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1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何坚报导）2018年2月以来，北京女孩张佩已自杀三次；2018年12月11日后，西安大学城的不少学生陷入深深的惶恐；2012年薄熙来案发，胡锦涛因案情披露出的一个细节而震惊；2013年底北京市国安局局长落马后，习近平震怒不已。从草根百姓到中共总书记，他们身份迥异，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隐私被侵犯的受害者。
2018年12月11日，华商报、澎湃新闻等陆媒报导说，有市民爆料西安城北大学城内一家酒店，插座里暗藏摄像头，正对着床，已拍了1200个约14G视频。市民已经报警。该酒店毗邻多所大学，平日生意不错，周末经常爆满，得提前预订。爆料人称已在派出所内看过偷拍视频，“最担心已经在网络上传播了。”
偷拍成祸 14亿中国人无隐私
最近在大陆网络流传的网文《别脱衣，床边有个摄像头》，讲述了北京女孩张佩的遭遇。
2018年2月里的一天，成为张佩的梦魇。那一天她与男友在酒店夜宿，遭偷拍且视频在中国的黄色网站上传播。男友在压力下与她分手。10个月内，她三次自杀，未遂。文章称在中国，和张佩有类似遭遇的女孩，已经多到无法估算。
2018年10月，一对在某长租公寓住了半年的夫妻，意外发现床边插座里竟藏有摄像头，在看不到的第三只眼面前，他们直播了半年夫妻生活。另一对夫妇2017年新年期间住进一家五星好评的民宿，结果他们震惊地发现，面积仅20平的房间里，竟然安装了3个隐秘的摄像头。
在网络上，有个检查房间内是否有摄像头的四步曲，广为流传：关灯——打开手机相机——如果发现红点——说明有摄像头。
然而如今的摄像头，早已更新换代，针孔改为隐形，无光夜视只是标配，即使断电也能续航24小时或更久。技术发展让偷拍几乎无迹可寻。
偷拍之祸多年来在中国愈演愈烈。中共党媒2017年甚至发微博，“教育”民众哪些场所容易被偷拍，哪些物品容易被装摄像头。然而党媒的“教育”反而更让人疑神疑鬼：不管什么地方，都能隐藏针孔摄像头；不管什么东西，看着都像针孔摄像头。
该文揭示了一个可怕真相：偷拍，令14亿中国人再无隐私。
从商场、公车这类公共场所到租房、酒店等私隐场合，从细微难察的针孔摄像头到无迹可寻的隐形摄像头，偷拍这种阴暗行为，在大陆愈演愈烈，已强行渗入中国人的公众生活，演变为民众厌恶但只能无奈忍受的祸害。
中共官场偷拍成风
而且，不仅仅是升斗小民、中共权贵们，甚至最高层亦难逃被偷拍（或窃听）。
2012年王立军出逃美使馆后，美国转交给中共关于薄熙来密谋政变的证据，揭示出薄熙来曾经对胡锦涛等中共高层实施窃听。
2013年底北京市国安局局长梁克落马，被披露曾奉周永康之命，对习近平、李克强等高层进行窃听。
2015年1月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落马后，被披露曾策划主导偷拍前北京副市长刘志华的淫乱视频，以及曾主导对习近平等高层进行窃听监控。
从薄熙来、周永康，到最近被判无期的马建，这些落马高官不但揭开了中共内部贪腐、堕落和生死相搏的残酷真相，同时也牵扯出中共官场上的“偷拍风”。
《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曾报导过一个震撼性的故事，一个叫齐红的男子从上百名中共官员的汽车、办公室、卧房先后拆出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最密集时，一周内拆出四十多个。
齐红称，为防止被暗算，大陆官场现在流行在桑拿房谈交易，大家赤裸相见，可以最大限度减少被抓把柄的机会。官员与商人交谈前，也要相互拥抱，藉以查验对方有没有带窃听装置。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记者郎菲特（Frank Langfitt）与齐红交谈过。他花三十五美元买了一套简单的窃听器侦测装置。他在一个朋友的办公室里试用了该装置。五分钟时间里，他在台灯、几部电话和传真机里发现了若干窃听器。
无论是官场盛行的偷拍之风，还是民众痛恨的偷拍之祸，都映射出一个沉重的事实：在全世界监控最严密的中国社会，从升斗小民到最高掌权者，都无法保护自己的隐私。
偷拍在中国为何成灾
偷拍，侵犯他人隐私，轻则损名，重则害命。中国社会对于偷拍现象，多年来已展开许多讨论。
然而在中共党文化洗脑和舆论控制下，中国社会对于偷拍这种侵犯隐私的行为，大致有两种观点：
第一，偷拍是为满足人的阴暗心理，因为有利可图，所以会形成偷拍产业链；第二，其它国家也有偷拍，全世界都一样，所以中国的偷拍之祸无解，只能人人自危。
只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中国，偷拍肆虐的背后，的确存在利益需求；更深层的原因也确实是为满足一些人的阴暗心理，甚至淫邪欲望。然而，中国大陆与其它国家，不一样。
在外国，哪怕是在陆媒最常提起的韩国，偷拍虽然存在，的确也有人以此牟利；然而整体社会环境，从文化到司法都是抵制、打击这种侵犯隐私的不道德行为。
但在中国大陆，偷拍不再是人人为耻的阴暗行为，不再是个别人偷偷摸摸的举动，而是催生出了有着庞大需求的、渗透整个社会的产业链。
甚至于偷拍（或窃听）在中国不仅衍生出产业链，更是变异形成一种病态的“特务文化”。从政府官员到平民百姓，当内无道德律己、外无法律威慑时，无论是出于窥秘、淫邪或权斗等何种欲望，人人都可能为之。
如果说，中共通过系统地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将中国推入全民抢钱、放纵情欲、腐败透顶的时代，是在悄无声息地打开偷拍（侵犯他人隐私）的欲望大门，那么中共“与民为敌”的体制和“法治”，就是明火执仗地为偷拍推波助澜。
最典型的例证，就在于偷拍的官方和民间称呼上。在中共统治下，偷拍是基于民众角度的说法，在官方应该叫做“监控”，而且还有许多冠冕堂皇的名字，例如“天网工程”、 “雪亮工程”、“平安城市”等等。
中共监控（偷拍、窃听）民众的“平安城市”计划，早在2017年就已在全国部署了逾1.7亿个摄像头；其中公安部门直接掌握的“天网”摄像头就有2000万个。中共甚至还定下“宏大”的监控目标：2020年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
中共欲实现对民众无所不在的监控，意味着中共要最大程度的剥夺中国人的隐私权。在这种大环境下，偷拍为何在大陆成灾，不言而喻。
中共除了用“各国都有偷拍”的舆论宣传，为这种特务文化变相洗白之外，更多的还是用司法为偷拍开路，在大陆营造出一个默许，甚至纵容偷拍的病态社会环境。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叶紫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