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6月03日讯】又到“六四”。1989年这一天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震惊中外的大屠杀，迄今为止仍是许多中国人心中的痛，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民主进程自此停滞，更是因为上万条鲜活的生命被中共军人枪杀、打死，许多人的生活也由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从已经披露的资料看，邓小平、李鹏、江泽民等中共高官对开枪、屠杀民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此，已有若干文章详述。然而，在这一屠杀过程中，被中共洗脑了的诸多中共士兵，同样成为罪恶的帮凶，其代表就是中共的所谓“共和国卫士”，实则是“六四屠城卫士”。
死者身上的谎言
“六四”屠杀后，邓小平与李鹏、江泽民亲自向屠杀中有功劳或重伤、被杀的军人颁授或追授“共和国卫士”铜章，先后五批共授予了37人，其中死者14人，生者23人。
根据吴仁华撰写的《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在14个死者中，属于38军的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是在西长安街翠微路口时，因为转弯时车速过快，导致油箱爆炸起火，因此被活活烧死。然而，中共官媒却造谣称他们遭到“暴徒”投掷石头、燃烧瓶、火把而使油箱爆炸而死。
同样被中共颠倒黑白、称是“被暴徒打死”的还有第24集团军少尉王景生和39军政治部少校、宣传干事于荣禄。事实上，前者是在1989年7月4日在部队巡逻途中突然病发死亡，死因是心力衰竭；后者是在6月3日晚跟着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时，因受到阻拦，而自己先行换上便衣，想先到天安门广场拍摄清场照片。结果在途中被中共士兵开枪射杀，被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二人之死与“暴徒”都无关系。
此外，六四镇压的参与者、曾在沈阳军区第39军116师高炮团雷达站上尉站长、后去澳洲的李晓明，2002年披露，被中共官媒渲染“被群众放火烧死”的“共和国卫士”崔国政是他所在的116师的一名炊事员。实际上，这是中共军队阴谋制造的“伪案”。
大纪元早前曾报导，目睹整个事件过程的赵真（化名）揭露，中共为了激化仇恨，派遣军人化装成工人和学生潜入广场抗争人群，在混乱中将军士长崔国政用铁管等凶器打死，并浇上用瓶子携带的汽油。化装的军警人员大约有7－8人，他们的行动完全是有准备的，动作凶猛迅速，下手是完全直接致命的。赵真还表示，当时现场的人有100多人以上围观，但事实上大多民众和学生手中没有任何武器，更不可能有铁棍、汽油之类等东西。
显然，这样的谎言不止已披露的这些。
生者身上的罪恶
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的生者身上则隐藏着不少罪恶。现为中共军队少将的李勃，1989年时为38集团军112师技术部修理科助理工程师，上尉军衔，北京人。他率322号装甲车第一个挺进天安门广场。
《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中也记载了这辆编号为322号的装甲车，于6月3日晚9点多进入天安门广场，紧跟其进入的是编号为339的装甲车。这两辆装甲车在人潮汹涌的长安街上旁若无人，全速前进，速度不低于60公里。它们驱赶着民众，追逐碾压不愿离去的老百姓。其后在民众的围堵下，339号狼狈撤出，322号也在学生的帮助下得以保全。不过，322号装甲车随后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清场行动，至于碾压死了多少人，李勃内心应十分清楚，而他也由此不断升迁。
其他人的罪恶如下：
时任27集团军司令部侦察处参谋，少校军衔的赵勇明，率领特遣分队捣毁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的高自联指挥部和广播站，而他知道是谁打死了25岁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
39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安卫平，21次完成中共下达的侦察任务， 38集团军113师炮兵团政治处保卫干部王强亦多次执行侦察任务，而所谓的侦察任务无非是探听学生和民众的动向，其行为极为可耻。
54集团军162师炮兵团1营教导员沈远田，坚决做中共决策的宣传员，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
天津警备区坦克1师装甲步兵团特务连驾驶员李树存，驾车连闯5道路障，为中共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开辟通路。
另外参加天安门广场清场，手上直接或间接沾染民众血迹的则包括：54集团军127师379团3营炮连班长余爱军，空降兵15军43旅2营营长周家柱，空降兵15军44旅2营4连排长游德高，63集团军188师562团特务连政治指导员廖开喜， 63集团军188师562团炮兵营1连司机班班长张震等。
此外，北京卫戍区警卫1师3团9连战士刘加林，打死4人；65集团军193师577团2营营长刘阁云，把全团武器弹药运抵人民大会堂；北京军区通信团1营2连报务员葛明军，确保了中共指挥车进入天安门广场过程中的通信联络畅通，即现场指挥员与最高层的联络，便于清场的进行；40集团军118师352团炮兵营营长傅勇，率先占领东直门立交桥；26集团军138师412团5连连长袁华荣和警察联合捣毁了工自联地下印刷厂，抓捕多名民众。他们也因此被封为“屠城卫士”。
结语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柏林墙被推倒前的一个冬夜，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他的朋友高定，一起偷偷爬上了柏林墙，准备逃往西德。几声枪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的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也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
射杀他的东德士兵叫英格‧亨里奇。英格‧亨里奇也没想到，柏林墙被推倒之后，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英格‧亨里奇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
然而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命令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者是无辜的，明知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选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这样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六四”。作为“屠城卫士”以及那些同道之人，他们虽然被裹挟着，执行上级命令参与了屠杀，但他们应该明白，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当法规、命令与良知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并坚守良知，因为这是人类最高的行为准则，没有人可以以任何借口来逃避责任或无视正义的诘问。无疑，他们的所为已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正等待着大审判那一天的到来。＃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