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 读徐芳栌先生回忆录《从戎没投笔》

【大纪元2013年08月21日讯】 一．认识徐芳栌先生

1.1 一九二五年出生的徐芳栌先生，二零零七年八十二岁的时候出版了回忆录，《越战两年记》，记述了他在一九六七年到六九年在越南的经历。二零一二年，八十七岁的时候又出版了《从戎没投笔》，记述了他从四九年到七一年二十二年军旅生活的经历。

一位几乎走过一个世纪的人，注定了他的一切都会和一连串的数字相连，他走到哪里都是一部活历史，他站在那里就让你感受到人世的沧桑，人性的厚重，人生的经验和智慧。在我和徐芳栌先生接触中尤其体会到这一点。他讲的故事，谈的事情都看来平常，却让我感到遥远的过去，想到它和今天与未来的关系。单就这一点，它就让你在现实中无法不向历史看，不向未来思索。为此，当初知道徐先生动笔写回忆录，我几乎是期待着早日看到他的书。收到他的这两本书，我感到非常兴奋，细读他的两本书，更让我感到，徐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两本非常详实、有价值的史书。

读徐先生的这两本书，情动万千、感慨万千、思绪万千：人生、社会、历史和人性；阴谋、谎言、屠杀和迫害，万千纠集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谁也不知道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会打开，究竟它又会被纠集向何方？

1.2 认识徐芳栌先生并且能够超越岁月和地域，建立起如此永久的感情和交往，对我来说是人性、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它让我看到，或者说证明了很多隽永的道理。

认识徐芳栌先生，和徐芳栌先生一路二十多年的交往，是我在人生路上最后清除掉共产党文化，清除掉奥威尔所写的《一九八四》一书中的“老大哥”对我们这代人的换脑，换情，换了人性的最后一些痕迹的时期。没有这个清除和超越，我永远不可能看到徐先生一辈子的追求和奋斗，看到徐先生努力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投入的真情。

我能和很多台湾朋友成为超越政治的，友情来往的朋友，后来更让我想到，这不仅与对党文化的清除有很大关系，而且也大大地帮助了我彻底清除共产党残存的各种影响。就为此，我和很多台湾朋友的关系甚至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在大陆的朋友。

我应该算是最早访问台湾的大陆学人之一。第一批是八九年初从美国去的五位当时的大陆留学生。其后欧洲的第一批就是我和我太太还学文。后来知道当时在近二百位申请者中只批准了我们两人，而我是超越了台湾对于邀请海外学人的规定，破例批准的。因为那时我刚刚出国半年就递出了申请，他们规定的是要四年以上。

真正访台的时候形势已经大变。那年年中发生了六四，这个事件一下子拉近了台湾和大陆一般海外留学生的距离。虽然如此，几十年的教育确立的深渊，却绝非能够一朝化为烟云。

现在的人可能想像不到，那个时代台湾在我们这代人的印象中的地位。那个时候台湾其实就是一个妖魔鬼怪出没的地方，是最忌讳的地方。谁家如果有港台关系，就这一条你就要永远被审查，被注意。你的子女亲友就可能失去受教育，找到好工作的机会。单这一条，你就可能被打入社会的下三层。

这个影响对我们来说是潜移默化的。例如对我来说，虽然我从七零年就对共产党已经彻底认清，认为它是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源，可到了我访台的时候，我还是认为我的“反共”和国民党的“反共”是不一样的。思想的染色，一经着墨再重新上彩是何等的困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认识了徐芳栌先生。

一九八九年底，我认识徐芳栌先生的时候，他六十四岁，已经退休到三民主义大同盟工作，是负责盟务的组长。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官员，根本不知道他戎马倥偬，是一位曾占过少将缺的十五年资深政战上校。后来整个九十年代我们一直有来往，联系。他一直在从各方面支持我们，关心我们。我知道在王若望先生处于困难的时候，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文集就是在徐先生的帮助下出版的。

这样一个程序性的访问能够超越了泛泛的应酬来往，使我们和徐先生成为忘年交，人生路上的朋友，本身就说明了徐先生的为人之路，为生之绩。

1.3 二十世纪可谓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一百年不仅在科技上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而且在历史上，为人类留下了很多的教训、教益。我们甚至可以说，二十世纪人类付出过最惨痛的教训，经历过最残酷、黑暗的时刻。两次大战、两个最无人性的极权主义，数亿人，我们的父兄，和我们一样的生命死于炮火，死于迫害，死于非命。

年轻的时候不理解爱因斯坦为什么谈到人生使用了“短暂而充满风险”的一生，觉得如果没有追求，平庸的一生难道不是平和的一生。走过了半个世纪，经历看到了无数事情才感到，人生无论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平和的，天外有横祸，谁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徐芳栌先生的两本回忆录揭示的他的一生可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写照。而正是在这些偶然之中你看到徐芳栌先生的品质，才智，运气，看到了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徐芳栌先生,原籍江西临川，一九二五年出生于湖南常德。国立中正大学第一届行政管理专修科毕业。到一九四八年秋天，他二十三岁的那年，内战的战火由东北蔓延到全国的时候，他在江西省宜黄县县政府的一名公务员，于是他不得不做了他所谓人生最重要的一次“价值”选择，毅然离乡背井，前往南京接受军事训练，从戎报国。这个抉择决定了他其后一生的生活，也是他在今天能够为我们写出这两本回忆录的重要前提。如果没有这个选择，徐芳栌先生留在大陆，能否活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在说还是个疑问。他的子女也会永远面对和我一样的问题。为此，谁能不说徐先生在人生中的确拥有大智大慧呢！

二．徐芳栌先生的回忆录《从戎没投笔》

促使徐先生写这本自传回忆录《从戎没投笔》的是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建立百年纪念。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了中华民国最危难的时期，以及重生的最艰难时期。我想，还尤其因为他深切地感到，中华民国的今天有着他生命的奉献。也正因为此，我想这本书其实对于今天台湾的年轻一代是值得阅读的一本书。

这本回忆录是从一九四八年秋天写起的。那一年他二十三岁，做出了本书所说的“一生最重要的的‘价值’选择——从‘戎’报国”。这部自传性的回忆录写到一九七一年春天，记述了徐先生二十二年的军旅生活。

一九四八到一九七一，这二十二年几乎贯穿了最近一百年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而我几乎是伴随徐先生的自己做出最重要的选择的时候，无法选择地出生在徐先生离开的地区。所以徐先生笔下的二十二年很多背景我是熟悉的，但是徐先生的场景和看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对我来说却是陌生的，是在另外一个不可想像的世界。

我想，从一九四八到一九七一年这段期间的大陆和台湾，即便用生死两界的遥远距离来描述都不为过。因为徐先生记叙的群体，记叙的事件，对于大陆人来说不仅陌生，而且丑陋乃至邪恶，而这种看法甚至持续到今天。例如被人称为异议人士的刘宾雁、许良英乃至方励之，在他们那批人中何家栋的话很有代表性，那就是他们不能够容忍“反共”，在反对国民党问题上，共产党是正确的，是没有错误的。说到底就是共产党虽然整肃了他们不好，可反共的人一定是妖魔鬼怪。

正为此，我觉得徐先生在另外一个世界记述的这段历史，不仅对台湾人，尤其是对我这一代的，或者说今天的大陆人具有非常的可读性，非常重要的对比思考价值。

也正为此，徐芳栌先生的这本书就和很多传统国民党人的著述一样，对大陆人来说有着更重要的阅读价值。因为它记述了一个选择了另外一种价值和道路的中国人的努力，牺牲和生活。他们不是妖魔鬼怪，在很多方面他们甚至可说是更有人性和传统，只有看到和理解他们为什么甘冒离乡背井，甘冒生死不要共产党带来的社会，应该才能够真的放平心态开始讨论一些人类的问题，我们生活中的问题。

在这本回忆录中，徐先生首先记述了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时期，他从戎到南京中央训练团接受军事训练。在这一段历史中，徐先生既记叙了国民党在兵败过程中军队中继续存在的腐败，也记叙了厉兵秣马，重整旗鼓的胡琏将军军中的做法。国民党军队能在一泻千里的溃败中，通过古宁头一战重新立定脚跟既偶然又非偶然，可谓天助中华民国，为中国保留了一席之地，一涌之泉。

辗转到台湾后，你可以从徐先生的书中看到在戒严前期在军队中的恐怖形势以及人性的人际关系。在这里徐先生作为军队中的政工干部，含蓄地描述了他在蒋经国先生手下工作的那段感受，有赞颂，也有人性和性格上的保留看法。

在徐先生的这本书中，凡是那一段涉及台湾军事安危的大事，如金门炮战，大陆青年投奔自由的生死毁灭过程，以及他在那段时期在军中平顺和坎坷境遇。这些事情由于都是徐先生亲身经历，所以款款写来，让人觉得这些事情就发生在你的身边，即便是对我这个完全生活在另外一个语境和世界的人，理解起来也没有任何困难。对于一些我也知道一些，甚至熟悉的事情，这本书就更给了我很多新的知识和思索角度。例如国军溃败时的情况，内部的腐败，金门炮战，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和越战的记叙。

徐先生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满腔热血地跟着毛泽东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共产党的教育使我只知道毛泽东和共产党代表光明，而国民党是妖魔鬼怪，台湾是地狱。但是徐先生却是隔着海峡，仅从共产党的报纸上就闻出了共产党的走向。而就是这个基本感觉使得他对于越战也有着非常清楚的，明确的看法。这些看法都已经被历史所证实。应该说也正是这种直觉的思想基础促使徐先生在这本书的开头做出了他人生的最重要的选择，投笔从戎，结果又是从戎没投笔。

徐先生的这本书结束于他从越南回来后两年，二十二年军旅生活结束。而徐先生这本书结束的年代正是我刚刚迈入人生的年代，一九六九年四月我离开北京到吉林插队，开始了我反叛的历程。那一年我二十岁，做出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价值选择，彻底告别这个毁灭了我一生，毁灭了中国几代人的共产党。二十年后我认识了徐芳栌先生，再过二十年我才更深地了解到徐芳栌先生他们那代人被迫走的道路，所奉献的，所带来的，所留下的生命的业绩。

徐先生在越战那两章记叙的经验教训，也是我在二十岁后其后三十年一直探究的历史经验，这两章关于越战的文字，徐先生还单成一书，所以我会另外写文章谈我的读后感。

徐先生的这本回忆录十本看来平常的书，但却也是一代人的典型的一本书，因为它的平常，所以它带来那些佯作不平常的书籍所难以带来的具体的对比思索空间。因为它不能够为名嘴们，媒体带来更多的喧哗与炒作可能，所以它失去了那种应该有的社会影响，但是这本书是实际的，而且写下这本书的人才是台湾实际的创造者、保卫者、守卫者。

三．为什么会有内战和冷战

徐先生的这本书，徐先生生命中二十二年的军旅生活让我这个后来者深思，尤其是对比徐先生出走之后，我才出生所经历过的世界后更是如此。

二十世纪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在社会的动乱中，在政治集团的对抗中或牺牲了生命，或家破人亡、背井离乡，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徐先生用生命躲避，对抗的是什么，奋斗的又是什么，他给自己、给亲友、给社会究竟带来的是什么？

总结徐先生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徐先生是因为内战奋而从戎的，他在其后二十二年中所经历的又无非是内战和冷战。为此徐先生这本书给我们的其实就是内战和冷战的教训。

徐先生在这本书中的序言中写道，“欣逢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作为国军的一名老兵，国民的一份子，我有写作的跃动；尽管：辛亥革命，我还没出生；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我刚五岁；抗日战争八年，我在第七年才投身抗战建国的洪流。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扩大叛乱，政府一面行宪，一面戡乱，到民国三十七年秋天，战火正由大陆的东北向全国延烧；当时我是江西省宜黄县的一名党团工作者，县政府的荐任职公务员，眼见局势的严峻，便毅然辞去一切工作及行政职务，告别同志、朋友，将家小安顿在湖南省老家，然后只身从湖南前往首都南京接受军事训练，做了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价值’选择——从‘戎’报国。”

他特别强调说，在当时他的生涯规划中，从来不曾有过军人的选项，更何况是“革命军人”，也就是直接面临生死，面对枪炮的军人！

这是被迫做出的选择，因为在徐先生出走后出生的我，前三十五年的生命中虽然没有徐先生那种选择的可能，但我的经历已经让我也深深地体会到，有一点我和徐先生一样，那就是改变徐芳栌先生一生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存在”。

这是被迫做出的选择，其实生长在二十世纪的绝大多数人大约都面临过这个选择。一九四九年时的中国民众，东欧很多国家的民众，五十年代初期的朝鲜民众，越南民众，七十年代的东南亚民众。

迫使人们不得不做出抉择的是一个在历史上最为独特的内战，冷战。抗日战争很多人可以不走，军阀割据民众并不必须离乡背井，以往的列国分立，社会依然可以太平，然而这一次，四五年后的内战，徐先生却必须做出价值上的选择。因为这一次内战是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内战都不同的内战。内战发起的一方是一个新生的政治集团，一个带有典型的十字军东征特点的帮派。这个帮派绝对的统治，以消灭所有其它任何稍有异于他们的个人和族群为其目的。

这个政治集团残酷的血腥嗜权本性，在二十世纪初期已出现就显现出来。而这个特性就决定了这个集团存在于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一定会有内战，存在于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就一定会有冷战，乃至世界大战。

所以徐先生个人的经历，徐先生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是当代研究极权主义的专家们经过深入探究后的一个结论，那就是，二十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有极权主义政权，有这种要求的政党存在，它所在的国家就一定有内战，它所存在的世界就一定会有冷战存在。因为他们要的是绝对统治，绝对权力，因为他们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而非以人类社会的价值伦理为原则。

就因为共产党的这个特性就迫使成千上万的徐先生们必须做出生死抉择。我称它为生死抉择，因为这个选择使他可能和其它几百万人一样死在战火中，死在其后的各种偶然事件中，但是，没了这个选择徐先生也可能是共产党其后几十年中的死于迫害的上亿非命的人中的一员。等待也是一种选择，这种等待到的选择所造成的悲剧可能更甚。共产党的存在让每个人生死不明，谁也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当代历史大家陈寅恪先生最后二十年的命运就是一个很好地说明。所以徐先生的选择无论怎么说是积极的。因为他选择了一个还有价值观念和前提的社会和群体。他为整个群体奋斗了，并且也造福于了他的家庭，以及其他的民众。

为此徐先生的这个选择也告诉我们，在面对共产党决策的时候，永远是生死的选择，灾难还是平安的选择。在民国三十八年秋季，徐先生必须做出的选择，其实早在此前的三十年中就多次存在，由于此前，徐先生的父兄在每一次选择中做了可说是不成功的选择，所以到了徐先生，到了一九四八年就必须做出生死选择。

然而，在徐先生撰写这本回忆录的时候，在民国建立百年纪念日的时候，很多人却把这个结论，这个政治集团所具有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时代忘记了。冷战成了一个无是非，无因由，和以往任何冲突一样的对抗时期。没有人深究四五年后的那种内战可以避免吗？冷战可以避免吗？徐先生可以不从戎而能平顺，乃至有所发展地度过一生吗？

徐先生现在脚下的那片大地确实令人遗憾。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大陆人，徐先生走后出生的人在重复徐先生曾面临的抉择，可这逃亡者先驱，对抗者先驱徐先生出走后在那边养育保护的一些后代人却忘记了这些。

四．徐芳栌先生捍卫的价值是什么

我自己的经历让我明白，要我以后的大陆人理解徐芳栌先生及其一生的奋斗，特别是从价值问题上，从精神上并非易事。徐芳栌先生是成千上万的国军战士中的一元，也是我从小就受到的妖魔化教育的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元，后来成为大陆电影中的那些丑化了的国民党军官。这个形象依然还在大陆的我这一代，乃至我下边两代人的心目中。因为我的师长，直到最近十年，出手还是那种漫画式的国民党，国民党军队，以及丑化了的这些人的伦理道德。

我的经历也让我看到，从我认识徐先生开始，到阅读他的书，历史的距离，政治的阻隔已经悄然退去。我不仅理解徐先生，从徐先生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视徐先生如长辈亲人。我们能够跨越这道人为设立的深渊，这中间无疑是最根本的人性和价值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要想理解了解徐芳栌先生及其同代人，就必须理解他们的道德情操，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品质。因为徐先生是因为价值抉择而从戎报国的。要想理解他们，就必须认同他选择的价值，认同他选定的价值才会对他说重现的历史产生共鸣。所以对一位大陆人来说，对从小被共产党换了头脑的人来说，和徐先生，和时下的台湾人，没有根本的价值和道德的认同和沟通，永远不会有根本的沟通和理解。

徐先生遵循的价值是什么？徐先生这代人是为什么不得不离乡背井在台湾扎下了根，生息发展？徐先生虽然几乎终生从事的是军队政工工作，但是却没有在书中用原则性的大话反复强调。这着实地令我惊奇。应该说他对三民主义是精通的，因为他一生写了那么多有关三民主义问题的文章，在部队中做过各种宣传，可徐先生在书中没有任何教条之语。我想这大约就是徐先生追寻的那个社会的一个特点，三民主义所具有的包容特点，徐先生做自己性格特点。然而尽管如此，徐先生追求的价值，为人之道却在书的每一页，每一件事情中明确地显现出来。那就是传统中国人的价值观、伦理观，为人处事之道。

生于一九三六年的，流亡巴黎的大陆著名异议知识份子姜友陆先生曾经对我说，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攫取大陆政权的时候，他虽然十几岁，但是立即看到这不是他要的政府和社会，因为共产党推行的完全和他从小受到的中华民国的礼义廉耻，忠孝仁义的教育不同。在徐先生的书中，我看到了姜友陆先生谈到的为人之道。

徐先生在“党国”的军队中，在戒严时期做人行事处处上下有序，恪守准则。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没有成为“党奴”更是令人惊奇的。这大约也就是台湾和大陆，国民党和共产党最根本的区别。这个根本的区别在于价值。一个是党高于价值，传统的价值，现代社会的价值。一个则是无论这个党如何想要权力，但是他们不敢肆无忌惮地突破传统的价值，现代价值的界线，当然更不敢肆无忌惮地无视和践踏。

国民党曾经有过不少暴行，如二二八事件，可他们不曾或者说不敢明目张胆地践踏人类尊严，人类的底线。与国民党根本不同的是共产党的暴行，他们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九九年后对法轮功的镇压与他们在四九年前的一切暴行一样，与他们在四九年后土改、三五反，反右，五九年镇压西藏民众起义，六六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一样，用姜友陆先生的话说，是公然对礼义廉耻、忠孝仁义，对人类最基本的准则和伦理的肆无忌惮的残暴。邓小平的那句“杀他个二十万，安定二十年”最典型地代表了共产党对人类的蔑视与嘲弄。

应该说就是这点，徐先生追寻了有所惧，有所固守、坚持的革命军，逃离了无所惧怕，肆无忌惮的革命党。应该说就是这点，徐先生这代人也参与写下了台湾的历史，启发了我这一代的大陆人，奉献出了最宝贵的贡献。

时下很多人谈台湾的当代史的时候，都关注到台湾的民主发展史，从二二八到党外运动，本土化运动，突破党禁，到民主的逐渐成熟。但是当地台湾史却还有另外一个同样是主导台湾命脉的历史，那就是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对于这个传统的捍卫。这同样是一个为人类价值奋斗的历史，而这个历史就是徐先生这些人所参与的，他们对今天台湾的贡献，明天中国大陆的贡献在今天似乎没有民主史那么响亮辉煌，可这个贡献的深远意义，我想可能比民主制的影响还要广泛长远。因为它涉及的是人和社会最根本的生存价值问题，也就是促使徐先生年轻时做出从戎抉择的那个价值问题。

同样正是这个价值问题，今天把我这个大陆人和徐先生等许许多多的台湾民众联系到一起。尽管我出生的时候，徐先生们就离开了大陆，尽管经过二十多年的妖魔化，可让我们最终能够跨国这一切人生和社会的柏林墙的就是传统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

在这个价值基础上，我越是理解徐先生，认同徐先生，就离立体的历史，真正的传统，正常的人性就越近，就离党文化，党的意识形态，党化的历史和社会教育，异化的人性和思想越远。一个大陆人，当你读徐先生的书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存在着不同，或者问题提法不同，或者是历史叙述的事实相异，或者是文字用法两样，那么我认为就要问一问，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同？我想任何一个正直的人在询问这些的时候，都一定会发现党教育你的那一套是扭曲的谎言，是半个多世纪来造成中国当代各种灾难的原因。

五．没有结束的历史

读徐先生的回忆录《从戎没投笔》，你会发现，经历这一切的人还在你的身边，迫害过你父兄的人也还在你眼前，可你们是否已经忘记这段历史，已经以为这一切只是历史，是曾经发生过，却消失了的事情？但是，现实却并非如此。历史还在延续，它还在发生，不过形式有时已经有所变化。它随时可能再次发生在你的身上。因为就在一九八九年，在世界赞扬邓小平的时候，就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八九天安门大屠杀。就在高喊缓和，经济上不择手段地吸引外资的时候发生了九九年后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这些迫害居然每次都能够史无前例，就是因为人们依然麻木和绥靖。如果人们高度警惕，随时显示自己的力量，就可能至少是减少流血牺牲。例如八九年后的那几年，中国不但收敛，而且一再显示改革的意愿和让步。在那将近十来年中，中国第一次有了把政治犯，异议人士放了来和西方做交易，但是与之相比，在那之后，最近的十年中，胡温政权却再次不放一人。

后来的人觉得这是一个新时期，共产党人已经非昔日的共产党。过来的人由于经历了一切，他们知道什么才真正意味着共产党变化了，什么不过是假象，他们的一生已经多次经历过这些。然而，既便如此也只有诚实的人，有追求的人，善良的人才会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心和大脑思考，讲话。而那些过去现在都是唯利是图的政客们则永远是心甘情愿地被共产党骗和与共产党一起骗人。

读徐先生的书，这本朴实无华的回忆录，我不仅在价值的认同上有所收益，而且在对现实的判断上也越发清醒，那就是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被共产党所骗，帮助共产党欺骗的人，无论过去和现在永远是那些要么在智力上有问题，要么在道德上有问题的人！

2013/7/19，德国．埃森

徐芳栌，《从戎没投笔-军旅二十二年记（民国38年至60年）》，台湾，台北•读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2年3月出版

作者简介：

仲维光，一九四九年生，山东黄县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思想史硕士，近年来被多个大陆网页媒体推荐为大陆最具影响的知识份子之一。

思想经历：一九六九年，仲维光开始自学哲学，不久就把颠覆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知识界，彻底揭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给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带来的思想、政治和社会灾难问题作为己任。八十年代大陆开放后，八八年到德国继续研究当代中国思想政治问题，并为此从哲学、历史、文化三个方面全面考察了极权主义以及极权主义概念的提出和发展。现在他是华人学者中对极权主义、共产党问题拥有并且掌握最多文献的学者，并希望未来能够利用自己搜集的近千种文献与所作的研究在华人地区建立一个专门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机构。

出版：著述、翻译作品包括《爱因斯坦的早期量子论思想研究》，《爱因斯坦传》，《爱因斯坦语录》，《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知识份子》，《当代极权主义与知识精英》；有关极权主义问题的专门文章：“最近二十年中国社会思想界的问题”，“极权主义和自由文化问题”，“极权主义还是权威主义”，“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究竟是什么？”，“五四以来思想问题系列”，《当代启蒙思想家卡尔•波普》、《启蒙究竟是什么》等近百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