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12月22日讯】编者按：2015年7月9日，中共开始密集抓捕、传唤全国各地的维权律师及其助理。王宇、王全璋、李和平、谢燕益、周世锋、谢阳、隋牧青、李春富等一批知名律师被捕，有的至今下落不明。谢燕益在被非法监禁553天后，获释回家。他在监狱中遭遇了怎样生与死的考验？谢燕益亲自写下近20万字的《709纪事与和平民主100问》，大纪元网站首发此书，将分两大部分连载：其一为《709纪事》，其二为《和平民主100问》。
61. 和平民主所确认的几项滥用公权剥夺侵害人权犯罪行为的范围？
答：剥夺危害人的人身权利包括生命、健康、自由、人格尊严。剥夺危害人的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利包括：信息权、知情权、通讯权、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宗教信仰、学术研究、公共事务参与权、隐私保护权、迁徙自由、居住权、教育权、劳动就业权、生育权、选举权、公共事务监督权、司法救济权、社会平等权、妇女儿童保障权、残疾人社会救济权。剥夺危害人的经济权利包括土地权、房产权、现金、股权等各项财产权利、知识产权、无形资产权、虚拟财产权、社会救济保障权、公平交易权、医疗、养老保障权、防控重大疾病权、罢工权、危困救助权、法律救济权、不受非法拘禁权、不受意识形态灌输洗脑的政治思想自由、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以及族群平等权。对于酷刑、谋杀、群体灭绝等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应予以特别关注！
62. 人权产生的历史逻辑？
答：人权的产生不是源于人权学者的理念构想和设计，而是源于不同政治集团的相互博弈、斗争与妥协，归根到底是走向权力制衡过程中的产物。为了获取更大的政治市场、更多的民意支持，讨好潜在的选民，所要争取的不只是大众，更主要的是精英，两个或多个政治集团相互角逐竞争，政治集团为了在道义上占据主动，结果意外情况发生了，受益者成了时常不在场的广大民众，而精英的取向决定了政治集团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往往一个国家精英的判断力、道义勇气以及现实力量决定了它的历史与现状。这一结论可以从美国的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宣言产生的历史背景得到证明。
63. 和平民主事业发展壮大的策略方法？
答：一个事业的成功，不但要有一批理想主义者，不但要靠理想信念，还必须形成一个利益机制。让追求理想的团体、个人得以生存、持续、发展。这就需要第一，追求这个事业除了作为人生的理想之外，在现实中对大多数人要有利无害，在事业初期至少是无害的。事业发展起来时则是有利的。有鉴于此，需要追求和平民主的志愿者们联系起来，组织起来联合自治。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方便建立组织，至少可以形成一个松散的群体，形成一个自助互助机制，运用现代的保险制度、基金制度等形式，大家把各自一部分鸡蛋哪怕是极少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能够让为了共同理想干事业付出的人无后顾之忧。由于大家形成的互助权利义务关系，就会大大降低各自的边际成本，提高共同事业的边际效益。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个边际成本越来越低，边际效益越来越高，使得为了共同理想付出的成员都能够受益。和平民主的财政问题与自治组织问题是社会重建的核心，社会的力量源自信念和利益机制。一个正义感，一个利益机制，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基业常青，由此带动整个社会向自生的利益机制──自助互助公益组织──形成更大的联盟──发展到法律体系支撑的社会重构。
64. 为良心犯送饭的道义问题？
答：为良心犯送饭，包括现实管他们的老婆孩子、家人，包括去监所为其存钱、存物、寄信以及为其网上发呼吁进行法律援助等等涉及民间营救的道义问题。道义的回归必然需要归整历史，即使那些名不见经传者那些所谓普通人但肩担道义勇气者都需要占据历史的应然的地位。把那些欺世盗名者请下神坛，避免精英们滥用话语权，使其更符合历史真相！这也是《和平民主文化研究的几个任务》中涉及到的追债与立碑，需要志愿者梳理当代史、近代史，还历史一个公道，历史由第三方书写。
良心犯的送饭原则：第一，平等原则，所有良心犯都应当得到平等的一视同仁的关注。第二，人道主义的关注原则，人道主义的关注原则是指按照一个良心犯或哪怕是一般刑事犯由于其所处的不人道处境的紧迫性需要给予的必要注重。主要取决于该良心犯所遭受专制权力迫害的严重程度和具体状况。第三，道义价值的关注原则，道义价值的关注原则是指按照一个良心犯主要做了什么，对承担人道使命推动人权事业、和平民主事业的贡献。
举例来说，秦永敏、王炳章、胡石根、杨天水、张林、张海涛以及一些被专制权力异化了的群体如法轮功学员、少数民族如藏族、维族需要评估并应得到更多尊重与关注！秦永敏、王炳章、胡石根、杨天水坐了几十年牢，秦永敏、胡石根当局抓放几十次，当局对他们判刑判到手发软，秦永敏的妻子赵素利女士至今还杳无音讯，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上包括民运圈及西方政府对此关注都不够，这跟信息不对称有关系，也跟人们的势利心态、利益关系、精英、伪精英们对话语权的主导也不无关系。而杨天水、张林、张海涛、法轮功群体以及少数民族藏族、维族的兄弟姐妹们的关注度，则在人道主义原则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在道义价值原则方面缺乏足够的了解。以秦永敏、王炳章、胡石根先生为代表的异议人士则在人道主义原则方面缺乏了解，在道义价值原则方面被低估。不仅没有走进西方国际主流的视野，连国内公民圈、维权律师圈、公知、民间反对派、流亡海外的民运圈的关注也远远不够，这个问题不解决，则民间的道义力量就不会得到有效聚集和释放，民间将继续陷于散乱和分裂，官方还可以更肆无忌惮打压迫害一些弱势。
秦永敏、王炳章、胡石根所代表的40、50一代，过去三十多年的精英和底层抗争群体，尽管他们或都各自为战作为孤胆英雄悲壮不已，三者均是这个国家的栋梁、这个民族的希望、时代的英雄，他们的先知先觉与牺牲演绎了生命的奇迹，但他们的历史尚不为大多数人所知，这一现象一天不改变，则说明大众的觉醒和精英的使命感还远远不够，民间也没有出路。不让抗争者寒了心，秦永敏、王炳章、胡石根等不是一个人，让长期以来无数默默无闻、寂寂无名的良心犯得到更广泛的普及与关注是迫切的任务！
65. 和平民主事业扩大同盟者的立场？
答：在瓦解专制权力的过程中，必然存在各种政治主张、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诉求，和平民主把所有瓦解专制权力的方面都当作同盟者看待，即不是从一个纯理想主义的角度对待社会现实当中的各种利益诉求、各种政治主张，即便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一种伪善、民粹主义、新的专制力量，和平民主也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与各方站在一起追求宪政框架下基本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人权目标，完成这个社会帕累托累进的历史进程。和平民主奉行开放包容的态度，即使对待专制权力的卧底、特务也采取仁慈宽容的立场光明磊落，坚持人性本善的立场。
66. 信仰自由对和平民主变革的意义？
答：政府、司法一切公权力无权干涉公民的信仰自由，这是公民无可让渡的权利。与此同时，谁都没有权利和资格代表上帝为世间立法。任何信仰也不能通过世俗权力达到政治目的。世俗的信众如果按照自己的认识为世间立法，将导致政教合一的危险。这往往是出于人的傲慢，杀伐决断，六经注我，牵强附会，是一种僭越行为。这正是世俗社会出现许多纷争的重要原因之一。造物主赋予了人一定的自由意志，便给予其在世间的一定自治权，但这一切都是人受到考验拣选的手段。信仰应该回归到经教当中，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最终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为世间立法，掌握权柄，本身违反了人的被动角色、被决定性和有限性。
信仰是打破奴役获得自由的根本源泉。归根到底造物主决定人的命运而不是任何统治者。未来中国转型是否历经流血还是走向和平民主的前景，根本上取决于人们的信仰，即人性的觉醒和神性的复归这条道路。如果当权者或左右时局的社会领袖仍抱持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缺乏向善的普世价值情怀，则社会必经暴力流血之变。如果当权者或社会主导者持有神论的观点，具有向善的普世价值的信仰情怀，则和平民主的前景就愈加光明。这一点可以参考成功转型国家的先例，华盛顿、曼德拉、蒋经国、金大中、戈尔巴乔夫都是基督徒，叶利钦、普京、尤先科、亚努克维奇信仰东正教。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领导人及世界组织的领袖大多均持有神论，其中不乏基督教信仰。没有超越性的信仰导引，世俗政客的智慧与勇气不足以担当人道使命创造历史！归根到底和平民主就像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那样造物主赐予人类的恩典才能结出果实。
历史上，传道者往往被杀害或历经大苦大难各种考验，无论在事实上还是逻辑上都似乎是一个真实的宿命！一切语言与行动都蕴含着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良善必胜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和平民主必胜，暴力专制必亡近在眼前，也是信仰取向。信仰是摆脱奴役的根本途径，造物主会以祂的恩典拯救世人！
67. 信仰之路就是和平民主之路吗？
答：在人类的思想中，任何概念都是循坏注解，语言的相对性就像人的有限性一样充满了悖论。无论康德的宇宙理性统一论的假说，还是各种宗教情怀的假说，都要有一个初设前提，因此归根到底人类是信仰的存在物。中国传统意义上讲，信仰原本是出世的情怀，可是入得世方能出得世，入世与出世一以贯之，信仰超越政治、超越世俗。中国至今未能走向和平民主、建立现代文明社会，这里的同胞们不能享有尊严、自由、人权，需要必要的担当与牺牲，自由和尊严从来都不是免费的。要使人站立起来，获得尊严与自由，根本上说就是要普遍建立向善的具有普世价值的信仰情怀，顺境战战兢兢、逆境坦坦荡荡。
人选择宗教更根本的可能不是宗教具有的功利导向，因信而得救，出于奖赏和惩罚的原因而做出的选择，信则进天堂彼岸光明，不信则下地狱彼岸凄凉，更主要可能还是宗教内容本身让人感受到的道德感，一种真实的爱、至善、慈悲的感召，它可能符合人的某种规定性，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让人信服，它不因外力而改变，不是一种诱惑和恐惧，是以德服人、以理服人，是内生于人的良知、人的本性、心生感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核，如果信仰仅仅作为一种得救的手段，它不仅无视人的尊严也亵渎了神明。当一个社会普遍相信和建立至善的绝对存在→因果律→善恶有报，这一信仰体系，当然这一信仰取向是作为一种向善的普世价值的情怀，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不是功利导向的，这不仅被看作一种历史规律，而且是人的普遍道德的觉醒，道德自觉来面对各自的人道使命和共同的人道使命，那么和平民主就成为一种必然。
68. 废除死刑是当前的人道使命吗？
答：关于死刑，在一个法治文明的国家里，人们基于人的有限性，理性的局限，以及社会契约理论等认为，对于一个世俗的政权来说，没有人有资格和能力对他的同类作出生死的判定，无论从事实上判断还是适用法律上，均无法在乎微之间对生死作出最终裁决。在世俗社会里订立社会契约的公民显然不会授让自己生死的选项。没有人有这个权能，既然人来到这个世界并非由世俗的权柄决定，离开这个世界时也只能交由造物主来定夺。尤其在一个专制社会条件下，死刑更无异于将生杀予夺的利器置于不受制约、贪得无厌、无恶不作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恶魔的手中，由于道德风险，可以通过死刑案件的暗箱操作实现按需杀人，将其作为一种交易和筹码，死刑犯被处决时摘取器官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没有丝毫的正义性可言。反而成为国家和全民的罪过！
69. 和平演变、阴谋论是一种民族弱势心理吗？
答：阴谋论不仅是一种民族弱势心理的表现，还是专制统治者出于被统治者对于现代文明的蒙昧无知而惯用的一种骗人伎俩。将专制极权垮台转换为西方和平演变，指责西方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希望中国落后，而实施一种阴谋，这是没有现代常识的表现。
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一股反华势力或者“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样的事实呢？应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斗争哲学、仇恨思维、专制思维、愚民思维的逻辑。人性是相通的，我们都可以扪心自问、将心比心，我们是否会整天心存一种害人的动机、整天会盯着别人不放的心态，以别人的事情为我们的焦点，以见不得人好、恨人不死的心态对待别人或者他国呢？这肯定只是一种臆想，既不符合事实也违反一般的人性和常识。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一定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事，肯定最想做好自己的事发展好自己。因此大家经常可以看到，往往只有独裁专制政权才会对内、对外不断制造敌人、与人为壑，比如说朝鲜金家王朝、萨达姆政权，通过不断地制造敌人、制造阴谋论、搞愚民政策一方面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和罪恶，另一方面来达到加强专制统治的目的，煽动仇恨把人民的不满情绪转移到所谓的内、外敌人身上去，今天抗日、明天反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西方反华势力蠢蠢欲动”言之凿凿。而事实上，那些自由民主文明的国家自己的事情还顾不过来，有多少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的各项事业需要创造与发展，各种彼此互负的责任和人类社会共同的责任，总是盯着一个落后的民族，别人落后不如你，也并不能证明你更优秀。
自由文明社会里比谁更优秀，野蛮专制社会里比谁更不择手段，完全是两种模式。一个是通过利益别人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另一种模式是，通过侵害压制别人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而前者是可持续的，后者成本不断增大直至难以维系，因此专制体制国家是利益斗争、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的结果，民主国家是文明之间的竞争共同成长互利共赢的结果。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反华势力，可能有反共、反对专制独裁的国际、国内的一些价值共识，因为无论任何一个向往自由文明的个人还是一个自由文明的国家、自由文明的世界，人们都知道，专制独裁政权不仅对其内部人民进行残酷统治、压迫与控制，如果任其发展做大做强必然也会威胁到自由文明世界本身，专制独裁政权不仅对自由文明世界产生现实和长远的威胁，而且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自由文明世界的人们自然也会反对各种专制主义，反对各种极端势力、邪恶势力，以保证人类的共同文明与尊严得以维系，追求正义是一种天然的人性普遍诉求和愿望。众所周知，反对专制独裁并不等同于反对一个国家、反对那里的人民，反过来说，爱国不等于爱朝廷，托马斯‧潘恩说过：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这里的政府可以广泛理解为任何专制政权、专制政党、专制政治势力以及任何独裁专制者）。
如果一个国家真的强大，基于制度与文化的原因带来的强大，它肯定是一种文明意义上的强大，它的强大不仅不会威胁到其它的国家，还会造福整个人类社会，比如美国、英国，它维护了世界和平，并给人类从物质、精神文化、信仰、制度上以引领，维护人类共同的尊严。
当然，一个独裁专制政权的强大的确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无论纳粹德国还是前苏联、朝鲜、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它们不仅给世界和平造成了巨大威胁，也给国内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历史教训深重，人类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文明世界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帮助独裁专制控制下的人民摆脱奴役压迫走向自由解放都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文明国家之间正常的发展竞争、利益之争，也是一种常态，这种利益竞争不是零和游戏，是不断完善不断追求卓越、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
70. 和平民主与维权运动？
答：专制统治者意图将民间原子化、沙粒化，民间的维权运动对专制权力的对策是，在其法统内利用其法统进行维权斗争，并进行随机组合、力量整合，客观上在局部形成某种优势，专制权力镇压则造成自毁法统的后果，专制权力不镇压则面临维权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专制统治陷于两难境地。维权运动的本质不是维护现法统而是通过利用现行专制体制的法律体系不断确立和伸张自然法的精神，为法治与正义的最终实现奠定基础。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专制政权是无法容忍任何哪怕是潜在的反对派威胁其权威，并且专制统治者习惯于阴谋论的思维，因此对维权运动的镇压就不可避免。
尽管访民、公民们联合起来，发生自组织（非暴力的）提高议价能力，社会各个方面的谈判协商对社会绝对是一件好事，形成契约能力，这体现了社会的自治力。可是专制统治者无法正常看待这一问题，而维权力量公民社会，一定要有必要的政治觉悟，绝不能对专制权力心存幻想，如果不搞政治组织就不会遭受打压、如果仅仅进行法统内部、在局部而不是全局性的维权，没有直接的政治诉求，就是安全的，维权运动应适时主动进行政治化、组织化，走向更高层级的和平民主运动形式，直接提出政治主张诉求，这里没有中间路线可走！（未完待续）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李婧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