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7月20日讯】法官与律师，这两个耳熟能详、且听来随即令人肃然起敬的职业名称，在中国大陆却一直被打着“笼中囚”的另类标签。在日益庞大的最终选择离职的法官队伍中，一位刚刚脱下法袍、办完离职手续的大陆基层法官再次用实际行动向人们诉说着长期扮演“囚徒”的苦闷与无奈，以及力图挣脱这种桎梏的强烈愿望与诉求。
“努力工作、快乐生活是我的宗旨，但是现在的工作与我的追求相矛盾，所以不得不痛下决心离开。”39岁的北京基层法官张伟在其递交的一封简短的辞职信上欲言又止、痛心疾首的写下了这样一句告白。“没了理想中的职业荣誉感，简直是别人宣泄垃圾情绪的对象。”张伟之所以会发出这般与理想完全脱节的现实感慨，是源于当初怀揣着“法官梦”，立志当一名不辱使命的好法官的他，并未能在过往16年的从业生涯中体会到这份顶着“正义”光环的职业所应带给他的不凡意义与殊荣。
尤其在2006年《公务员法》将法官、检察官纳入公务员体系之后，张伟自认为，他的角色定位便从“法官”一职急转直下，变身为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的居委会大妈。“行政干预司法”的隐患一旦体现在这位充当个体的法官身上，就成了被强制、勒令完成行政事务考核的既定指标。除了搞调研、做宣传、写论文之外，张伟还要配合参与国家的维稳工作。为了平息因不满判决而提出的申诉、上访事件，为了不让这些事件给行政单位带来无法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他必须毫无原则的将法庭中早已做了公开判决的民事纠纷重复“回锅”，在当事人的利益与案件本身的公正之间寻找难以实现的平衡。既然法官不再依照法律的标准、公平的原则，而是听从行政命令、以降低上访率为宗旨来审理案件，那么在民众心中，其一直以来所秉承公正的声望与荣耀便也荡然无存。
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中，“司法不独立”向来都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奇谈异事。然而，在这种习以为常的论调之下，深受贻害、被沦为政治工具的牺牲品无外乎是那些行使司法审判职权的法官。由于无法忍受来自于政治的淫威与钳制，与张伟有着类似遭遇、并最终选择离职的法官则并不在少数。有资料显示，近5年来，已经有500多人离开法院，北京的“法官流失”现象严重，且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透露，5%的法官干不到退休年龄就离开了法官队伍。
如果说法官的离职是出于对政治桎梏的厌弃与挣脱，那么工作环境相对自由宽松、某种程度上还能坚持个人理念的律师，他们的被离职、甚至被迫害则更加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政治高压对司法维权的不留余地。与法官被固定于审判的核心位置不同，律师无论是从职业性质还是工作方式上来说，其活动的范围与所服务的人群都尚且存在一定的可选余地。如果说法官在行驶审判权之时，必须遵照法律条文所拟定的标准来严格执行，并且最大程度上的符合客观、保持理性；那么律师在行驶辩护权之时，则需要的是遵循个人心中的善恶标准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此时，律师内心的良知与正义以及能否在利益和真相面前保持一份坚定与清醒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即便是可以选择，但如果所涉及的官司与当权者的利益有关，律师所要面对的复杂状况以及心中的纠结与苦闷则丝毫不亚于庭审中的法官。政治管控之下、特权践踏律法之时，法官与律师若要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与结果面前坚守真相，就必须付出难以想像的巨大代价。
当人们情不自禁的为法官张伟的无奈离职扼腕痛惜时，或许更应该将关切的目光聚焦在因声张正义而遭到政治迫害的维权律师唐吉田的身上。为了坚持替那些土地被强征的受害者、因卖血、输血而感染爱滋病的患者、捍卫言论自由与公民政治权利的民主人士、法轮功信仰者维权，他不仅被中共当局吊销了律师执照、且屡次遭到秘密拘捕、关押，甚至还受到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即便身心都承受着难以想像的痛苦与重压，他都始终坚守着律师应有的职业道德以及内心深处的良知与正义。
尽管我们无法将离职法官的全身而退与被迫害的正义律师的不畏强权相较，且在某种程度上二者对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制度都表示出了内心的反感与对抗；然而从他们或平静或激烈的应对方式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人性在政治高压下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和反应以及本质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有意思的是，那位离职法官在选择远离政治干预的同时，还计划着和其他同僚一样进而转入律师的职场之中。只是我们都不得而知，若有一天他获悉了维权律师唐吉田的真实故事，又或者不幸遭遇到与唐吉田以及众多维权律师类似的境况，是否仍会像之前离职时那样再次无限感慨的悲叹梦想破灭、人生无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