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兰:面对罪恶 请别和我谈辩证法(孙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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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8月02日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博物馆——恐怖博物馆。进入博物馆大厅,首先撞入人们眼帘的,是一个很大的电视墙,电视墙的左面播放纳粹德国占领匈牙利时期的暴行,右面则播放斯大林时代的匈牙利专制政府所犯下的种种罪恶。

其实,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相比,匈牙利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算是“幸运”的了。

我们先来听听一个斯大林时代被投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劳改营(即恶名昭著的古拉格)中的母亲的讲述。这个在劳改营中幸存下来的年轻母亲哈娃‧沃洛维奇说:“我犯下了一生中最严重的罪行,那就是生下了自己唯一的孩子。”她的“小萝卜头”的生命历程,就像西伯利亚的苔藓一样卑微而短暂。

“我们三个母亲和刚降生的婴儿一起,合住在一个小牢房里。臭虫像沙子一样从屋顶和墙上往下掉。每天夜里,我都坐在孩子的小床边,把臭虫一个个掐死,并默默地祈祷上帝,不要让我和女儿分开,祈祷将会和她一起获释,即使沦为乞丐或者残疾。但是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祈祷,当我的宝宝刚刚开始蹒跚学步,我听到她说的第一个词‘妈妈’之后不久,在一个严寒的冬日,他们把衣衫褴褛的我们塞进一辆货车分别送到‘母亲劳改营’和只在规定时间允许探视的托儿所里。在那里,我的长着满头金色短发的矮胖的小天使,很快变成了一个苍白的幽灵。眼睛下面有乌青的阴影,嘴唇全都烂了。

我见过保育员早晨叫孩子们起床。她们连拉带拽地把婴儿从冰冷的床上拽起来,用冰冷的水给她们洗漱,又打又骂,孩子们甚至不敢哭喊。午饭只有水和土豆,没有碗和盘子,140人只有一个杯子。

……我发现她的小身体上常带青肿。一见到我,女儿就用皮包骨头的小手搂着我的脖子呜咽:妈妈,想家。她想回到自己的天堂,那间爬满臭虫的小牢房。

很快,15个月大的女儿意识到,对于家的向往是不现实的。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当我把她抱起来喂奶时,她的脸扭向一边,睁大眼睛凝视着远方,接着开始用无力的小手拍打我的脸,对我的乳房又抓又咬,向下指着她的小床。

那天晚上,当我抱着一捆送给保育员的木柴来到拖把儿所,小床上已经没人了,她被剥光了衣服与成年囚犯的尸体一起放在停尸房。”

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中,这样冰冷、锥心的故事俯拾即是。

据不完全统计,苏联曾建立了至少476个劳改营联合体,每个联合体由成百上千个独立的劳改营组成,这些劳改营大多散布在人迹罕至的冻原上。截至斯大林死去的1953年,有1800多万人被关进过劳改营,另有700多万人被流放到移民村,也就是说,仅是斯大林统治时期,就有约占苏联总人口百分之十五的2500万人被囚禁过。

那么,这些被投进古拉格的是什么人呢?不要以为他们都是犯有诸如盗窃、强奸或者杀人的罪犯。十月革命之初,列宁将上述人等视为布尔什维克的天然盟友,因此他们不是“革命”的主要对象。

早在列宁时期,古拉格就已经开始建立。列宁组建了契卡(即克格勃的前身),并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种罪犯——阶级敌人。契卡的主要职能就是贯彻列宁的红色恐怖政策,将这些阶级敌人投入古拉格,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口号:“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对契卡来说,可怕的不是敌人本身,而是没有敌人。

列宁曾签署命令:逮捕所有乘坐头等和二等包厢旅行的乘客,判处他们在矿井里强制劳动。——至于理由嘛,实在荒诞至极,因为他们看起来像“阴谋分子”。

是的,只要“看起来像”,就可以定罪,因为谁也不知道“阶级敌人”长什么样。于是,一个无票乘坐无轨电车的人也可以被定性为危害社会的“阶级敌人”而被判刑。契卡头子捷尔任斯基随身带着一个黑色的笔记本,上面潦草地记着他吃饭、散步或者工作时偶尔想到的“敌人”的名字,这些“敌人”都是随意认定的,只要名字上了这个小本,那么等待这个人的就将是监狱甚至死刑。

契卡和古拉格肇始于列宁时代,在斯大林时代登峰造极。为了巩固政权,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采取了最原始最野蛮也最干脆利落的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一部分真实的和看似敌人的公民从肉体上消灭。因此,建立古拉格的目的非常明确,它并不是一个改造人的地方,而是一个体现恐怖政策的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灭绝营。就其性质来说,它和奥斯维辛没什么区别。据档案记载,仅在斯大林时代的20余年间,就有多达近280万的古拉格囚犯被处死,这相当于整个蒙古国的人口,而这还不包括大量没有入档的直接被“正法”的死囚。

古拉格,一个罪恶之地,绝望之地,死亡之地!一个人类迄今为止最令人发指的暴虐之地!

离开古拉格,最便捷的途径是死亡,而进入古拉格的道路却有千万条。前政府人员、银行家的妻子、布尔什维克当年的同盟者、党内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偷拿了办公室一支铅笔的人、上班迟到的人、开政府玩笑的人、因为有一个在国外的从未见过面的远房亲戚的人、拒绝陪党的干部上床的女演员、因为自己效力的球队不幸战胜了克格勃头子贝利亚所喜爱的球队因此对贝利亚造成了“严重的感情伤害”的足球队员、被苏联占领的波罗的海国家的上百万的原住民、战俘、不听话的少数民族、二战期间的外国人(其中包括1万多名中国劳工和投奔社会主义制度而去的几乎全部共产党员)……更多的是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只是由于被街道或农庄的委员大妈在名字上打了叉,因此稀里糊涂成了“阶级敌人”的人。很多人是整个家庭被投入古拉格的,下至婴儿上至80高龄的老人都不能幸免。

一个古拉格的遗孀在苏联解体后接受采访时说:“天哪!你怎么还问为什么?那是一个不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时代。”俄国谚语“森林被砍,木片纷飞”正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于是,你的丈夫或妻子,你的父母或孩子,你的亲朋好友,你的老师或学生,你的同学或同事,昨天还在一起其乐融融地打闹、吃饭和交谈,一觉醒来,他们甚至你自己忽然变成了“阶级敌人”,被反剪双手扔进古拉格。于是,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时代,为了自保,告密成风,所谓“大义灭亲”的夫妻、父子、母女互相出卖司空见惯。

不过,抓捕时无需为什么,投入古拉格以后,就总得安一个罪名。曾经的古拉格囚犯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列举了31种酷刑,这些酷刑足以摧毁世界上最为坚强的人的意志,契卡们因此可以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任何口供,可以逼使囚犯承认安在自己头上的任何罪名。索尔仁尼琴在书中说:“我的兄弟!不要责怪那些因此失足的人,不要责怪那些成为弱者而在不该签的东西上签了名的人,求求不要向他们扔石头。在如此的酷刑之下,有多少人能够挺过来呢?我们若要责怪自污和出卖朋友的人,就得扪心自问我们能否忍受非人的折磨。”

在绝望的地狱中挣扎的囚犯们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在古拉格,只有死人笑得出来,因为他们终于解脱了。

是的,相对于非人的折磨和无尽的苦难,死亡有时竟也是温暖的。二战时,大约有100万古拉格囚犯被送上战场,他们被编入红军的“惩罚连”进行作战,执行最为危险的战斗任务,充当红军冲锋的第一波力量和在雷区用身体排雷。二战结束时,36%的“惩罚连”士兵战死,活着的人回国后立即又被投进古拉格。和这些重回古拉格的人相比,那些战死者真可以说是幸运的。

古拉格由纯粹的灭绝营转而成为苏联最大的经济体,是由于一个向政府献媚的囚犯的一封信。这个囚犯在给狱方的信中写到:“为什么要养着这些囚犯让他们白吃粮食等死呢?你要让他们干活,把食物的供应量和他的劳动量挂钩,能干的多吃,干不了活就饿死他。”当这封信呈献在斯大林面前时,这个独裁者喜出望外,用近乎零成本的囚犯的劳动建造伟大的工程,产生这种构想的人简直就是天才!构想迅疾变为现实。

从那以后,超强度的死亡劳动就成了古拉格的主旋律。衣不蔽体的囚犯们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内每天劳动12到16个小时,而一天的饭食仅是500克的黑面包加一勺飘着几片菜叶的烂菜汤。在这样的劳动和伙食条件下,大批大批的囚犯死于非命,因病无法上工的人会以怠工的罪名就地枪决。

有人幻想逃离这人间地狱,但逃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古拉格管理条例明文规定,如果有犯人逃走,那么负责监管这个犯人的看守就将顶替这个犯人服刑;如果击毙了逃跑中的犯人,那么看守就可以得到相当于他的两个星期工资的奖赏。可想而知,在这样冰冷的、充满兽性的规定之下,看守们对犯人的监管会是多么的严密。甚至,为了得到奖赏,有些毫无人性的看守还会导演犯人逃跑从而将其击毙的丑剧。

当然,再细密的网也会有漏出的鱼。有些犯人不堪折磨,冒死出逃,并且当真逃了出去。然而由于古拉格大多建在荒无人烟的冻原,因此即使逃出了囚犯区,等待他们的也十之八九是死亡。

《古拉格:一部历史》中有这样的描述:在极端残酷的现实面前,为了能够侥幸活下去,囚犯之间也不得不进行血腥的绞杀。两个逃跑的犯人,通常会带上一个刚被抓进古拉格、对内情不太了解的犯人,他们叫这个人为“口粮”。在荒原上跋涉两天之后,他们就把这个“口粮”杀死吃掉。而如果吃完了“口粮”,还没有逃出一望无际的荒原,那么这两个昔日的朋友就开始各怀鬼胎,他们整宿整宿地不敢睡觉,就等着对方支撑不住先闭上眼睛,然后趁机下手使对方成为自己的“口粮”。

地狱可以把任何一个人变成恶魔。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一人间地狱?——制度!

毫无疑问,在那样一种用斧头和鲜血铸就的登峰造极的专制制度之下,即使没有斯大林,也会产生斯中林、斯小林,古拉格的罪恶也会以大同小异的形式出现。苏联的专制模式输入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朝鲜、柬埔寨,这些国家没有斯大林,但都下出了和古拉格相同的罪恶的蛋。

如今,古拉格已经被它的囚犯的后代戈尔巴乔夫所埋葬,囚犯区变成了供游人猎奇的景点,那里曾经所发生的惨绝人寰的罪恶也像旅游纪念品柜台里的镰刀斧头一样离我们远去。但是,尽管古拉格的罪恶大白于天下之后,苏联人惊呼:“历史真相一旦公布于众,那显然表明,那些治理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可是对造成这些罪恶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并没有像纳粹德国的灭绝营那样被彻底清算。

曾经看到过很多文章,冠冕堂皇地论述说,对待事物要有一种辩证的眼光,比如评价斯大林和古拉格,对其功过应该一分为二。

呜呼!对待罪恶还要一分为二?难道在这个世界上,罪恶还分双鱼座和处女座?阿普尔鲍姆说:“在奥斯维辛,你将死于毒气室;在古拉格,你将死于绝望。”恶就是恶,两种罪恶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作为一个能够正常思考的人,无论你对专制极权抱有怎样的独立见解,根植于人类心灵的对于善恶是非的判断应该是大致相同的。或者,你将自己设想为那个被吃掉的“口粮”,那么相信你一定会对罪恶的“辩证法”嗤之以鼻。对罪恶的痛恨,应该是全人类的共识。

最后,引用一位朋友的话:能够产生古拉格这样人间惨剧的社会,一定是一个邪恶的存在;能够产生这样人道灾难的制度,一定是一个非人的制度。#

责任编辑:任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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