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
回想一路走来的点滴，了解到自己或许并不是一位优柔寡断的小船的船长。
当你需要他们时，你开始雇用水手；当风吹起时，你扬帆；当水流缓慢变浅时，你可以待在木筏上任其飘流；在激流中，你没命地用桨划船。──Lydia Denworth
流体。我会如此总结一位在职妈咪的生活，我讲的不是实际伴随在妈咪们生活中的各种液体──苹果汁、母奶、眼泪、尿尿、突然喷射出的呕吐物──虽然它们常是出人意外的，即便现在想到它们，那些液体真可贴切地贯穿妈咪生活的片段。
就像我从沙发伸手往先生手臂中接过刚喂好的宝宝，而就在那一刻，宝贝把他刚喝进的所有东西都吐到我的脸上和嘴里。
我在其中学到的功课是：预期无法预期的──孩子们可以在瞬间从小可爱变成小脏鬼；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把贝比吐的味道洗掉。
但我指的不是那类的液体，而是像一条发源于高山上的小溪流，一路流淌而下，最后抵达一个宽阔平坦的三角洲，而它也就在那里加入了海洋──其变化万千，不只是沿途景色的转换而已，随着我顺着这条为人父母的河流一路前行，身为这一群时而相处愉悦、时而难以制伏船员的掌舵者，我务实地在每个转弯处，让他们转搭不同船只。
在有小孩之前，我对决定工作与否的想法是直截了当的──不是赚钱工作（全职或兼职），就是待在家里。
别误会，我不觉得这很容易决定，或不管选了哪一条路，都会全然令人满意，我认为那是基本的选择，我衡量所有可能想到的：收入相对于照顾宝宝的花费、把日子花在孩子身上相对于继续专业生活的渴望等等；我做了选择，然后就决定了。
在预备迎接第一个孩子时，我选择休一段长长的育儿假，之后再返回工作，并假设日后若够幸运的话，还能有其他孩子，在他们出生后，我一样会如法炮制。
然而，事与愿违，在往后的十一年间，我重新面临六次同样的抉择，我待在家里一年，做兼职的工作，再一次待在家，做全职的工作，之后再度兼职，接下来又再一次做全职，我在家里工作，并在外头的一间办公室工作，甚至，有一段不算短的时期，我还当了志工。
我经历过完全没有人帮忙的时期，也得到一些协助及很多很多的协助来照料孩子，并且有过日常行程表全绕着接送孩子在安排，以及拒绝绕着接送孩子来安排我的生活。
我运用过托儿所、保母、临时保母、国际安亲天使（Au Pairs）、管家及课后班，我有许多家庭和工作之间刀剑碰撞的战争故事可以分享：
某天，我有一个重要且不可能再重新安排的采访，偏偏那时，我的儿子得了肺炎，而临时保母刚好得了肠胃性感冒。（幸运且不寻常的，我先生那天竟然可以提早回到家。）
我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基本上可以自由工作。我有三个儿子，都是在上学的阶段，虽然在写这篇文章时，最小的还在读幼稚园，其中一位有听力问题，他装置了人工电子耳和助听器。
我先生一天工作十二小时，通常在早上六点前就离家，并在晚上七点后才回家；为了工作，他常差旅在外，并常需要在晚上与客户应酬。
先生丰厚的收入及难以动摇的行程，影响了我两方面的事业生涯：我不需要挣太多钱，但有需要时，我必须随时待命。结果是，我离开了有老板或同事会期望我每天出现的工作岗位。
有时，当一切停摆、开始，以及面临调整时间与寻求协助时，会让我感觉身陷地狱──自己既不是全职妈妈也不是家庭主妇，两边都不是。
偶尔，我渴望能弄清楚，并以为这样就能一扫我所觉察到的所有问题，让自己可以不只是反应，而能先发制人，更进一步掌握住情况。
但我也承认，当我开始有自知之明，并容许失误时，每一个重新修正我们家庭平衡的举动就有了意义。
对每个职业妈咪再熟悉不过的矛盾情感和义务，我会依据当下的情况，看哪方占了优势来改变自己的想法。
举例来说，我第二次停下工作的前一年，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摆平一个学步的小孩和一个婴孩的需求上，同时又身兼太多外面的工作，而所拥有的帮助却少之又少。
我很确定自己不管是母职或是写作都无法称职，那时我认为解决之道是需要更多的协助。然而，毫无预期且很快地，我又怀了老三，所以我有了别的选择──减少工作。
一年半后，儿子被诊断出有听力问题，持续数月之久，他一星期有好几天得去做听力测试及看医师，因此，虽然那段时间我极渴望能再回到工作岗位，但事实上我并不那么幸运。
就像许多孩子一样，我的孩子对于“改变”，显然调适得并不很好，所以，从一个例行工作转换到另一个状态时，不意外地总是困难重重。
待在家超过三年后，我重返职场的第一步，是一个新闻工作的联谊会，其内容含括两场几个州外的四天的集会。
几天下来，坐在会议室里听简报介绍的感觉，有如烤面包的味道那般诱人──由此可见，我多么渴望心智上的滋养。
但接下来，你可以说我在把面包拿出烤箱时被烫着了。就在计程车等着载我去火车站，而我正再次检查要给新来访的国际安亲天使的指示单子时，我最小的儿子，他那时是二岁半，歇斯底里起来，他跑去拿自己的鞋子，说想和我一起去，然后赶在计程车离开前，使劲地要穿上它们，最后，眼泪从他那通红的脸颊涌流而下，他孤伶伶地站在门廊下，抱着鞋子，对着正钻进计程车的我嚎啕哭喊着：“妈妈、妈妈、妈妈……”
处理分离焦虑的专家们建议，在那种情况下，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再拖延下去，只会让人更难分手。
然而，要计程车司机开走，实际上是很痛苦的。我也在哭，几个小时后，在我到达会场时，心头仍然颤动着。
即便如此，凭着直觉，我明白轮到我做些事的机会来了。我把之前三年半的生命都奉献给孩子们，我爱他们，但我渴望回到工作。
在过去一年里，怒气和沮丧在我内心高筑，从我升高的音调，以及跟孩子们玩时感到力不从心泄漏出来。
离开他们四天，不会断绝我们之间的连结，他们没问题、会恢复过来的──的确如此，而我也恢复了过来。
（另一方面，那位新的国际安亲天使没挨过三个月，呵！没错，她难以招架三个男孩──或者说，难以胜任我戏称她“终极育儿”）。@
摘编自 《妈咪不用太完美：47位时代新女性找出家庭事业平衡力》 大好书屋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