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11月13日讯】编者按：2015年7月9日，中共开始密集抓捕、传唤全国各地的维权律师及其助理。王宇、王全璋、李和平、谢燕益、周世锋、谢阳、隋牧青、李春富等一批知名律师被捕，有的至今下落不明。谢燕益在被非法监禁553天后，获释回家。他在监狱中遭遇了怎样生与死的考验？谢燕益亲自写下近20万字的《709纪事与和平民主100问》，大纪元网站首发此书，将分两大部分连载：其一为《709纪事》，其二为《和平民主100问》。
16.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意识形态？
答：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词汇，只有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走进现代文明，在政治上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有了这个前提之后，才有所谓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左派、右派，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诸如此类区分的必要性和条件。即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里是福利多一些还是市场多一些，授予政府责任大一些还是小一些的问题。
而在一个专制社会里根本不存在这些问题，它还没有建立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而是一家、一党、一派、一个少数集团的私物。它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现代国家中在人民之间以及政府与人民订立的契约当中权责多少的问题，而是权力公有、私有的问题、权力归属的问题、人民主权的问题。在专制社会条件下，只有一个问题，即自由民主和极权专制的矛盾。始终只是这两者的较量，不管变换什么名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好、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领导也好、无产阶级专政、天天倡导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切为了人民也好，可事实是，权力片刻也不能与他人分享，这个情况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只能叫独裁主义。
而专制统治者为了达到垄断权力、独享权力的目的，经常会编织一些具有蛊惑性的谎言，比如说什么资本主义的民主是虚伪的，资本主义代议制以及总统选举都是各大资本财团的利益代言人、利益交易，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实际上一个至为浅显的道理就是，无论资本主义的候选人其背后是不是代表着资本家财团的利益，但是它至少有两个以上的政党势力、候选人、两个以上的集团开放竞争，这种竞争起初即使代表着某种利益和立场，但是，发展到后来，各政治势力即便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也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讨好选民，争取更大的政治市场。这就必然要求他们为社会、为选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否则他们难于胜选，因此他们不仅要具备相当的行政能力而且也必然需要洁身自好、清廉自守具有相应的道德品格。因此政治势力、政治人物参与选举和竞争不必回避自己的利益诉求，只要按照游戏规则即可，开放与竞争是最好的防腐剂。当然它不同于一家、一党、一派的专制政治，后者不需要面向选民公开竞争，只需要暗箱操作，甚至可以搞指定接班、世袭制，它也仍然能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有一个共同的道理就是竞争，比如，市场上只有一家生产方便面的企业垄断经营，垄断企业由于没有竞争压力可以肆意向消费者销售价高质次的产品，而消费者在没有其它选择的情况下只得购买，如果有两家以上的企业生产方便面，那么由于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原因，生产企业面临竞争，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定会想方设法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同理，在政治市场上存在不同的政治集团进行开放竞争，对普通百姓而言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众所周知，政府和政治是必要之恶，我们宁要两个小恶霸也不要一个大恶霸，在两个小恶霸的互斗过程中人民才有地位！
专制与民主的一个最本质的区别是，一个封闭、垄断，一个开放、竞争；一个口含天宪，自称代表人民利益、宇宙真理，无比高大上，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一个做一点有限的事、实在的事，深知人性的弱点，总统也不过是一份工作，政府是必要之恶不是万能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必大包大揽，也不必绝对正确，只是通过民主竞争不断修正、完善。
在这里需要重复一下前面的观点，公有制、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这些词汇，在没有解决独裁专制以前，意识形态只是一种谎言，具有一定欺骗性。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方便专制独裁者浑水摸鱼。此时意识形态唯一的价值就是打破一切意识形态。俗话说，不怕流氓会武功，就怕流氓有文化。现代的独裁专制者善于借用一些迂深宏大、似是而非的词汇、一些意识形态理论蒙骗群众、粉饰罪恶达到他们的专制目的！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凡是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持久的繁荣与自由，社会不断得到完善走向进步与文明，凡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那里往往没有自由，最终都走向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不断衰落最终不得不改弦易辙进行宪政民主改革，放弃原来的意识形态和旧有的政权形式。实际上这并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而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名义掩盖之下的民主与专制的对决，民主社会注定将不断完善进步获得新生，专制社会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要败亡。
17. 财产权利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及政府的角色？
答：按照洛克的政府论，人类从自然状态走进契约社会，把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但人的三个基本权利不能交，即生命、财产、自由。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追求既得利益，而是为了每个个体的生命、财产、自由获得更好的保障与实现。
同时，私有财产是人的各项权利和尊严的保障。私有财产是一个事实，造物主将自然资源放在人类的面前，人只需顺手向大自然取回自己所需的物资（当然不能过于贪婪滥用权利）。事实上这个自然与人的关系一开始就决定了，人类占有自然资源的天然合法性与正当性即私有财产权由此诞生。私有财产权是一个事实，任何正当的法律只是肯认了这一事实的存在。无论是一只碗、一口锅、一棵树、一头牛、现金、存款、土地、房子这些财产所属都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事实。私有制盛行于世、自然发生无关人的认知、制度，每一寸土地从来都不是政府的。
所谓公有制是人的臆想，而且赞成财产公有制的人并不是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分给大家，而是想让别人的财产通过公有，自己也有一份（茅于轼语）。它违背了基本事实和人性，造成专制统治者通过公有制这一概念掩盖私有制的普遍性和天然性这一基本事实，然后打着公有制的名义将所有的财产都以国家之名、革命的名义掌控在其手中。私有财产遭到彻底的剥夺后，人彻底沦为奴隶的地位，人的任何尊严、自由此时都将无法保障，必须依附于国家和统治者。
为了避免陷于奴隶地位，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和天然性必须在法律上加以强调，肯认这一事实，也是对人性的肯认与尊重。否定这个事实的一切政治伦理和制度都是虚伪和违背人性的，也必将造成反人性的高昂成本使社会陷于伪善之境，巧取豪夺开始大行其道，压迫奴役随之而生。财产私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将极大调动每个生命个体为了追求正当利益、更大的财富而带来的生产、创造积极性，形成利人即利己的后果。财产公有制和权力专制只能带来剥夺压迫损人利已社会互害的结果，财产私有和权力公有、政治权力竞逐才有助于形成利人利己的共赢局面。
众所周知，政府是必要之恶，是守夜人的角色。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的基本人权是不可让渡不可剥夺的。一个文明政府的存在不仅不会威胁到基本人权，而且是在基本人权的制度框架下在生命、自由、人格尊严、私有财产、信息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这些方面会不断完善进步。
政府不创造任何财富，政府存在的目的只是履行与纳税人订立的契约，即政府的职责。政府的权力来源必须经人民同意，授权其管理必要的公共事务。公民个体、企业、社会创造财富并供养了政府。政府由人组成，他们并不比其他社会公民更高明，只是一个职业而已。那种万能政府论、凯恩斯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社会主义，政府插手经济、社会、思想教育等等各个领域不但无助于社会和公民，反而因权力集团自利性腐败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低效和不公，谁来监督监督者？无数历史表明，把政府置于神圣的地位是十分有害的，人是被决定的、被动的、有限的，由人组成的政府首先懂得无法做什么，再决定能够做什么。政府的领导人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同样具有人性的弱点，甚至于无法管好自己的家庭、子女和自身的问题，却妄想计划一个国家亿万人的生产、生活、物质需要和精神诉求，与其说是一场虚妄和狂躁的乌托邦，不如说是人性的权力欲望。只有每个个体自己才真正知道自己的需求，无论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来说，这种权力的欲望发展下去必将走向反人类和不人道的结果！
中国人民供养着一个至少五倍至十倍于一般正常国家的政府部门，网上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官民比例是日本的27倍，仅党务系统的党委、纪委、政法委、综治委、宣传、组织、文明办、统战、外联、工会、妇联以及人大、政协等等就是要远远大于一个正常的政府规模，而政府、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级组织内部又都有类似的功能职务相对应，比如政府内部有负责纪检、政法、组织、宣传等等的职务和机构设置，再加上政府内部因人设事，多少书记、副书记、工委书记、支部书记多少行政首长、副首长、巡视员、顾问、调研员等等各种职务名目繁多，此外，在政府和党务之外还有各种事业单位的存在。众所周知，在中国，教育、工商、广电、文化、计生、建设、司法行政、发改委、工信、房产、市政、食品监督等等这些部门完全是多余的，相关事业完全可以交给市场并由法律来规范。因为一些部门的存在反而导致权力寻租，造成企业投机现象普遍、市场机制失灵、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设立一些行政部门监管市场，而这些行政部门不仅需要大量纳税人供养而且权力自肥，导致生力者寡、食利者众的趋势日益严重以及谁来监督监督者的困局。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一些经济上的发展成果，毫无疑问，它是中国人民而非政府创造的，而且这一成果是在繁壅重叠的政府管束压迫之下被庞大的官僚集团压榨盘剥、巧取豪夺之后的结余，可想而知中国人的承受力和生命力有多么顽强。
18.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基本经济状况应该如何？
答：在现代社会里，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科技的进步、人类管理能力的提高、物质资源、信息交换共享的成本大大降低， 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加之造物主（大自然）给人类的丰厚馈赠，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得到极大满足。在北欧一些国家，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上都实现了全民免费，甚至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都做到了这一点。这些国家的公民在上述基本生活福利的保障下，他们的人生主要是凭自己的兴趣，为了追求某种人生价值而工作。当然如果物质上想要更加富裕、奢侈的生活也需要更进一步的努力。而这些国家的公民之所以能够享受上述福利，是由于他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向社会和政府让渡了部分资源、权利比如说土地、前人给这个国家累积下的物质资产、文化资产，授权政府管理一些国家的公共项目、资源。
人的生产能力从古代一个普通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可以供养一家几口人，到现在一个普通劳动者可以供养成百上千的人。如果是一个企业家，由于其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之下，他创造的价值往往又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几百倍乃至千万倍。这也就意味着，在人类社会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内，只要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从事劳动、生产活动，社会就可以正常运转，甚至达到比较富裕繁荣的状况。事实上，在人类的绝大部分历史中也的确实现了这一点，只有少数人为社会提供劳动服务，而且他们供养着大量不生产者甚至负生产者（对生产产生阻碍破坏作用者）。这些负生产者通常毁坏、断绝了大自然给人类馈赠的资源、财产，相当一部人都是不劳而获者。
在当今中国，如果我们走和平民主的道路，拥有一个民主法治的政府，按照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的全体国民也可以享受四项免费，作为条件，中国公民让渡其地下储藏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矿、铁矿、有色金属、海洋资源、森林资源、部分土地还有累计下的历史财富。国有企业积累的财富都是全民所有的性质，这笔可观的财产──自然的馈赠、先天的秉赋和机能可以让每个人过上十分富足体面的生活。
经济学里有一个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的概念，在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幅员辽阔市场广大的经济体来看，中国人无论是信息还是各项服务、商品的交易成本均十分低廉，中国人的生活成本在全世界来看应该是比较低的，与此同时每个普通人的收益却是十分可观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财富将是十分充裕的。具体言之，当代中国全民14亿人口至少可以基本实现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免费待遇，并且在通讯、交通、餐饮、娱乐等方面的消费价格上应享受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待遇。
远在1840年时中国的GDP就是当年英国的六倍，是天下第一。对于一个所谓如此勤劳、智慧、吃苦、耐劳的民族，按照其人口基数，它的经济总量应该至少五倍于美国，中国的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对人类的贡献也没有理由不遥遥领先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一国。可是由于制度和人性等原因，财富、资源的分配在现实中极不平衡，大多数人的机会和权利受到某种剥夺与制约甚至形同奴隶，造成穷者恒穷、富者愈富、社会互害的现象，当然这种大多数人的机会与权利被剥夺的不平衡的制度成为少数人独享特权的条件。（未完待续）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李婧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