网路普遍，资料蒐寻较为容易。
李瑞宗认为最完备的第四说，还是有不少的疑点。
承如李瑞宗所言，台湾人分不清楚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广东的兵员， 反正语言不通，加上主要都是湖南来的，遂以“湖南勇”统称这些兵勇。
如此一来，应当是其他省籍的士兵被误认为是湖南勇，怎么却变成是湖南勇被误认为是“河南勇”呢？ 仅以台语的“湖南”，念来念去，遂转为“河南”了。这样的解释显得牵强。
虽然清代有湘军驻防台湾，但除了湘军之外，台湾还有传统的绿营班兵，派驻于各地的汛塘据点。 湘军是主力部队，理应驻防重城要地，巡行则以官道为主（如纵贯路，如淡兰官道）， 又怎么会巡行鱼路古道这种小路呢？若有巡行，也应是地方性的汛塘部队，这些班兵来自福建绿营，与本地语言相通， 自然不会被居民误会成是湖南人或河南人。
倘若湘军真的曾经经过鱼路古道，因语言不通而被当地人误听成是“河南勇”，也是有可能，也符合人之常情。 然而擎天岗附近的鸡心崙有清军部队驻防，日常生活必然与附近居民有所互动，居民应然清楚知道这支部队来自何方， 又怎么会称呼这座清军营垒为“河南营”呢？岂只是以台语的“湖南”，念来念去，转为“河南”所能解释呢？ 会不会这真的是一支来自“河南”的部队呢？
若能知道驻守鸡心崙的“河南营”士兵来自何处，大概就能够解开鱼路古道“河南勇”的真正身份了。
首先，先了解晚清时期派驻台湾的军队省籍背景。
同治五年（1866）以前，驻台的士兵是来自福建各地绿营调派来的， 因三年一调，所以称为“班兵”。绿营军队纪律不佳，战力不彰，后来渐被裁减，清廷后来在台湾召募平埔族为番丁， 共约4000名，做为屯丁，驻防于“汉番”交界处，担任守卫任务。
根据学者许毓良先生的〈清末台湾的防军〉（2007）论文，湘军是最早来台的防军。 同治五年（1866）刘明灯出任台湾镇总兵，率领楚军来台。楚军是左宗棠所创，属于湘军的一支。
同治十三年（1874）， 日本因牡丹社事件而侵台，唐定奎率淮军十三营（6500人）援台，则是淮军来台的开始。 事件结束后，淮军留台参与“开山抚番”的任务，因伤亡惨重，而请求内渡。
次年（光绪元年）六月，淮军离台。因此从光绪元年七月至光绪九年（1875～1883）之间， 台湾的军队除了既有的绿营班兵及番丁之外，由他省所支援的防军以湘军为主，期间也有部分贵州或广东的部队，因主官来台赴务而跟着调派来台。
我们通常认为“清朝驻台的军队，主力是湘军，也就是来自湖南的军队。”其实只有光绪元年至九年的这十年期间可以这么说。 光绪十年（1884），清法战争爆发后，刘铭传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台督军，淮军铭字营亦赴台驰援作战。这是淮军第二次来台。 当时湘军也入援台湾。淮军、湘军各约八千人，并肩作战，力抗法军。
战争结束后，台湾随之建省，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淮军亦长期驻守台湾，从此淮军取代了湘军，成为台湾主要的防军。 光绪元年至九年，台湾的政治中心在台南，湘军驻防的重心在南部；光绪十年之后，台北成为台湾的政治中心，驻防以淮军为主。
擎天岗的“河南营”设有何时？目前找不到文献资料。从历史事实分析，光绪十年以前，湘军在擎天岗鸡心崙设营驻扎的可能性很小。 我的理由如下：
第一．鱼路古路并非官道，此地也非战略要地，虽然附近有大油坑硫磺矿区，官方曾派兵勇守硫， 但这些兵勇是来自平埔族毛少翁社的番丁，并无必要运用湘军这种主力部队来守硫防宵小。
第二．光绪十年（1884）爆发清法战争，台湾是主战场之一，现存史料及遗迹很多。当时法军攻打基隆及淡水， 清军的布防，淮军守基隆，湘军守淡水。若法军攻下淡水，可以循淡水河长驱直入台北城；若法军占领基隆，越过狮球岭， 则可以沿着基隆河杀进台北城。擎天岗在防守上，并无战略价值，自无建立营垒的必要性。
清法战争期间，淮军及台湾的团练部队在暖暖、八堵一带的山头建立了长达十几公里的战壕， 以阻扼法军进攻台北，然而擎天岗一带至今却没有发现清法战争的战壕遗迹，即是明证。光绪十年的大战役，这里是不必设防的。
河南营若是光绪十年以后才设立的，那么淮军驻防的可能性就远高于湘军了。 淮军大多是安徽人，“安徽”用台语再怎么念来念去，也不会转成“河南”。
更何况，光绪十年以后，擎天岗的战略地位并未改变。清法战争后，刘铭传在淡水建沪尾炮台， 在基隆建造二沙湾炮台，加强军备，但并没有任何文献提及此时清军曾在擎天岗建立“河南营”。
蒐遍中研究已数位化的台湾文献档案，却始终找不到河南营的文献资料。我想可能的原因是，河南营成立的时间短暂， 转眼即成遗迹。那么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最后来台的“广东河南勇”，是不是鱼路古道河南勇及河南营真正的兵勇呢？
光绪二十年（1894）， 甲午战争爆发，台湾的局势顿时变得紧张，当时文吏出身的巡抚邵友濂大惧， 自认无法胜任，请求内渡。清廷于是将唐景崧升台湾巡抚，主守防御大局，并派刘永福率领两营黑旗军援台。 唐景崧积极备战，又派部将吴国华挈银二十万两内渡，至广东募勇，从广东珠江以南的河南地区召募军队， 这支部队就是所谓的“河南勇”了。
“河南”是早期广州人对广州市区珠江以南地区的通俗称呼，约等同于现在的广东市海珠区， 后来逐渐演变为泛指珠江南岸的地区。以前的珠江河南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在战乱时代，谋生不易，因此从军成为一种出路。
在时局紧急的情况下，这批广东河南勇未受到良好的军事训练，即紧急赴台，河南勇军纪散漫，唐景崧却视为亲兵，主防台北。 刘永福的黑旗军战力较强，但刘与唐景崧理念不合，唐将刘永福派驻台南。林朝栋率领的栋字营北上支援，却与广东来的河南勇不合， 因而被调回台中。
擎天岗的河南营，我认为可能是设立于日本准备攻打台湾之时，由负责防御台北的广东籍河南勇驻防。理由如下：
第一．当时日本大举来犯，战争的形势迥异于清法战争时，当时法军只志在屈服清廷或志在煤田而已， 而日本准备实施完全占领。由于不知日军将由何处登陆，台北的防御不仅基隆、淡水两港而已，亦须分兵驻守台北各地。 这时可能在台北外围增设营垒，以作防御准备。
第二．1892年时，有“清末台湾最后一条官道”之称的淡基横断古道已经辟通， 日军若从基隆登陆，可以舍狮球岭，而改从此路迂回进攻台北城；而日军若从金包里登陆，则可经由鱼路古道亦可直攻台北， 因此在淡基横断古道的中点鸡心崙设置兵营，及进行巡逻侦察，这种必要性及可能性就大大的提高了。
广东河南勇在鸡心崙建立的营垒，就被当地居民称为“河南营”，而巡守往来于这条道路（鱼路古道），就因此被称为“河南勇路”了。
日军登陆台湾之后，唐景崧弃职逃往中国大陆，丘逢甲随之遁走，台北群龙无首，遂陷于无政府状态， 官兵变抢匪，百姓大恐慌。广东籍的河南勇原本就军纪涣散，此时成了乱兵，部分兵勇打开库银，抢夺官银，然后向台湾南部逃窜。 这些流窜的兵勇，路经桃园、新竹时，与地方民众有所冲突，又因身怀钜银，而遭到民众的劫杀，最后大多惨死荒野。
后来地方盛传河南勇阴魂不散，于是士绅集资收埋这些河南勇，设大墓公，建祠祭祀，以抚慰其亡魂。 这些河南勇墓，较著名的有中坜市的忠义祠、新竹市金山里的河南勇墓。我曾探访过中坜忠义祠， 而当时只知这些兵勇是广东籍，而不知道他们又被称为“河南勇”。
广东的河南勇，来台的时间并不长，却遭遇清廷割台的乙未战争，又不幸被长官遗弃，结果命运悲惨。
鱼路古道的“河南勇路”，是不是起源于这些来自广东的河南勇呢？我认为有这个可能性，然而仍然缺乏直接的证据。
希望有一天能找到更确切的文献证明，而山友探访鸡心崙的河南营，在芒草中钻闯时， 若有机会遇见清军古墓，记得探查一下墓碑的刻字，有无“广东”两字。
这篇文章不是翻案文章，只是提供一个反思而已。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认知，有时未必合乎历史事实。
王安石游褒禅山时，遇见一块倒地的古碑，碑文漫灭。他写〈游褒禅山记〉，因此有感而写道：
“予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我取其意，作〈鱼路古道“河南勇路”身世之谜初探〉一文，以粗笔粗意写成初稿， 区区之心，志在抛砖引玉而已。学者先进，学有专长，可以更深入探讨，以解开鱼路古道河南勇路的身世之谜。
日期：2012.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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