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6月05日訊】（大紀元記者李霖昭舊金山報導）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究竟發生了一場怎樣血腥的鎮壓，至今仍是中共一直想要掩埋的歷史。在中國大陸高壓的政治環境下，有人對此選擇銘記在心，堅持發聲，有人選擇性遺忘，諱莫若深。於是，每年的6月4日前後，總會有當年六四親歷者站出來，講述歷史，喚醒良知。
6月3日下午，人道中國和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在舊金山國父紀念館舉辦了一場紀念八九民運的研討會，主題是「全民響應的八九民運」。當年親歷六四的著名學生領袖、學生、工人、市民，以及海外一直關注六四事件的民眾，還有一些89年後出生的青少年一代，聚集在一起聆聽28年前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回憶。
研討會由六四學生領袖、人道中國創辦人周鋒鎖主持，六四學生領袖封從德做開場引言，演講嘉賓有包括林慕蓮、吳建民、趙昕、鄔萍暉和劉濟濰，六四民主女神像的創作者、雕塑家陳維明也應邀致詞。
全民響應的民運
今年的研討主題是「全民響應的八九民運」，周鋒鎖表示，八九民運不光是幾個學生領袖的事，它不是學生運動，學生只是表達民意的其中一個群體。它是一個全國各地廣泛的、各階層普遍參與的這樣一個運動，經過了從請願、戒嚴以後的抗議、鎮壓之後的反抗，過程非常壯烈。不僅北京，外地很多市民的付出也是非常大，要向他們致敬。他希望藉此機會，展示不畏強暴、追求自由，當時是在中國普遍存在的。
林慕蓮（Louisa Lim）是前BBC和前美國公共廣播電臺（NPR）的駐華記者，2014年出版了《失憶的中國：重訪天安門》，思考六四事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並揭示了北京之外如成都市的六四鎮壓事件；吳建民1989年是南京地區高自聯學生領袖，1990年被中共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判處10年徒刑；趙昕是長春師範大學學生，曾任外高聯東北區執行委員兼糾察總指揮；鄔萍暉1989年是武漢中南財經大學的大四學生，六四民運後被關押入獄一年半；劉濟濰六四時是山東印染廠工人，因不滿中共開槍鎮壓天安門的學生，於是在濰坊街頭刷寫「結束獨裁」等標語，被判處8年徒刑。
林慕蓮第一次用中文演講，幾年前在採訪中她偶然得知八九年的成都也有暴力鎮壓事件，於是蒐集來很多資料，得知當年成都也有很多聲援北京學生的群眾，幾萬人聚集在天府廣場，也有人絕食抗議。 吳建民在六四民運後期，發起了南京的北上民主運動，作為總指揮帶領幾千學生從南京準備遊行到北京，跨省途徑的許多城市、鄉鎮，都能看到當地民眾參與到六四民運中來。鄔萍暉回憶說，武漢當時是有眾多高校的大城市，不僅是學生，武漢百萬人以上的大遊行都進行了好幾次。武漢長江大橋幾次被學生占領，很多市民上班確實帶來不便，但是沒有聽到武漢市民的抱怨，他們反而積極地參加到支援學生的運動之中。趙昕講述了當時一些軍人、教師、醫生等行業的市民支持學運的故事。
血腥殘酷的鎮壓
封從德認為，北京以外的八九民運情況長期被忽略了，主要因為當時的媒體主要聚焦在天安門廣場上。因此，六四民運的規模之大與中共鎮壓的廣泛性，實際上是超出他之前的估計。
封從德在現場發言時說：「28年前的這個時候，對應著中國，已經開始在開槍，就是6月3日晚上，大概10點半開始，中共從北京的各個路口，往天安門方向集結，尤其是在西長安街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
封從德長期蒐集整理六四檔案，並建立了「六四檔案」網站。封從德說，因為中共極力銷毀六四天安門屠殺證據，所以實際死亡人數還不得而知。但根據當時北大的200多個學生到各大醫院的調查結果，紅十字在6月4日上午6點、7點，分別給出的北京六四死亡人數是2,600和2,700這兩個數字，後來學生組織估計的死亡人數為3千人，在他看來，3千人這個數字是比較準確的。
林慕蓮在研究中發現當年成都的錦江賓館有一個非常慘烈的屠殺，一批群眾被警察殘暴毆打頭部後，像垃圾一樣被扔上卡車拉走，難有存活的機會。這樣的情況，在她挖掘之前很少人知道，沒有人再談論。知道北京暴力鎮壓後，更多成都市民回到天府廣場，舉著「我們不怕死」等牌子。很多成都市民遭到當局武力鎮壓，成都當局在八九年7月出了一本書，想控制輿論，只稱在鎮壓中有8人死亡，其中2人是學生。林慕蓮還提到一位天安門母親唐德英的故事，她為了幫被警察打死的兒子討要公道，多年來吃了許多苦頭。周鋒鎖說，通過我們這些不願遺忘的人，那些死者的聲音才能出來。
不應遺忘的歷史
令林慕蓮感到驚訝的還有，一個國家可以忘記不到30年前發生的事，而個人或群體，其實會因集體遺忘而付出代價。2013年，林慕蓮採訪了北京4所高校的100位學生，給他們看一張著名的隻身擋坦克的照片。照片中，被媒體稱為「坦克人」的王維林站在北京長安街上，隻身面對迎面駛來的一列坦克車隊。
這張照片，在100位學生中只有15人能認出來，表現是他們很驚訝地把頭往後靠，然後很緊張地說：我不能說這個，太敏感了，我不知道。另外85位學生他們往前看，然後他們問問題，他們問這是不是南韓，其中19位學生問這是不是閱兵。林慕蓮說：「因為他們覺得坦克不可能上長安街，沒有其他的可能性。」由於中共控制新聞輿論自由，不讓人們知道六四真相，林慕蓮還舉例說大陸的媒體從業者也有人不知六四事件、識別不出六四事件照片。
吳建民認為，中共所謂的改革開放，就是讓大家一切向錢看，不在乎道德良知。「當所有人的靈魂都以金錢來衡量的時候，我們的社會已經沒有底線，道德已經沒有標準。 」
吳建民還提到1991年，美國國務卿貝克出訪中國時提到人權問題，並且要求中共釋放貝爾親自帶來的一批政治犯和學生領袖名單，其中有一個名字叫吳建民。而時任外交部長錢其琛，以外交部有一個駐法國大使叫吳建民的來冒充獄中的吳建民。他和貝克國務卿講，你的吳建民搞錯了，吳建民是我們的新聞司司長，你看，他就在現場。那個吳建民就說：我在。然後貝克就指著他講：噢，你被放出來啦。這個故事被記錄在錢其琛的《外交十記》一書中。吳建民說：「我沒有辦法知道貝克當時是否相信了錢其琛和這個吳建民兩人之間的雙簧，但是歷史是不容得篡改的。」
持續發聲的希望
吳建民認為，對於共產黨這樣邪惡的政權，不能再抱有幻想，必須解體中共，「只有在中國建立一人一票選舉的新中國，才是我們的新中國。」
劉濟濰認為，自由中國一定會在中國實現，「因為共產黨得罪的人太多了，他必然倒臺。」
鄔萍暉說：「我們作為親歷者，又不得不在痛苦中把真相告訴大家。因為當局最希望的是全民遺忘這麼一場波瀾壯闊的運動，它希望大家都不知道。」他認為，顯而易見，今天中國大陸的社會矛盾急劇積累、惡化，而民主自由的大潮又是如此的勢不可擋。在未來的某一個時刻，歷史一定會再給一個契機，全民會重新起來。◇
（此文發表於1137A期舊金山灣區新聞版）
責任編輯：王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