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一條抗日十四年的東北漢子死在共產黨槍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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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4年05月27日訊】1949年中國共產黨以謊言欺騙,以血腥暴力奪取政權,毫無合法性可言。在建立政權期,民心不服,從農村到城市都連續遭到不同程度地,非常強烈地反抗。面對非法政權不穩定,面對尖銳的社會矛盾,面對國民不服,中國共產黨利用手中的刀槍,大開殺戒。

1950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兩次下達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中共史無先例,破天荒地制定殺人指標和殺人比例,全國各地掀起腥風血雨,70多萬「反革命」分子人頭落地,製造了一起又一起古今中外,駭人聽聞的冤假錯案。1951年3月31日上午在天津市小王莊刑場共產黨集體屠殺了193人,剎那間193條生命被剝奪了,瞬間193個活生生的人永遠地消失了,193個家庭徹底被毀滅了,他們的財產被共產黨沒收,他們的家屬被共產黨定為賤民。在這集體屠殺的193人中,就有我親愛的父親,當時他只有39歲,上面有我年邁的爺爺,奶奶,下面有我剛剛出生19天的弟弟,未曾謀面,父親就這樣永遠地離開我們了。

我的爺爺「名正言順」地成為共產黨的被管制分子,我們子女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共產黨專政對象。文化大革命初期,我爺爺被遣送回遼寧省鐵嶺縣勝利村,八十多歲的老人慘遭共產黨人毒打,謾罵,侮辱和折磨,被逼無奈上吊自殺。

我的父親抗日十四年,是日寇緝捕要犯,他沒死在日本人手裡,卻死在共產黨槍口下。 作為他的後代,我有責任替他發聲,活著的人就要替死去的人說話。現在是網絡的時代,網絡是上帝賦予冤民最好的武器,最好的控訴台。

父親是抗日的中國人

1931年9月18日事變開始,日本侵佔東北三省,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為止,在這十四年中,中華民族與日本侵略者展開了艱苦,英勇,慘烈地鬥爭。在這場偉大的民族戰爭中,中國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黨派,地不分東西南北,前方或後方,都奮身投入這股挽救民族危亡的時代洪流中。

我父親王爽齋1912年6月28日出生在中國遼寧省鐵嶺縣,滿族人。13歲到16歲在瀋陽市最好的中學讀書,1928年在張學良創辦的軍校「學生隊」受訓。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跟隨老師石堅(國民黨大佬,台灣公認的抗日誌士),走上反滿抗日道路。並由石堅老師介紹加入國民黨,從事反滿抗日地下活動。在偽滿洲國,為蒐集日寇軍事情報,我父親先後進過昭和制鋼所,大連飛機製造所,瀋陽兵工廠。他教過書,經過商,當過算命先生。他打著佛教徒的招牌,到處宣傳佛教。(這些職業都是掩護身份)1941年我父親被偽錦州高級法院判處缺席死刑,此後成為偽滿洲國緝拿要犯。從1931 年「九,一八」事變開始,到1945年 「八,一五」日本投降為止,在這十四年裡,我父親的身份是國民黨領導下的在東北日偽區進行「反滿抗日」分子,日本憲兵隊和偽滿宣傳機關通常把他們叫做「重慶分子」。

日本投降後,石堅老師從日寇監獄釋放出來,在東北招兵買馬,重新組建隊伍。我的父親則在天津棄政從商,1945年在天津「實業」銀行當秘書,1946 年到1949年在天津「元昌」貿易有限公司任秘書,總經理。1948年,石堅老師準備去台灣,臨走之前,他來天津與我父親會晤,我父親幼稚地認為自己從未做過反共之事,在做地下工作時期,與共產黨人同被日本人當做「反滿抗日」分子而被追捕,因此我父親沒跟隨石堅老師去台灣。

1949年解放後我父親將「元昌」貿易有限公司改為「元昌」工廠。1950年下半年被捕,被捕時我父親的身份是商人。被捕後在天津「茶澱」農場勞動改造,1951年3月31日在鎮反運動中,按反革命分子槍決。他是日本人緝拿要犯,九死一生,逃過了日本人的追捕,卻落在共產黨手裡,共產黨替日寇完成了它們沒能完成的任務。我父親沒死在浴血奮戰抗日戰場上,卻死在共產黨槍口下。

父親的死刑判決書

中國人民解放軍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判決 :

一九五一年三月; 軍元刑字第二零五一號;
被告:王爽齋 性別:男 現年四十一歲; 民族:滿族 遼寧省鐵嶺縣人
現住址:本市六區大沽路特一里八號

犯罪事實及判決理由:王匪爽齋曾充日寇帝國公民教育協會黑山縣分部長,一九三六年參加匪黨通局,充東北調統室幹事,匪黨東北黨務辦事處通訊員及秘書,同時充偽滿瀋陽造兵所檢查工,匪黨吉林省黨部秘書,四五年參加匪軍統,充長春特別組組長,松江省匪黨部書記長。該匪甘心附敵時,散發親日傳單,奴化祖國人民,又協助日寇製造武器,屠殺祖國人民。日降後變為匪黨要人,兼匪幫兩大特務系統之上層分子,一貫反革命。在東北與匪黨交通站作聯絡工作,曾為匪首朱家驊策劃加強東北匪國民黨組織,擴大反動勢力。解放後隱瞞匪特身份,逃避登記,企圖潛伏活動。

以上犯罪事實,各匪均已供認不諱,其罪惡自不只此。查該匪等均為從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為目的,反革命犯罪事實俱在,罪證確鑿。應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三條,第七條,第十二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一條之規定,均判處死刑並沒收其財產全部,特別判決之主義。
審判員: 蔡見正。 呈處長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

抗日英雄事跡=反革命罪惡

1949年建國後,中國共產黨蔑視生命,殺人如麻。那些愛國家,愛民族,為國家民族犧牲奮鬥的人被視為敵人。共產黨把這些人視為反革命罪人,要將這些人逮捕和殺戮,我父親的十四年光榮抗戰歷史反倒成為被屠殺的罪狀。

父親的死刑判決書分為六項反革命罪惡和六個歷史反革命身份。

罪惡一:充偽滿瀋陽造兵所檢查工,又協助日寇製造武器,屠殺祖國人民。

實際情況是充造兵所檢查工,只是作為掩護身份,目的是為了蒐集日寇有價值的軍事情報,向組織匯報,以便打擊日寇。這原本是一個鮮血淋頭 ,捨生忘死的愛國事跡共產黨卻顛倒黑白地說成協助日寇製造武器,屠殺祖國人民。

罪惡二:該匪甘心附敵時,散佈親日傳單,奴化祖國人民。

實際情況是我父親參加國民黨,散佈抗日傳單,拯救祖國人民。淪陷區散發親日傳單,與實際情況不符,純屬放屁。如果我父親散佈親日傳單,他就不會成為日寇緝捕要犯啦。

罪惡三:日降後變為匪黨要人,兼匪幫兩大特務系統之上層分子。

實際情況是日降後,我父親棄政從商,在國民黨內不擔任任何職務。我父親是凡人,不是孫悟空,不會變為國民黨要人。

我父親既不是中統人員,也不是軍統人員,怎麼會成為兩大特務之上層分子?只有蔣介石能駕馭國民黨兩大特務系統,我父親又有何德何能成為兩大特務之上層分子?簡直是信口雌黃,胡說八道。

罪惡四:在東北與匪黨交通站做聯絡工作,曾為匪首朱家驊策劃加強東北匪國民黨組織,擴大反動勢力。

實際情況是我父親在國民黨抗日交通站做聯絡工作時,散發抗日傳單,發展國民黨黨員, 策劃加強國民黨組織,擴大抗日勢力。共產黨把「抗日勢力」看作「反動勢力」,那就是說「抗日」等於「反動」,「不抗日」等於「不反動」。哈,哈!難怪共產黨毛澤東建政初期,把參加抗日的國民黨人當成反革命罪人追緝和鎮壓。

罪惡五:一貫反革命。

實際情況是我父親不願當亡國奴,一貫愛國家,一貫愛民族。

抗戰的十四年中,我父親的身份是國民黨東北抗日地下工作人員,是名符其實,百分之百的抗日誌士。日本投降後,我父親棄政從商,在國民黨內不擔任任何職務,被捕前我父親的身份是商人,他不是反革命。

罪惡六: 解放後,隱瞞匪特身份,逃避登記,企圖潛伏活動。

實際情況是我父親屬於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時期的抗日人員,不在登記範圍之內,所以他沒有登記。

總之,這六項反革命罪惡完全是顛倒黑白,歪曲事實,造謠誣蔑,胡說八道。這六項反革命罪惡,恰恰是我父親抗日時期英雄事跡的記錄,恰恰是我們後代引以為榮的驕傲。

抗日英雄事跡=反革命罪惡,嗚呼,怪哉,共產黨真是邪惡的黨!

抗日身份=反革命歷史身份

反革命歷史身份一:王匪曾充日寇帝國公民教育協會黑山縣分部長。

實際情況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三省全部淪陷。日本為了顯示自己統治地位強大,在東北地區各部門都加上「帝國」名稱,有「帝國」名稱的機關,學校絕大多數都是抗日的組織,並非親日。

反革命歷史身份二 :一九三六年參加匪黨通局,充東北調查室幹事。

實際情況是東北調查室是抗日組織,石堅老師任主任,我父親充調查室幹事。主要任務是蒐集日寇軍事情報,配合中央政府全面抗戰。東北調查室幹事張畫堂,楊景雲,徐慶霖,周鳳山等均被日寇殺害,為國捐軀。他們用生命和鮮血證明了東北調查室是一個抗日組織,並非共產黨所說的反革命組織。台灣台北圓山忠烈祠裡面就有烈士們的生平簡介,照片和靈位。

反革命歷史身份三 :匪黨東北黨務辦事處通信員及秘書。

實際情況是國民黨東北黨務辦事處是抗日的組織。我父親任通信員,與我父親同在一小組抗日的通信員楊伯龍於1942年1月被日寇殺害。國民黨東北黨務辦事處交通專員董翔於1942年1月被日寇殺害。國民黨東北黨務辦事處軍事專員劉晌午於1943年被日寇殺害。國民黨東北黨務辦事處督導員閻有文於1944年6月被日寇殺害……他們用生命和鮮血證明了國民黨東北黨務辦事處是一個抗日的組織,並非共產黨所說的反革命組織。台灣台北圓山忠烈祠裡面就有烈士們的生平簡介,照片和靈位。

歷史的真相不能遺忘,這些抗日英烈堅貞不屈,從容就義,氣壯山河。國民黨抗日是血寫的事實,不容任何人歪曲和篡改。

我的父親王爽齋由抗戰青年,任國民黨東北調查室幹事,任國民黨東北黨務辦事處通信員,踏著先行者的血跡,乃次第被提拔為幹部,最後接任國民黨東北黨務辦事處秘書。

反革命歷史身份四:四五年參加匪軍統,充長春特別組組長。

實際情況是一九四五年我父親已經棄政從商,在天津「實業」銀行擔任秘書,與國民黨軍統根本不沾邊。

為推翻原判詞中的這個反革命歷史身份,我和我的姐姐王玉珠在天津民革,天津黃埔同學會的全力幫助下,找到了一些從共產黨監獄釋放出來的原國民黨軍統人員,其中有國民黨軍統特務電台天津站站長舒季衡先生,軍統華北負責人關琦先生。他們都沒聽說過「軍統長春特別組」這個組織,他們所認識的軍統人員中,也沒有人叫王爽齋,同時舒季衡先生親筆寫下了書面證言,證詞。1987年舒季衡先生的身份是天津市紅橋區政協委員。

1987年10月我和我的姐姐從天津坐火車去長春,到長春文史館去瞭解一九四五年有沒有「軍統長春特別組」這個組織,為此長春文史館負責人向我們引薦三位權威人士。

其一:李野光先生。抗日時期李野光先生是共產黨地下工作者,東北抗日聯軍將領楊靖宇的頭顱就是他找到的。李野光先生1987年的身份是吉林省政協文史委員,他親筆寫下書面證明材料,證明沒聽說過「軍統長春特別組」這個組織。

其二:阮天馳先生。阮天馳先生是原長春公安局一處負責人,共產黨幹部。1987年的身份是吉林省政協文史委員,他親筆寫下書面材料,證明沒聽說過「軍統長春特別組」這個組織。

其三:高思齊先生。高思齊先生是原國民黨中央警官學校教官(蔣介石任校長),日本投降後,來長春任國民黨中央警官學校東北分校教務主任。他對當時國民黨在長春的上層黨政人員,尤其特務機關情況比較熟悉。他親筆寫下書面證明材料,證明他根本沒聽說過「軍統長春特別組」這個組織。

1987年11月10日原國民黨軍統東北總負責人文強先生(毛澤東表弟)從北京給我們寄來他親筆所寫材料,材料中寫道:「我的印象中,全無王爽齋其人的印象,也無『軍統長春特別組』這樣名稱的批准備案。」1987年文強先生的身份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既然國民黨軍統東北總負責人文強先生都證明根本就沒有「軍統長春特別組」這個組織存在,那組長又從何而來?顯然,這個反革命歷史身份是共產黨捏造的,是空穴而來,無中生有。

反革命歷史身份五:松江省匪黨部書記長。

實際情況是松江省國民黨黨部書記長是蔣經國得力干將王煥斌,1948年10月王煥斌以此身份在哈爾濱被捕,隨後被鎮壓。此身份加在我父親頭上,純屬張冠李戴。

反革命歷史身份六:匪黨吉林省黨部秘書。

實際情況是國民黨吉林省黨部秘書是岳希文,1948年10月岳希文以此身份在長春被捕,隨後被鎮壓。此身份加在我父親頭上,純屬張冠李戴。

總之,六個反革命歷史身份中,兩個身份是張冠李戴,一個身份是捏造,其他三個身份屬實,但是這三個身份都是抗日身份,不是反革命歷史身份。

抗日身份=反革命歷史身份,嗚呼,怪哉,共產黨真是邪惡的黨!

國民黨抗日何罪之有? 我們 有八位證實人,十五份證言,證詞和證實材料,形成完整的證據鏈,足以推翻原判詞中所有不實之詞。

申訴無門

1987年2月24日,我們向天津中級人民法院為[王爽齋反革命] 案進行申訴,遞交申訴書,證明材料和複查線索。

1987年3月20日,天津中級人民法院立案複查。一個死刑案件只安排一個人複查,此人多次和我們講:「此案沒有複查的必要!」

1988年2月24日,天津中級人民法院駁回申訴,維持原判。

1988年3月4日,我們向天津高級人民法院再次為[ 王爽齋反革命]案進行申訴,遞交申訴書,證明材料和複查線索。

1988年8月8日,我們再次向天津高級人民法院再次為[王爽齋反革命]案進行申訴。

天津高級人民法院對此案沒有立案,也沒安排任何人複查此案。

1989年2月12日天津高級人民法院給我們郵寄一封駁回通知。

共產黨是殺人的黨,共產黨是無賴的黨,它怎麼可能承認自己的錯誤呢?天津中級人民法院和天津高級人民法院對我們的申訴均以駁回,按法律程序我們只能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申訴[王爽齋反革命]案。

2010年9月13日, 我將第四次申訴書,從美國芝加哥郵寄給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廳,要求立案複查[王爽齋反革命]案,之後,無任何信息反饋。

2010年12月17日,我將申訴書,從芝加哥郵寄給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先生,要求立案複查[王爽齋反革命]案,之後,無任何信息反饋。

無奈,2011年7月底回中國天津市。

2011年8月15日,我本人去北京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廳遞交申訴書,040號法官拒絕接受任何材料,老練地打發我走人。

2011年10月,我再次書寫第五次申訴書,並整理了共計97頁,題目為[曠世冤案一甲子,一條抗日十四年的東北漢子,死在共產黨槍口下]的申訴材料,從美國芝加哥分別郵寄給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廳,溫家寶,胡錦濤,習近平,周永康,賈慶林,賀國強,李源潮,王勝俊,天津的張高麗和肖懷遠等十三處,之後,無任何信息反饋。

2012年12月,我再次書寫第六次申訴書,分別郵寄給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廳和習近平主席,之後,無任何信息反饋。

2013年8月19 日,我帶著三套第七次申訴書和185頁題目為[國民黨抗日何罪之有]的申訴材料來到中國芝加哥領事館,請求領事幫忙替我轉寄一份給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另一份轉寄給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廳 ,最後一份留給芝加哥領事館備案,以便日後我到芝加哥領事館門前控訴中共時,對我有所瞭解。之後,無任何信息反饋。

申訴變控訴

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完完整整的殺人史。中共竊國65年,血腥統治,殘酷鎮壓,製造了八千萬到一億的冤魂,飄蕩於天地間。除了公開槍斃的死刑犯,中共從來沒承認過殺人放火搶劫。只要看看此起彼伏的維權運動,看看遍佈全國的群體抗爭事件,看看無處不在的城管與百姓,警察與百姓,當官的與百姓之間的流血衝突,就可知道中共處處以人民為敵,每天製造仇恨。中共權貴,利益集團為千夫所指,萬民痛恨,中共已經陷在它自己釀造的仇恨的汪洋大海中。

我的父親是抗日誌士,本應受到政府,人民的愛戴和讚譽,但在共產黨國家裏卻按反革命槍斃。他的抗日英雄事跡被共產黨認定為反革命罪惡,他的抗日身份被共產黨認定為反革命身份。現在我要大聲控訴共產黨,我要告訴世界上所有的人,共產黨是殺人魔鬼!共產黨是集欺騙,殘暴,邪惡,無恥,無賴於一體的流氓集團。共產黨犯下的血腥殺戮的殘暴罪行罄竹難書,被人民唾棄的中國共產黨終有一天會被歷史清算。天良喪盡,惡貫滿盈的中共和它的權貴利益集團,將會遭到怎樣的報應,我們且拭目以待。

美國公民 王明珠

石堅先生簡介:

石堅先生,字墨堂。1898年7月19日生於遼寧,遼陽。早年畢業於瀋陽高等師範,1928年任瀋陽第一師範教務長,基於民族大義,參加國民黨,號召青年加入組織,「九一八」事變後,率工作人員轉入地下從事抗日工作。

石堅不僅是我父親的老師,也是我父親加入國民黨的介紹人,在我父親十四年抗戰生涯中,石堅老師和我父親始終是上下級的關係。例如1939年10月東北調查室成立,石堅老師任調查室主任,我父親任幹事。1945年3月17日,日偽警憲在東北各 地區同時大肆逮捕國民黨人,抓了五千多人,石堅被捕入獄,被日寇判處死刑。當時因為偽滿對抗日反滿分子的治安法有六個月猶豫期,執行期未到,日本投降。除打死者外,一律釋放,石堅老師也被釋放出獄。

日降後,石堅老師在東北招兵買馬,重新組建勢力,我父親則在天津棄政從商。

抗日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把東北劃為九省三市,在重慶石堅老師和鄭作藩先生兩人,共同向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陳立夫保舉我父親為松江省黨部委員。1946年鄭作藩先生飛北平過天津,曾找我父親晤面,告訴他大家保舉他做松江省黨部委員,我父親堅決拒絕,表示今後做買賣,不搞政治。

1948年石堅老師準備去臺灣,臨走之前,在天津與我父親晤面,我父親幼稚地認為:「自己從未做過反共之事,在地下工作時期,與共產黨人同被日本人當作所謂『反滿抗日分子』而被追捕。」所以他選擇留在天津做生意,放棄跟隨石堅老師去臺灣。

石堅老師在去臺灣之前,就已經是國民黨中央委員,立法委員了,去台後在國民黨內任要職,最最醒目的稱號是「抗日志士」。

石堅老師的長女石掌珠女士是臺灣前總統李登輝的私人牙醫。

石堅老師的二女兒石宛珠女士曾是國大代表,1959年任臺灣新竹市中學校長,而後任台中女子高級中學校長。

中華民國第8任第1屆立法院院長梁肅戎先生在抗戰期間與我父親同是石堅老師部下。

石堅老師的生前書畫遺作,在1982年9月18日由他的女兒石宛珠女士捐獻給國父紀念館。

(責任編輯: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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