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3月15日讯】
我自来卷儿的头发
木子燕（Piscataway ）
我们上学的那个年代好多事情都比较敏感，一般来说不敢讲什么穿着打扮。一是生活拮据，没有条件，二是艰苦朴素是我们的座右铭。记忆犹新的是一到早上做广播操的时侯，全校集合在大操场上，大家穿的衣服基本上是蓝的、绿的。偶尔有几个爱打扮的、稍微漂亮一点，就会被评头论足，指责为“生活作风不正派”，很快就会被孤立起来。就是从娘胎里带来的特色，也难免遭到非议，受到批评与声讨。
我小的时侯有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不仅如此，还是弯弯曲曲的自来卷儿。平时上学都是梳两个齐肩的小刷子，小刷子的尾巴总是往里勾勾着，和别人的不一样。如果不扎起来，就像是外国电影里的女人，卷的可好看了。虽然自己心里美滋滋的，但人前从不敢显摆。那时侯，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发饰，我用的只是打了不知多少次结的猴皮筋儿。不管怎么说，都得扎起来，不扎起来那就叫披头散发，不自爱，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这自来卷儿的头发，曾经成了响往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罪状。
那年我上初二。 其实那应该是人生最为美好的时光，因为我们就像是早上八、九点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应当倍受爱护才是，但我没那么幸运。当时我的班主任是教政治的，刚毕业，也没大我们多少，但思想觉悟特高，阶级立场极分明，就是特革命的那种人。有一次上思想教育课，我被点名批评：“你的头发为什么是卷的？，你每天要花多少时间照镜子卷你的头发？你这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必须做深刻检讨。”仗义的男同学挺身而出：“他们兄妹都是卷发，是天生的”。此时的我除了对他感谢的五体投地，就是想顺便有个地缝可以钻进去。强忍着回到家，蒙着被子大哭了一场，终生难忘。由于她的无知与偏见，我饱尝了无数的冷嘲热讽，也受尽了孤立打击。这在我的成长过中无疑是一种不该有的残酷，遗憾的是我没有选择。
过了两三 年，突然间北京的女人们都去烫头发，什么冷烫了，什么大卷儿了，名堂多的很。用当时的工资水准去烫一次头，半个月的工资就不见了，下半个月恨不能靠喝西北风过日子。但人们还是一发不可收拾 地追时髦，赶潮流。这个时侯，渐渐地听人对我说：“你这自来卷儿的头发多好呀，不用烫，多省钱呀。”听得出来，这是真的羡慕。就在此时，我做了出国留学生的先锋，来到了这个西方超前卫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美国生活。
这儿的人大多凭自己能力工作、养家，然后享受自己的努力成果。作为新移民，我有着自己独特的奋斗史。可能是太过用心操劳，慢慢的我的头发不仅没了光泽，而且从卷发变成了直发。这资产阶级的劳动改造，让我失去了我最引以为傲的自来卷儿头发。问过好多的美发师，没人能解释为什么会变成直头发。
生活的种种，终于让我懂得要学会放下，就当自己是机器也得停下来，上点儿油，保养一下，换个活法，算是对得起自己。人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心情好了，精神爽了，奇迹发生了。几个月之后，我的头发全部变成了卷发。不同的是岁月在我的黑发间留下了饱经风霜的印证。
每一次回国，见到老同学，第一句总是：你的头发是不是还卷着哪？显然，人们都没忘记当年的卷毛姐妹儿。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会选择再做一次小女孩，在无忧无虑中重新感受、重新解读我的童年、青少年。但唯有一样不要改变，就是我还要我的自来卷儿头发。 ◇◇
在纽约上班
可凡
我这款“咖晓”(台语发音)的人(指这种货色)，一毕业就能在纽约找到工作，真是很幸运了。我们是家日本通讯电脑服务公司，它的客户就是纽约的日本金融、企业公司。我就被分派到第一劝业银行的电脑部门去处理日常的电脑资料报表的运作和其它杂务，每天的工作量很大，我认真辛苦卖力地把工作做好。这样好好地干，公司的回报就是替我申办绿卡，但要先服务一年以后，且绩效表现良好，这是面谈时的承诺。可是我的学长们却是工作三个月之后即办绿卡，公司的态度是此一时彼一时。闲暇时间仍是念书自修，生活非常有规律。工作中有了希望盼头，其它枝枝节节的鸟事皆可略之。外头花花世界，不受影响，一来不爱玩，二来在家待的住，反而落个清静，这才是我的生活。
每天坐地铁上下班，从家里附近的238街车站到世贸大楼的考特兰德街车站大约四十五分钟左右。这种简单的生活步调渐渐融入我的纽约生活之中，每天的所见所闻，累积了经验，长了见识，更长了心眼。在纽约市，搭地铁是那么便捷，四通八达，贯穿了全市，广大的地铁网，似有若无地把纽约的五大行政区域相连为一。五彩缤纷的路线，红、蓝、绿、橘、黄、紫、灰，各取所需，是那么方便。
在纽约搭地铁乃理所当然，搭久了自然也爱上了它；地铁文化就在月台上的你、我、他里。纽约市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或称世界之都；换言之，这个伟大城市的能量 (活力) 也是所向披靡，举世无双，而它的能量来自于地铁，因为地铁是它的心脏。
第一劝业银行在一号世贸大楼的48至50楼，这是我每天上班的地方。这座双子星大楼是美国的象征，更是纽约的亮点。每天熙熙攘攘的人潮，往返数万人，尤其是上下班的尖峰时段，汹涌的人潮可把十排很长的电梯站满了，那个场面又震撼又壮观，却很安静! 大厅之中，上班族走路超快，虽然有前拥后踵之虑，但早就练得一身轻功，左闪右挤向前冲。商旅之人，如同繁星点点、又如同星罗棋布，凑足了热闹，好不生趣。咦! 这才是纽约。
冲出了地铁，飞快的找到了电梯，进了我的电脑房，赶紧开启一天的活。工作累了、烦了、倦了，还是要往窗外看一看。对岸军舰型的“河边金融中心”与世贸大楼和世界金融中心相互辉映，哈德森河的美早已获得青睐。纽约最美丽的天空在九月；那真是天天天蓝，再伴随着哈德森河的岚岚之气，而耀眼的阳光穿透了这层薄纱，此时此地的朦胧之美，让我情不自禁的喃喃说出了良辰美景啊！不过我还是不能忘记得继续干我今天的活。
难怪九月份是联合国在纽约开会的日子，世界上各路人马想要纽约的人倾听他们的声音，在联合国的大门外，一定可以看的见。这个热闹的政治场景是每年必演的把戏，我称之为“九月的回旋”。
有糗头的日子，不想它就过得快些，一晃眼就是三年多，终于在一九九一年的八月廿日获得绿卡面谈通过。步出了曼哈顿第二十六号的联邦大厦，心情一直很亢奋，只差没有边走边跳。走在回家的路上，仰望蓝色的天空，心里唱着世界真美好。
有了这张绿卡算是个人在美人生的里程碑，得之不易，怎不珍惜！！！回首来时路，若没有逢甲夜校文凭，就不可能申请到曼哈顿学院；没有这个硕士证书，就不易申请到此类别的技术移民。可是当初若选了别校就读，也不会有今天。
我天天专注于工作，把工作做得皆臻完美。这个电脑房内的作业，有时耗费体力，也要递送相当多的报表给各个部门，总是不得闲着。我这样战战竞竞卖力地做我分内之事，因为心中有了这个“绿卡”企盼。另一方面而言，使得第一劝业银行的经理们，回报至我的顾问公司时，说到我的种种都是“太棒了”，而无任何抱怨的话来自其口，否则公司可以随意终止我的绿卡程序。这里我又提了把工作做的完美，并非夸大。我们常说：做事容易做人难，我在公司做的事多，常常是早上第一个到公司的人，总是很早就来了哟！早来可以给自己较从容的时间，把每天的工作做得满意而不出错。◇◇
清凉山下
我的大学生活之一
华东水利学院位于南京清凉山下，这里也曾经是侵华日军枪杀我国同胞的刑场。‘华水’是全国唯一有水文专业的水利院校，刘光文、张书农等一批有名望的教授在这里任教。我们进校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海洋水文专业被取消，因为从苏联回国的教师去了山东青岛海洋学院。我们两个班海洋水文专业的同学，有的去理电系，包刮我在内的大部分同学改学陆地水文，我的海洋梦就破碎了。在“教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学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口号下，一开始就去劳动，让我们用自己的脸盆端大粪，然后用同样的脸盆盛菜，聚餐庆祝“十一”，以此杀杀我们的娇气。在冰天雪地的冬天，去秦淮河劳动，空手搬运拖泥带水的土块。我们含泪的眼注视着冻僵的手，无言以对。谁如果有什么意见和想法，他就是反右倾的对象。
进入六十年代，饥饿是普遍现象。每个同学的粮食定量是30斤，食堂将每斤粮折成一角五分饭票。每个人将一周每餐饭量报给班的生活委员，生活委员汇总将全班每餐饭量报给食堂，全班的饭都盛在固定的木桶中。值班的同学按计划将饭分发给大家。大多数人的计划是“三七三”，意思是早晨三分饭票的稀饭，中午七分饭票的干饭，晚上又是三分饭票的稀饭。全天一角三分，留下二分以备不时之需。“二八二”的计划是太冒险了，很可能不到月底饭票就没有了。
我们同宿舍的XJR同学，是常熟人，每到月底前几天，就躺在床上不去上课了，因为他一米八的个子，饭票早就吃完了。无饭可吃，也就无心上课。为了保证他月底能上课，他的饭票交给女同学SWL保管，每天定量给他发饭票。如此这般的心灵创伤，可想而知。
那时流行“刮桶底”这一术语。因为每次饭分发后，在桶底总会剩下一点饭粒或汤汤水水，有同学就去收拾那点“卡路里”，这就是“刮桶底”这一术语的由来。
饥饿是那个时期的主色调，水利馆“301”是我们水文64级的主教室，冬天上午第四节课最后半个小时，脚底下的“啪啪”声，带给老师的尴尬，难以言表。寒冷的天气与“囊中羞涩”，双管齐下合奏的“饥饿颂”，老师不得不提前下课，同学们奔向食堂。有时饭、菜不同步，饭到菜未好。三下五除二，“七分饭”下肚，还要等待“华水一绝”——白水煮包菜。 福建来的洪轩昂同学，身高饭量大，他说能吃下二斤米的稀饭。几个同学凑齐饭票，用一个大脸盆到食堂买回三角饭票的稀饭，他一会儿就喝下去了，但是肚子胀得很，半天起不来，说很难受。苏启东同学来自苏北农村，寒假返校带回一罐黄豆，每天定时定量服用几颗，以补充“卡路里”的不足。
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们班的JTJ、ZJH、YLX发现在清凉山上有南瓜，生的就吃。说味道很好，像哈密瓜一样。等到有人追来，拔腿就跑，狼狈不堪。
校门口有一家饮食小店，卖一毛二分钱的汤面和五分钱的油球，有粮票的同学，可以到那里加加油。
因为饥饿，同学们体质下降，体育课的激烈运动都取消，代之以太极拳健身。有时连太极拳也无精打采，有同学说这是“抓鬼”。
我的高中同学汤方才，在空军服役，他们机关在南京小营。倪桢和我常可以去他那里打打牙祭，饭菜不限量，每次饱足而归，不亦乐乎。
为了照顾大学生，1961年寒假发给每个人一听肉罐头，我拿回家。老家人见了说，还是上大学好。
不仅学生如此，教师也一样。陈老师说，有一次吃了半斤米饭，感觉没有吃饱，向卖饭窗口走去，到窗口想起还要坚持到月底，又毅然返回。走到门口还是感觉没有吃饱，又向卖饭窗口走去，这样来回在食堂打了几个转，最后抬起头、挺起胸，大踏步“勇敢地”离开了食堂。吴老师是矮个子，刘老师右腿不好使，两个人是好朋友。一天中午，刘老师左手搭在吴老师肩上，各自嘴里咬着胡萝卜，从校门口进来，被我们同学看到，大家传为美谈。
水文系主任刘光文教授，是我国著名水文学家、教育家。他腰板坚挺，衣衫一尘不染，走路大步流星。内心光明磊落，刚正不阿，与黄万里先生一样，不愧是一位有良心的科学家。由于不赞成“长江三峡”枢纽工程，受到不公正待遇。1995年我去南京拜访时，他被安排在匡芦新村边的一间小房子里，只有一点简陋的家具。老先生一个人，十分凄淡。讲到“三峡大坝”，他说是劳民伤财，祸国殃民。提起发电，他说以三峡的投资，建火力发电厂，又快又省钱。我们进校时，他是“华水”三个仅有的一级教授之一，严恺、徐芝纶是院长、副院长，都是学部委员。刘先生缺乏阿谀奉迎之术，就是教授。1958年“教改”，学生考老师，水文系专攻刘光文，四位数乘四位数，他对答如流，据说对数表烂熟于心，学生奈何他不得。早年没有计算机，用计算尺，他是中国三把“活计算尺”之一，而钱学森才只是半把。他钻研计算实践，精通误差理论，控制技术误差，得心应手。他重视实践，对实验数据具有独特见解。他说牛顿第二定律F=ma，是从大量实验数据中得出来的，试问，难道每次正好都是F=ma吗？绝对不是。这个定律是从经验公式得来的，量子物理中有大量的经验公式，所以必须重视经验公式。生活实践和科学理论里，很少是百分之百，普遍地以概率形式出现。
他的“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的科学思想，很少有人理解。刘先生为人十分谦逊，一次我请教他德文中遇到的问题，他不清楚，让我去请教张书农先生，他说张老师的德文比他好。尽管晚年境遇不好，深受委屈，生前还是决定将遗体捐给医学院，用作科学实验。一代师表，永世长存！
说起水文64级，不能不提胡先生。此人个儿不高，一张皮笑肉不笑的脸，原来是水文62级的学生，不知什么原因不读书了，当起水文64级的辅导员。一上来就看上一个上海小姐，隔三差五敲该同学宿舍的门，阴阳怪气地问：“她在吗？”，其实，该小姐名花有主，看不上此等瘪三。胡先生只好转移目标，反正非要在水文64级摘朵鲜花不可。听说ZH某是烈士子女，就重点培养，成为水文64级的主要负责人。班级由此形成一个吹牛拍马、艳媚奉承的群体。毕业分配时，首先考虑这一群人选，满足他们的需要，以致该主要负责人官至某市副书记的要职。在一次水文64级聚会上，胡先生大言不惭地喊叫：“某某成为市委副书记，是水文64级的骄傲”，引起大家公愤。众怒难犯，胡先生当场被逐出门外，以后不得再来水文64级聚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