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10月16日讯】中国医学家屠呦呦荣获二○一五年诺贝尔医学奖，把这位八十五岁祖母级的科学家推到了聚光灯下。在此之前，我们大多数人连她的名字都没听说过。瑞典卡罗琳医学院颁奖给她，说她所发现的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数百万人大多是热带地区疟疾重新流行的不发达国家的低层民众，大多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瑞典人。我所好奇的是，如果不是诺贝尔奖，我们即使了解她的工作“拯救了数百万非洲人”，我们会觉得她的成就够得上医学的最高奖项吗？瑞典卡罗琳医学院为什么会颁奖给她呢？
科学家是有国界的
我们曾经听说，科学无国界，意思是说，科学知识和科学所探索的真理是超越国家的，无论是牛顿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还是量子力学，无论在什么国家都一样。把物理学、化学、遗传学等等分为中国的和外国的，那是过度政治化的结果。科学的政治化曾经在社会主义国家流行一时，事实证明除了阻滞科学研究以外，没有一点好处。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研究人群，科研体制和科学家们赖以生存的机构及环境，国界的存在是明显的事实。
就以屠呦呦的成就来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她参与寻找抗疟药的研究，是国家应越战时期越南疟疾流行而作出的安排，美国同时也在做这样的研究，因为美军在越战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屠呦呦从植物中提取抗疟有效成分的科研方向，显然受到了她所掌握的古代中医典籍的启发。她的实验失败了几百次，屠呦呦和她的同事在晋代典籍中记载的服药方法：“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中获得启发，这个“渍”字说明，只能冷水泡，高温会使有效成分分解而消失，于是用乙醚萃取而最后获得抗疟有效的青蒿素。青蒿素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发现，而不是同时也在研究的美国人获得，其重要原因之一和屠呦呦了解中医药典籍有关。
各国由于其文化传统、科技水平、教育和科研条件、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等因素，科学家生存环境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就以医学来说，中医是否能被西方科学界认可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中医在中国医疗保健体系中的巨大存在和影响力是无法漠视的。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在印度，西药房的数量远远比不上印度药房。低层民众有了需求，第一时间大多是去印度药房。印度文化中有非常发达的养生保健知识，如瑜伽、冥想、按摩等技术。此类传统的知识和技艺也许还没有整合为从西方文明中产生的现代科学的一部分，但是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必定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会出现在他们的科研工作中，青蒿素的提取证明了这一点。
也许可以这样说，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
科学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系统
国界是一种壁垒，是用来区别内外的。壁垒会对国界内的科学家们造成封闭效应，造成一种不同于外部的生存环境，进而形成不同于外部的规则及行为模式，而当代科学近百年的发展速度与成果非以往两千多年可比，则得益于开放，得益于全世界科学家的一体化。
屠呦呦获奖后，媒体纷纷重提她落选“中科院院士”的经历，质疑中国的院士评选体制，为何“能拿诺贝尔奖，却当不了院士”？同时，又一次产生了获奖荣誉属于个人还是属于集体的争论。有人说，既然屠呦呦是在越战期间由国家安排进入课题组，如果没有组织的安排，她就不可能从事这项研究，当然也不可能有这个成就。于是又有人提出，中国特有的国家集中力量搞大事的体制是有效的。
这样的争论一再发生，掩盖了中国科学界评价体系的政治化集体化封闭化特点。中国科学界和高校的浮夸、弄虚作假、抄袭欺骗、骗取科研经费等等事件时有所闻，但是结果大多不了了之。这种行为如果出现在欧美科学界，欺骗者必身败名裂，作案犯错的代价高得没有人能够消受。但是这些现象产生于中国科学圈内部，也消化于内部。丑闻一再发生，久而久之成为潜规则，弄虚作假成为占取额外优势的聪明做法，老实人反而吃亏。
对于科学家来说，评价体系是生存环境的最重要因素，是科学研究最强大的驱动力。中国科学不同于国外同行的一个特点是，党和国家掌控资源，科学也要为政治服务，外行领导内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正大光明的。中国科学体制的政治化使得科学界形成中国特色的评价系统，这种评价系统是自我满足的，却必须屈服于凌驾在科学界之上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
国际科学界的评价系统，其原则是同行评价，并在程序上尽量排除与科学无关的利益干扰。最普遍的做法是学术委员会由外部专家主导，甚至全部由外部专家组成。这些功成名就并得到科学同行承认的外部专家唯一忌讳的是自己的学术声誉不要因为评价失误而受损，评价结果与其没有丝毫利益相关。一旦发现有利益冲突的嫌疑，专家们自己就会退出以洁身自好。在香港的某些高校，重大学术问题由特聘的海外学者组成委员会决定，而不是自己校内的人来决定，就是为了从程序上排除利益冲突。
但是中国科学不会这样做，首先党不会允许这种不可控的做法，其次科学界的大拿们不会愿意这样做，习惯于“走走路子，通通关系”的科学从业者可能也不习惯于这样做。关起门来低水平重复，大家日子过得好就好。中国现在的教授、博士和论文数量和大学生数量非三十年前所能想像，为了显示水平，中国人的学术称号除了国际流行的“博士”“硕士”等以外，还有“博士生导师”等标识。这种罕见的标识法在中国的流行，说明政治权力的“看得见的手”在科学界和高校的存在，也说明了中国科学评价体系的封闭性。
当代科学有一个发现：任何封闭系统都必不可免地走向衰落。中国科学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必须打破封闭，成为世界科学开放系统的一部分，但是最近党对高校政治的控制，无疑是反其道而行之。
科学属于全人类
屠呦呦得奖后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她说得好，好就好在她指出了青蒿素的抗疟作用是有益于世界人民的，而不只是有益于中国人，传统中医药的有用知识，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而不是仅仅属于中国。
一百多年前，瑞典化学家诺贝尔立下遗嘱，要用他发明炸药获得的巨大财富来奖励全世界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诺贝尔奖不局限于瑞典，诺贝尔着眼于全人类的福祉。诺贝尔科学奖要褒奖的是全世界的科学研究，不局限于瑞典的国界。
正是这样的境界，使得诺贝尔奖一百多年来成为全人类公认的对科技成果的最高评价，这一奖项同时也推动了世界科学的开放性，鼓励科学家们超越国界，走出国门，合作共享，并让科研成果造福于全人类。
－－原载动向总362期
责任编辑：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