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5月27日讯】1949年中国共产党以谎言欺骗，以血腥暴力夺取政权，毫无合法性可言。在建立政权期，民心不服，从农村到城市都连续遭到不同程度地，非常强烈地反抗。面对非法政权不稳定，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对国民不服，中国共产党利用手中的刀枪，大开杀戒。
1950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两次下达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共史无先例，破天荒地制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全国各地掀起腥风血雨，70多万“反革命”分子人头落地，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古今中外，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1951年3月31日上午在天津市小王庄刑场共产党集体屠杀了193人，刹那间193条生命被剥夺了，瞬间193个活生生的人永远地消失了，193个家庭彻底被毁灭了，他们的财产被共产党没收，他们的家属被共产党定为贱民。在这集体屠杀的193人中，就有我亲爱的父亲，当时他只有39岁，上面有我年迈的爷爷，奶奶，下面有我刚刚出生19天的弟弟，未曾谋面，父亲就这样永远地离开我们了。
我的爷爷“名正言顺”地成为共产党的被管制分子，我们子女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共产党专政对象。文化大革命初期，我爷爷被遣送回辽宁省铁岭县胜利村，八十多岁的老人惨遭共产党人毒打，谩骂，侮辱和折磨，被逼无奈上吊自杀。
我的父亲抗日十四年，是日寇缉捕要犯，他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却死在共产党枪口下。 作为他的后代，我有责任替他发声，活着的人就要替死去的人说话。现在是网络的时代，网络是上帝赋予冤民最好的武器，最好的控诉台。
父亲是抗日的中国人
1931年9月18日事变开始，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为止，在这十四年中，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艰苦，英勇，惨烈地斗争。在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中，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党派，地不分东西南北，前方或后方，都奋身投入这股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洪流中。
我父亲王爽斋1912年6月28日出生在中国辽宁省铁岭县，满族人。13岁到16岁在沈阳市最好的中学读书，1928年在张学良创办的军校“学生队”受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跟随老师石坚（国民党大佬，台湾公认的抗日志士），走上反满抗日道路。并由石坚老师介绍加入国民党，从事反满抗日地下活动。在伪满洲国，为搜集日寇军事情报，我父亲先后进过昭和制钢所，大连飞机制造所，沈阳兵工厂。他教过书，经过商，当过算命先生。他打着佛教徒的招牌，到处宣传佛教。（这些职业都是掩护身份）1941年我父亲被伪锦州高级法院判处缺席死刑，此后成为伪满洲国缉拿要犯。从1931 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 “八，一五”日本投降为止，在这十四年里，我父亲的身份是国民党领导下的在东北日伪区进行“反满抗日”分子，日本宪兵队和伪满宣传机关通常把他们叫做“重庆分子”。
日本投降后，石坚老师从日寇监狱释放出来，在东北招兵买马，重新组建队伍。我的父亲则在天津弃政从商，1945年在天津“实业”银行当秘书，1946 年到1949年在天津“元昌”贸易有限公司任秘书，总经理。1948年，石坚老师准备去台湾，临走之前，他来天津与我父亲会晤，我父亲幼稚地认为自己从未做过反共之事，在做地下工作时期，与共产党人同被日本人当做“反满抗日”分子而被追捕，因此我父亲没跟随石坚老师去台湾。
1949年解放后我父亲将“元昌”贸易有限公司改为“元昌”工厂。1950年下半年被捕，被捕时我父亲的身份是商人。被捕后在天津“茶淀”农场劳动改造，1951年3月31日在镇反运动中，按反革命分子枪决。他是日本人缉拿要犯，九死一生，逃过了日本人的追捕，却落在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替日寇完成了它们没能完成的任务。我父亲没死在浴血奋战抗日战场上，却死在共产党枪口下。
父亲的死刑判决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决 ：
一九五一年三月； 军元刑字第二零五一号；
被告：王爽斋 性别：男 现年四十一岁； 民族：满族 辽宁省铁岭县人
现住址：本市六区大沽路特一里八号
犯罪事实及判决理由：王匪爽斋曾充日寇帝国公民教育协会黑山县分部长，一九三六年参加匪党通局，充东北调统室干事，匪党东北党务办事处通讯员及秘书，同时充伪满沈阳造兵所检查工，匪党吉林省党部秘书，四五年参加匪军统，充长春特别组组长,松江省匪党部书记长。该匪甘心附敌时，散发亲日传单，奴化祖国人民，又协助日寇制造武器，屠杀祖国人民。日降后变为匪党要人，兼匪帮两大特务系统之上层分子，一贯反革命。在东北与匪党交通站作联络工作，曾为匪首朱家骅策划加强东北匪国民党组织，扩大反动势力。解放后隐瞒匪特身份，逃避登记，企图潜伏活动。
以上犯罪事实，各匪均已供认不讳，其罪恶自不只此。查该匪等均为从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反革命犯罪事实俱在，罪证确凿。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三条，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均判处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全部，特别判决之主义。
审判员： 蔡见正。 呈处长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
抗日英雄事迹=反革命罪恶
1949年建国后，中国共产党蔑视生命，杀人如麻。那些爱国家，爱民族，为国家民族牺牲奋斗的人被视为敌人。共产党把这些人视为反革命罪人，要将这些人逮捕和杀戮，我父亲的十四年光荣抗战历史反倒成为被屠杀的罪状。
父亲的死刑判决书分为六项反革命罪恶和六个历史反革命身份。
罪恶一：充伪满沈阳造兵所检查工，又协助日寇制造武器，屠杀祖国人民。
实际情况是充造兵所检查工，只是作为掩护身份，目的是为了搜集日寇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向组织汇报，以便打击日寇。这原本是一个鲜血淋头 ，舍生忘死的爱国事迹共产党却颠倒黑白地说成协助日寇制造武器，屠杀祖国人民。
罪恶二：该匪甘心附敌时，散布亲日传单，奴化祖国人民。
实际情况是我父亲参加国民党，散布抗日传单，拯救祖国人民。沦陷区散发亲日传单，与实际情况不符，纯属放屁。如果我父亲散布亲日传单，他就不会成为日寇缉捕要犯啦。
罪恶三：日降后变为匪党要人，兼匪帮两大特务系统之上层分子。
实际情况是日降后，我父亲弃政从商，在国民党内不担任任何职务。我父亲是凡人，不是孙悟空，不会变为国民党要人。
我父亲既不是中统人员，也不是军统人员，怎么会成为两大特务之上层分子？只有蒋介石能驾驭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我父亲又有何德何能成为两大特务之上层分子？简直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
罪恶四：在东北与匪党交通站做联络工作，曾为匪首朱家骅策划加强东北匪国民党组织，扩大反动势力。
实际情况是我父亲在国民党抗日交通站做联络工作时，散发抗日传单，发展国民党党员， 策划加强国民党组织，扩大抗日势力。共产党把“抗日势力”看作“反动势力”，那就是说“抗日”等于“反动”，“不抗日”等于“不反动”。哈，哈！难怪共产党毛泽东建政初期，把参加抗日的国民党人当成反革命罪人追缉和镇压。
罪恶五：一贯反革命。
实际情况是我父亲不愿当亡国奴，一贯爱国家，一贯爱民族。
抗战的十四年中，我父亲的身份是国民党东北抗日地下工作人员，是名符其实，百分之百的抗日志士。日本投降后，我父亲弃政从商，在国民党内不担任任何职务，被捕前我父亲的身份是商人，他不是反革命。
罪恶六: 解放后，隐瞒匪特身份，逃避登记，企图潜伏活动。
实际情况是我父亲属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时期的抗日人员，不在登记范围之内，所以他没有登记。
总之，这六项反革命罪恶完全是颠倒黑白，歪曲事实，造谣诬蔑，胡说八道。这六项反革命罪恶，恰恰是我父亲抗日时期英雄事迹的记录，恰恰是我们后代引以为荣的骄傲。
抗日英雄事迹=反革命罪恶，呜呼，怪哉，共产党真是邪恶的党！
抗日身份=反革命历史身份
反革命历史身份一：王匪曾充日寇帝国公民教育协会黑山县分部长。
实际情况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日本为了显示自己统治地位强大，在东北地区各部门都加上“帝国”名称，有“帝国”名称的机关，学校绝大多数都是抗日的组织，并非亲日。
反革命历史身份二 ：一九三六年参加匪党通局，充东北调查室干事。
实际情况是东北调查室是抗日组织，石坚老师任主任，我父亲充调查室干事。主要任务是搜集日寇军事情报，配合中央政府全面抗战。东北调查室干事张画堂，杨景云，徐庆霖，周凤山等均被日寇杀害，为国捐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证明了东北调查室是一个抗日组织，并非共产党所说的反革命组织。台湾台北圆山忠烈祠里面就有烈士们的生平简介，照片和灵位。
反革命历史身份三 ：匪党东北党务办事处通信员及秘书。
实际情况是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是抗日的组织。我父亲任通信员，与我父亲同在一小组抗日的通信员杨伯龙于1942年1月被日寇杀害。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交通专员董翔于1942年1月被日寇杀害。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军事专员刘晌午于1943年被日寇杀害。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督导员阎有文于1944年6月被日寇杀害……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证明了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是一个抗日的组织，并非共产党所说的反革命组织。台湾台北圆山忠烈祠里面就有烈士们的生平简介，照片和灵位。
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这些抗日英烈坚贞不屈，从容就义，气壮山河。国民党抗日是血写的事实，不容任何人歪曲和篡改。
我的父亲王爽斋由抗战青年，任国民党东北调查室干事，任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通信员，踏着先行者的血迹，乃次第被提拔为干部，最后接任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秘书。
反革命历史身份四：四五年参加匪军统，充长春特别组组长。
实际情况是一九四五年我父亲已经弃政从商，在天津“实业”银行担任秘书，与国民党军统根本不沾边。
为推翻原判词中的这个反革命历史身份，我和我的姐姐王玉珠在天津民革，天津黄埔同学会的全力帮助下，找到了一些从共产党监狱释放出来的原国民党军统人员，其中有国民党军统特务电台天津站站长舒季衡先生，军统华北负责人关琦先生。他们都没听说过“军统长春特别组”这个组织，他们所认识的军统人员中，也没有人叫王爽斋，同时舒季衡先生亲笔写下了书面证言，证词。1987年舒季衡先生的身份是天津市红桥区政协委员。
1987年10月我和我的姐姐从天津坐火车去长春，到长春文史馆去了解一九四五年有没有“军统长春特别组”这个组织,为此长春文史馆负责人向我们引荐三位权威人士。
其一：李野光先生。抗日时期李野光先生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杨靖宇的头颅就是他找到的。李野光先生1987年的身份是吉林省政协文史委员，他亲笔写下书面证明材料，证明没听说过“军统长春特别组”这个组织。
其二：阮天驰先生。阮天驰先生是原长春公安局一处负责人，共产党干部。1987年的身份是吉林省政协文史委员，他亲笔写下书面材料，证明没听说过“军统长春特别组”这个组织。
其三：高思齐先生。高思齐先生是原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教官（蒋介石任校长），日本投降后，来长春任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东北分校教务主任。他对当时国民党在长春的上层党政人员，尤其特务机关情况比较熟悉。他亲笔写下书面证明材料，证明他根本没听说过“军统长春特别组”这个组织。
1987年11月10日原国民党军统东北总负责人文强先生（毛泽东表弟）从北京给我们寄来他亲笔所写材料，材料中写道：“我的印象中，全无王爽斋其人的印象，也无‘军统长春特别组’这样名称的批准备案。”1987年文强先生的身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既然国民党军统东北总负责人文强先生都证明根本就没有“军统长春特别组”这个组织存在，那组长又从何而来？显然，这个反革命历史身份是共产党捏造的，是空穴而来，无中生有。
反革命历史身份五：松江省匪党部书记长。
实际情况是松江省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是蒋经国得力干将王焕斌，1948年10月王焕斌以此身份在哈尔滨被捕，随后被镇压。此身份加在我父亲头上，纯属张冠李戴。
反革命历史身份六：匪党吉林省党部秘书。
实际情况是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秘书是岳希文，1948年10月岳希文以此身份在长春被捕，随后被镇压。此身份加在我父亲头上，纯属张冠李戴。
总之，六个反革命历史身份中，两个身份是张冠李戴，一个身份是捏造，其他三个身份属实，但是这三个身份都是抗日身份，不是反革命历史身份。
抗日身份=反革命历史身份，呜呼，怪哉，共产党真是邪恶的党！
国民党抗日何罪之有？ 我们 有八位证实人，十五份证言，证词和证实材料，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推翻原判词中所有不实之词。
申诉无门
1987年2月24日，我们向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为[王爽斋反革命] 案进行申诉，递交申诉书，证明材料和复查线索。
1987年3月20日，天津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复查。一个死刑案件只安排一个人复查，此人多次和我们讲：“此案没有复查的必要！”
1988年2月24日，天津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维持原判。
1988年3月4日，我们向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再次为[ 王爽斋反革命]案进行申诉，递交申诉书，证明材料和复查线索。
1988年8月8日，我们再次向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再次为[王爽斋反革命]案进行申诉。
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没有立案，也没安排任何人复查此案。
1989年2月12日天津高级人民法院给我们邮寄一封驳回通知。
共产党是杀人的党，共产党是无赖的党，它怎么可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呢？天津中级人民法院和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对我们的申诉均以驳回，按法律程序我们只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王爽斋反革命]案。
2010年9月13日， 我将第四次申诉书，从美国芝加哥邮寄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厅，要求立案复查[王爽斋反革命]案，之后，无任何信息反馈。
2010年12月17日，我将申诉书，从芝加哥邮寄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先生，要求立案复查[王爽斋反革命]案，之后，无任何信息反馈。
无奈，2011年7月底回中国天津市。
2011年8月15日，我本人去北京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厅递交申诉书，040号法官拒绝接受任何材料，老练地打发我走人。
2011年10月，我再次书写第五次申诉书，并整理了共计97页，题目为[旷世冤案一甲子，一条抗日十四年的东北汉子，死在共产党枪口下]的申诉材料，从美国芝加哥分别邮寄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厅，温家宝，胡锦涛，习近平，周永康，贾庆林，贺国强，李源潮，王胜俊，天津的张高丽和肖怀远等十三处，之后，无任何信息反馈。
2012年12月，我再次书写第六次申诉书，分别邮寄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厅和习近平主席，之后，无任何信息反馈。
2013年8月19 日，我带着三套第七次申诉书和185页题目为[国民党抗日何罪之有]的申诉材料来到中国芝加哥领事馆，请求领事帮忙替我转寄一份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另一份转寄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厅 ，最后一份留给芝加哥领事馆备案，以便日后我到芝加哥领事馆门前控诉中共时，对我有所了解。之后，无任何信息反馈。
申诉变控诉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完完整整的杀人史。中共窃国65年，血腥统治，残酷镇压，制造了八千万到一亿的冤魂，飘荡于天地间。除了公开枪毙的死刑犯，中共从来没承认过杀人放火抢劫。只要看看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看看遍布全国的群体抗争事件，看看无处不在的城管与百姓，警察与百姓，当官的与百姓之间的流血冲突，就可知道中共处处以人民为敌，每天制造仇恨。中共权贵，利益集团为千夫所指，万民痛恨，中共已经陷在它自己酿造的仇恨的汪洋大海中。
我的父亲是抗日志士，本应受到政府，人民的爱戴和赞誉，但在共产党国家里却按反革命枪毙。他的抗日英雄事迹被共产党认定为反革命罪恶，他的抗日身份被共产党认定为反革命身份。现在我要大声控诉共产党，我要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共产党是杀人魔鬼！共产党是集欺骗，残暴，邪恶，无耻，无赖于一体的流氓集团。共产党犯下的血腥杀戮的残暴罪行罄竹难书，被人民唾弃的中国共产党终有一天会被历史清算。天良丧尽，恶贯满盈的中共和它的权贵利益集团，将会遭到怎样的报应，我们且拭目以待。
美国公民 王明珠
石坚先生简介：
石坚先生，字墨堂。1898年7月19日生于辽宁，辽阳。早年毕业于沈阳高等师范，1928年任沈阳第一师范教务长，基于民族大义，参加国民党，号召青年加入组织，“九一八”事变后，率工作人员转入地下从事抗日工作。
石坚不仅是我父亲的老师，也是我父亲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在我父亲十四年抗战生涯中，石坚老师和我父亲始终是上下级的关系。例如1939年10月东北调查室成立，石坚老师任调查室主任，我父亲任干事。1945年3月17日，日伪警宪在东北各 地区同时大肆逮捕国民党人，抓了五千多人，石坚被捕入狱，被日寇判处死刑。当时因为伪满对抗日反满分子的治安法有六个月犹豫期，执行期未到，日本投降。除打死者外，一律释放，石坚老师也被释放出狱。
日降后，石坚老师在东北招兵买马，重新组建势力，我父亲则在天津弃政从商。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把东北划为九省三市，在重庆石坚老师和郑作藩先生两人，共同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保举我父亲为松江省党部委员。1946年郑作藩先生飞北平过天津，曾找我父亲晤面，告诉他大家保举他做松江省党部委员，我父亲坚决拒绝，表示今后做买卖，不搞政治。
1948年石坚老师准备去台湾，临走之前，在天津与我父亲晤面，我父亲幼稚地认为：“自己从未做过反共之事，在地下工作时期，与共产党人同被日本人当作所谓‘反满抗日分子’而被追捕。”所以他选择留在天津做生意，放弃跟随石坚老师去台湾。
石坚老师在去台湾之前，就已经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了，去台后在国民党内任要职，最最醒目的称号是“抗日志士”。
石坚老师的长女石掌珠女士是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私人牙医。
石坚老师的二女儿石宛珠女士曾是国大代表，1959年任台湾新竹市中学校长，而后任台中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中华民国第8任第1届立法院院长梁肃戎先生在抗战期间与我父亲同是石坚老师部下。
石坚老师的生前书画遗作，在1982年9月18日由他的女儿石宛珠女士捐献给国父纪念馆。
（责任编辑：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