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6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李霖昭旧金山报导）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究竟发生了一场怎样血腥的镇压，至今仍是中共一直想要掩埋的历史。在中国大陆高压的政治环境下，有人对此选择铭记在心，坚持发声，有人选择性遗忘，讳莫若深。于是，每年的6月4日前后，总会有当年六四亲历者站出来，讲述历史，唤醒良知。
6月3日下午，人道中国和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旧金山国父纪念馆举办了一场纪念八九民运的研讨会，主题是“全民响应的八九民运”。当年亲历六四的著名学生领袖、学生、工人、市民，以及海外一直关注六四事件的民众，还有一些89年后出生的青少年一代，聚集在一起聆听28年前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回忆。
研讨会由六四学生领袖、人道中国创办人周锋锁主持，六四学生领袖封从德做开场引言，演讲嘉宾有包括林慕莲、吴建民、赵昕、邬萍晖和刘济潍，六四民主女神像的创作者、雕塑家陈维明也应邀致词。
全民响应的民运
今年的研讨主题是“全民响应的八九民运”，周锋锁表示，八九民运不光是几个学生领袖的事，它不是学生运动，学生只是表达民意的其中一个群体。它是一个全国各地广泛的、各阶层普遍参与的这样一个运动，经过了从请愿、戒严以后的抗议、镇压之后的反抗，过程非常壮烈。不仅北京，外地很多市民的付出也是非常大，要向他们致敬。他希望借此机会，展示不畏强暴、追求自由，当时是在中国普遍存在的。
林慕莲（Louisa Lim）是前BBC和前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驻华记者，2014年出版了《失忆的中国：重访天安门》，思考六四事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揭示了北京之外如成都市的六四镇压事件；吴建民1989年是南京地区高自联学生领袖，1990年被中共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处10年徒刑；赵昕是长春师范大学学生，曾任外高联东北区执行委员兼纠察总指挥；邬萍晖1989年是武汉中南财经大学的大四学生，六四民运后被关押入狱一年半；刘济潍六四时是山东印染厂工人，因不满中共开枪镇压天安门的学生，于是在潍坊街头刷写“结束独裁”等标语，被判处8年徒刑。
林慕莲第一次用中文演讲，几年前在采访中她偶然得知八九年的成都也有暴力镇压事件，于是搜集来很多资料，得知当年成都也有很多声援北京学生的群众，几万人聚集在天府广场，也有人绝食抗议。 吴建民在六四民运后期，发起了南京的北上民主运动，作为总指挥带领几千学生从南京准备游行到北京，跨省途径的许多城市、乡镇，都能看到当地民众参与到六四民运中来。邬萍晖回忆说，武汉当时是有众多高校的大城市，不仅是学生，武汉百万人以上的大游行都进行了好几次。武汉长江大桥几次被学生占领，很多市民上班确实带来不便，但是没有听到武汉市民的抱怨，他们反而积极地参加到支援学生的运动之中。赵昕讲述了当时一些军人、教师、医生等行业的市民支持学运的故事。
血腥残酷的镇压
封从德认为，北京以外的八九民运情况长期被忽略了，主要因为当时的媒体主要聚焦在天安门广场上。因此，六四民运的规模之大与中共镇压的广泛性，实际上是超出他之前的估计。
封从德在现场发言时说：“28年前的这个时候，对应着中国，已经开始在开枪，就是6月3日晚上，大概10点半开始，中共从北京的各个路口，往天安门方向集结，尤其是在西长安街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
封从德长期搜集整理六四档案，并建立了“六四档案”网站。封从德说，因为中共极力销毁六四天安门屠杀证据，所以实际死亡人数还不得而知。但根据当时北大的200多个学生到各大医院的调查结果，红十字在6月4日上午6点、7点，分别给出的北京六四死亡人数是2,600和2,700这两个数字，后来学生组织估计的死亡人数为3千人，在他看来，3千人这个数字是比较准确的。
林慕莲在研究中发现当年成都的锦江宾馆有一个非常惨烈的屠杀，一批群众被警察残暴殴打头部后，像垃圾一样被扔上卡车拉走，难有存活的机会。这样的情况，在她挖掘之前很少人知道，没有人再谈论。知道北京暴力镇压后，更多成都市民回到天府广场，举着“我们不怕死”等牌子。很多成都市民遭到当局武力镇压，成都当局在八九年7月出了一本书，想控制舆论，只称在镇压中有8人死亡，其中2人是学生。林慕莲还提到一位天安门母亲唐德英的故事，她为了帮被警察打死的儿子讨要公道，多年来吃了许多苦头。周锋锁说，通过我们这些不愿遗忘的人，那些死者的声音才能出来。
不应遗忘的历史
令林慕莲感到惊讶的还有，一个国家可以忘记不到30年前发生的事，而个人或群体，其实会因集体遗忘而付出代价。2013年，林慕莲采访了北京4所高校的100位学生，给他们看一张著名的只身挡坦克的照片。照片中，被媒体称为“坦克人”的王维林站在北京长安街上，只身面对迎面驶来的一列坦克车队。
这张照片，在100位学生中只有15人能认出来，表现是他们很惊讶地把头往后靠，然后很紧张地说：我不能说这个，太敏感了，我不知道。另外85位学生他们往前看，然后他们问问题，他们问这是不是南韩，其中19位学生问这是不是阅兵。林慕莲说：“因为他们觉得坦克不可能上长安街，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由于中共控制新闻舆论自由，不让人们知道六四真相，林慕莲还举例说大陆的媒体从业者也有人不知六四事件、识别不出六四事件照片。
吴建民认为，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是让大家一切向钱看，不在乎道德良知。“当所有人的灵魂都以金钱来衡量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已经没有底线，道德已经没有标准。 ”
吴建民还提到1991年，美国国务卿贝克出访中国时提到人权问题，并且要求中共释放贝尔亲自带来的一批政治犯和学生领袖名单，其中有一个名字叫吴建民。而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以外交部有一个驻法国大使叫吴建民的来冒充狱中的吴建民。他和贝克国务卿讲，你的吴建民搞错了，吴建民是我们的新闻司司长，你看，他就在现场。那个吴建民就说：我在。然后贝克就指着他讲：噢，你被放出来啦。这个故事被记录在钱其琛的《外交十记》一书中。吴建民说：“我没有办法知道贝克当时是否相信了钱其琛和这个吴建民两人之间的双簧，但是历史是不容得篡改的。”
持续发声的希望
吴建民认为，对于共产党这样邪恶的政权，不能再抱有幻想，必须解体中共，“只有在中国建立一人一票选举的新中国，才是我们的新中国。”
刘济潍认为，自由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实现，“因为共产党得罪的人太多了，他必然倒台。”
邬萍晖说：“我们作为亲历者，又不得不在痛苦中把真相告诉大家。因为当局最希望的是全民遗忘这么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它希望大家都不知道。”他认为，显而易见，今天中国大陆的社会矛盾急剧积累、恶化，而民主自由的大潮又是如此的势不可挡。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历史一定会再给一个契机，全民会重新起来。◇
（此文发表于1137A期旧金山湾区新闻版）
责任编辑：王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