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11月22日讯】编者按：2015年7月9日，中共开始密集抓捕、传唤全国各地的维权律师及其助理。王宇、王全璋、李和平、谢燕益、周世锋、谢阳、隋牧青、李春富等一批知名律师被捕，有的至今下落不明。谢燕益在被非法监禁553天后，获释回家。他在监狱中遭遇了怎样生与死的考验？谢燕益亲自写下近20万字的《709纪事与和平民主100问》，大纪元网站首发此书，将分两大部分连载：其一为《709纪事》，其二为《和平民主100问》。
26. 新文化运动开出的药方？
答：近现代，几代先进的中国人怀抱家国使命，对落后的中国提出了自己的对策药方，有人认为，是器物上的要天工开物，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人认为是教育科技上的，有人认为是实业上的，有人认为是军事上的，有人认为是哲学思维上的，有人认为是制度上的，或兼而有之，最终人们找到了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方案即德先生、赛先生，就是民主与科学，这是最根本的。
27. 救亡压倒了革命的五四运动？
答： 五四运动打断了现代中国的进程。新文化运动开出的德先生、赛先生的良药被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一种情绪所淹没，一些野心家乘势煽动起来把社会矛盾导向外途去抵抗外族所谓打倒帝国主义，自此中国的救亡压倒了革命，如此不仅不能救亡图存，自此国家失去了真正通过变革走向民主科学的道路而强大起来的机会，丧失了将体内的专制毒瘤彻底铲除的良机。原本真正的敌人不是日本不是美国，而是专制体制封建残余。经过近一百年的历史，中国离文明世界的差距不是缩小了反而拉大了。
满清后期，在如此一个腐朽没落的专制帝国，中国引进了西方的器物如轮船、火车、电报、电话、电影，开矿，并开设兵工厂、现代造船厂、机械制造厂、纺织厂等现代工业，派出大量留学生前往西方学习军事、科技、工业、教育、制度、社会科学等，建立了现代海军、陆军，废科举兴学堂，建立了报馆、银行、召开立宪会议、产生中央内阁政府、 中央地方设立咨议局，按照现代理念系统制定发布民事、商事、刑事法律，效仿西方改革行政体制、司法裁判制度、设立海关、警察等现代制度。一个如此没落的满清王朝，无论从器物上、制度上、思想上均紧追世界潮流，融入普世价值世界之林。
五四的恶果，仍然没有消化，一百年后的中国，这个国家已经彻底没落，除了盖房子、修高铁（山寨德国日本技术）、引进一些垃圾产业如汽车工业等，尚有千千万万孩子的基本教育上学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时，专制权力为了彰显自己的合法性，经常搞个什么神几上天，它看不见摸不着又无关国计民生，纯属权贵们自吹自擂、自娱自乐的游戏，纯属劳民伤财忽悠百姓的把戏，如同放个大礼花，谁能相信连个笔芯、汽车发动机都造不好的国家其航天尖端科技又有多少真材实料？这种政治上的神几上天不放也罢，宣传工具谎言满天飞，把一切灾难当作庆典功绩鼓吹。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领域为人类社会做出过开创性、引领性的贡献，几乎所有商品均属舶来品（包括盖房子在内），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山寨大国，几乎无法举出这个国家有任何原创产品，从学术贡献上一个人口仅300万的以色列获得诺贝尔奖的数量几乎是中国的几十倍上百倍。
20世纪上半夜，中国完全笼罩在民族主义的氛围下，专制独裁者、政治野心家利用民族主义攫取权力屡试不爽，持有狭隘民族主义立场者，动辄抗日反美煽动对外仇恨，一直以此转移内部的民主改革问题，民粹主义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大多数国人始终没有搞清楚毒瘤与风雨的关系问题，就像在一个机体里由于存在一个盘桓吸附的毒瘤导致机体孱弱而经不起任何风雨那样，我们从来不是要杜绝风雨的发生。把一个国家比作一个机体，专制制度就像在其体内盘桓吸附的毒瘤，外敌欺辱、国家竞争就像刮风下雨那样时常发生，由于机体孱弱抵抗力低下，经不起任何风雨导致感冒发烧的后果一样，其根本原因是专制毒瘤导致的机体孱弱抵抗力低下，而不是时常发生的风雨导致机体遭受感冒发烧的伤害。
要想体魄强健起来，有效抵制感冒发烧，就必须通过变革制度铲除专制毒瘤强健体魄增强抵抗力，自然百病不侵风雨不惧。因此铲除专制毒瘤强身健体是强国之因，抵抗外虏国家间的竞争是结果，而不是反过来，将国与国的竞争外族欺辱当作原因来对待。在19世纪及20世纪里，为何八国联军不费吹灰之力可以攻占紫禁城，为何甲午海战北洋舰队不堪一击，为何日本铁蹄横行华夏制造南京大屠杀如入无人之境？这一切还不是因为专制独裁者为了一己之私抱残守缺，导致中华民族极贫积弱毫无抵抗之力，根本无法因应世界变局。
其实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与此异曲同工，一个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专制毒瘤权力垄断是因，贪污腐败则是权力垄断的必然结果，要想杜绝消除腐败现象就要从改变专制权力这一历史毒瘤入手，而不是在坚持专制权力的前提下发动反腐运动来解决问题，那只能是缘木求鱼。
统治者动辄煽动排外仇恨的假问题，转移国内民主改革现实需要的真问题，一再导致国家的落后与衰败。文明有共同的尊严，比谁更优秀，只有竞争没有冲突。人类社会在二战后确立了以维护人权为核心的联合国，发布了联合国宪章以及各项国际人权公约，在21世纪普世价值通行于世的环境下，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假问题。一个国家只有告别专制走向民主才能得以强大，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真问题只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其它如国家争强、各种主义、左派右派、民族复兴都是假问题！
28. 和平民主再问共和？
答：共和通常指不同的主体尤其是不同政治主体的和谐相处共存共生。一般认为民主在共和的基础上逐步得以建立、完善。从现代意义上讲，民主、共和不可分。共和的本质就是承认多元格局，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和则生实，同则不济。从一元到多元，在人类社会中包容多元利益格局，接受社会多元利益自生相生的事实并由此派生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协商机制。多元共存、动态共生的妥协与调和而不是一统天下，以一极压制它极。和也，天地间之大美，仁者大爱之精神！
从人的角度来看，人是有限的，都有人性的弱点，党派也一样，任何一个政治势力都有其局限性，需要竞争、包容、共建不断提高完善自生自新。共和就是承认人的局限性，从专制的宿命也可以证实这一点，没有全能者，人都需要包容、妥协，还人以本来面目人性常态，只有进步者没有失败者，进之在朝退之在野，文明的竞争，这种竞争对大家都有好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拥有共同的尊严，相互砥砺荣辱与共，能够推进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中国不断向前！
众所周知，共和这一价值观，超越阶层、群体、党派，秉持人道使命、人道主义立场。现代共和的一些基本常识诸如：不做恶原则、无害原则、人权至上、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地方自治、新闻自由、私有财产、公共财政、结社自由、政教分离、军队国家化等等本身的正当性当然也毋庸置疑。
梳理近现代中国历史，参考世界各国现代化经验，确定一条合理路经是当代精英们的历史使命。这一课题有其历史线索、又有现实条件，最大化开掘立宪的道统资源就是这一使命的要义所在。笔者以为，这一路径，答案就在承继历史遗产回归民国道路——和平民主，再造共和！无可否认，将来不排除以回归民国的方式实现中华社会走向共和之路。
不难发现，中华民国具有天然的道义优势。无论近现代历次维新、改革还是革命，无论近现代历史的演进逻辑还是当代的现实需要，清末以降，中华大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革新、变革成为拯救危亡民族自新的主题。中华民国随即呼之欲出应时而立，亚洲第一共和国由此诞生。在一代又一代历史先贤的开创与努力下其不但具备了道统地位、充分丰富的道统资源，并且还有相当丰富的法统资源。在中华民国框架下，有序推进和平民主事业，完成和平民主转型，有了这样一条道路，全社会形成一个较大的共识和理想，既能有效防止激进的民粹主义，又能最大程度防止军事力量、政治寡头干涉破坏宪政进程，防止各种形式的专制独裁复辟卷土重来。中华民国这一道统形式的确立，同时也为专制权力解体瞬间形成的权力真空、由于社会组织久绝于世无法有效自治所可能造成的危局提供了某种必要的安全保障，从而积极、稳妥、有序、渐进推动中国和平民主大业最终得以实现。
再造共和！也唯有民国这一框架提供最大可能、最大限度承载民族共和、阶级共和、左右共和、权力共和、地区共和、党派共和以及两岸共和（笔者尽管不是大一统价值的崇尚者，但复归中华民国，在中华民国的框架完成共和之路，自民国始以民国终，也可以在客观上最大程度避免中华共同体的政权分裂、国家分裂、族群分裂，为两岸达成和平协议并持久和平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制度保障）。政治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只有将策略与价值、目标与手段统一起来，从传承民国的历史价值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唯有将传统与现代、中华与世界联系起来，才能带给一个民族新生。扎扎实实回归民国的道路，让历史价值回归并得到重树，大大降低启蒙成本、建设成本、争执成本，使民主共和最终得以巩固确立。即是历史的传承、政治道路的选择又是民族精神的洗礼心灵之旅，继承中华文明成仁取义以天下为己任的道统精神，承载现代变革之政治理想！
民主共和本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只是我们本真的生活，与诚实同行，我们不作不诚实的事、不道德的人。尽管历史上维新派、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还是新军阀存在种种纷争；当代左派右派、体制内外、草根精英境遇不同。平心而论，哪一群体当真不肯认中华民国的历史地位？凡百年来，中华多少仁人志士为民国当立牺牲奋斗，当代海内外中华儿女包括大陆执政党、体制内外对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等革命先驱开创中华民国的正义事业谁不俯首景仰？三百多万民国英烈在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更奠定了中华民国不可撼动的道统地位。一代又一代的中华精英不就是不甘为奴追求实现民国、改专制之旧中国为民主共和之新中国而孜孜以求舍身取义吗？中华民国，功业得失，百年以来，炎黄子孙孰不为之动魄惊心！
中华民国此时自然也成为道统的象征。民国这一夙愿离我们如此之远又如此之近，台湾已经很好承继并诠释了道统价值成就其历史使命。以民国回归凝聚人心重启共和之路，这一边是否有勇气、有决心、有准备迎接道统归来？从历史来看民国在先党国在后，政党只有成为参与共和实现民主的力量之时，才能真正成就其历史价值。可惜自辛亥革命民国初创以来，几乎历次政权重组，皆无法摆脱一次又一次专制复辟。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以党治国、以党统政、以军统政，政党皆扮演了专制统治的工具角色。当所谓社会主义在东方崛起，致使民主与专制的历史性对决被整整掩埋了近一个世纪。
中国百年来的真问题舍此无它，就是民主与专制问题。只要全民族一刻对此稍有松懈，专制就会变本加厉卷土重来。人们热衷于迂深宏大的理论叙事，以满足虚荣和自命不凡，一次次为虚伪与贪婪付出代价。民国本具有一套现成的宪政方案，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均无碍大局，只要尊重游戏规则坚守共和精神，无须另起炉灶。遵循这条道路，中华民国、三民主义集道统、政统、法统于一身，中西合璧将普世价值深植中华土壤，传统又现代、博大中正又开放进取——巍巍中华、浩浩其行、和平民主、天下为公！中华儿女之心灵归宿、精神家园可殷殷系之！
29. 和平民主中的地方自治问题？
答：在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中国的原则下，实行地方自治有利于激活权利共同体的活力。权力的来源恰恰是由个体权利主体，授权成立一个个地方自治联合体，再由地方自治联合体形成中央政治共同体，对全国的治权来说，公民个体直选总统及众议院，地方自治联合体选举或委派代表组成参议院。本来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就是自下而上的，地方公民以契约方式结成一个地方自治联合体，各地方自治联合体再根据各自利益和共同需要组成一个联邦或统一的共和政权，这不仅成本低而且合法性基础牢靠，中国也好，大中华共同体也罢，这个制度成本比较低。但从认识上、情感上、传统上人们还是比较容易接受单一制政体。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有不同的选择，总之从根本上来说，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按照比例原则，有两种选择第一、在名义上采取单一制政体，在内容上不断赋予地方自治权，反之在名义上采取所谓联邦而实质上却可以加强中央的事权。
台湾作为一个历史问题，台湾的现实主体性不容回避，将来无论与台湾的整合与否终究要有一个共识，利益攸关说，对大陆来说，抛开历史、文化、地缘不说，仅仅从政治上来看，与台湾这一成熟民主政体以及中华民国道统、政统、法统体系的整合无疑将对大陆裨益良多，当然这中间难免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分歧各种纷争，但是对未来台海两岸乃至整个大中华来说，一条主线就是和平民主问题，扭住这条主线一切挑战与困难迎刃而解。
30. 专制社会下的民族的问题？
答：在专制社会下，主要是专制统治集团与各民族的压迫与反抗的矛盾，而不是大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但是少数民族受到的压迫与剥夺往往造成了少数民族对大民族的仇视与偏见，反过来又导致大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偏见，破坏了民族之间的信任、善意与和睦，导致恶性循坏。专制统治者乐见于各种矛盾甚至必要时主动挑起矛盾制造矛盾，大民族在其中同样是受压迫者、受害者。只有大民族与少数民族站在一道，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改变现状走向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国家，各民族以个体人权为本位按照普世价值的原则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彼此尊重包容，共同以宪政划分规定各自的权利，依法行使公共权力，走民族共和的道路，才能解决好民族自身的问题和民族之间的问题。
宪政民主是保障各民族的信仰、言论、文化各项人权、自由尊严的最好方式并为实现民族自决权、自治权、民族互助提供制度框架，只要各民族同胞不急不躁、有耐心有信心、与人为善，坚持走和平民主的道路，借鉴当今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一定可以在保障各自权利与尊严的情况下减少民族纷争、民族分裂、极端势力的危害和风险，实现民族和睦相处。（未完待续）#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李婧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