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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6日讯】研究的是昆虫只能说昆虫，研究的是阿猫阿狗只能说阿猫阿狗。研究对象决定了研究的内容。可以从天文学家的瞳孔里看到星星月亮；可以从治污专家眼里看到乌烟瘴气。中国的政治现实如此，再怎么研究也脱不了《自治通鉴》、二十五史、三国、厚黑学、鲁迅柏杨龙应台杂文、国民党史、农民政权史、”红太阳怎么升起的”（高华）等等等等，既有些意思又很无聊。
世上的十几亿人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过日子；中国正当转轨的艰难时世，”16大”恐怕到不了中国政治转型的拐点；中国共产党主要还处于”宫廷政治学”阶段。戴晴女士感叹：”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最大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仍然是老百姓只能猜测的事务；中国今天基本上还属于集权统治，执政的共产党里边哪个人获得了哪个名头，基本上就是当今皇上（或垂帘者）了，而我们治下百姓会有什么样的日子过，无不与那人的学识、性情、偏好紧密相连，更不必说张扬于台面、策划于密室、须与他们酬酢周旋的大小政客了；共产党早在50年前就靠枪说话，把别的党派都变成了它的”亲密助手”，使他们失去了和共产党比民心、比实力的资格，百姓们只好认可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被动等候它出个好人为民谋利。”
“靠枪说话”，也就是京剧《沙家□》中胡传魁唱的”有枪就是草头王”，这不是”白社会”的局面。既然不是白社会，”山头政治学”或者”宫廷政治学”也就有成为学问的理由，传媒喜欢猜测、揣摩”宫廷政治”的文章，也就有市场。一个生活在洞穴世界的人，怎么可能只想着洞外的世界呢？
我对老大们的故事没有美感，而只有恐惧感。中国既然处在了已经松动又必须转轨的时刻，讲述洞中老大们的故事，就可以少一些写”惊恐小说”的投入。现在，关于16大的”宫廷政治学”猜谜游戏俱往矣，但汗牛充栋的”内行观察”，时至今日还让我后怕，让我只有不知”酒醒何处”的迷茫感。录几段备忘吧–
“谁是江泽民眼中的野心家？……无论如何，我总觉得他们的分量都不够，李瑞环担任政协主席，并没有实际权力，胡还没有抓到实权，曾则是目前地位还太低。我认为江泽民心目中的”野心家”可能是朱镕基。因为只有朱镕基在群众中有比较高的声望，并且在政治局常委中能纠合一批人同江泽民的留任企图对抗。””在目前7位政治局常委中，江泽民可以赢得李鹏和李岚清的支持，……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只能在会上有人带头而其它人响应……四比三赢江泽民。而这四个人中能同其它人形成默契而振臂一呼的，只有朱镕基可能具备这胆量和智能。”（林保华先生如是说）
“……江一直犹豫不决，首鼠两端。可是，犹豫不决的时间越长，自由选择的机会就越少。时至今日，江泽民的选择余地已经不大了。他已经摆明了贪恋权力和不肯将权力交给胡锦涛。””江胡恶斗已经拉开序幕。谁胜谁负我们尚难以断言。估计这场争斗很快就会见出分晓。不过有一点我们倒可以作出预断：如果江泽民得以留任，那么接下来，江泽民势必还要进一步打压胡锦涛。道理很简单，江胡的关系不同于邓江的关系。……””如果胡锦涛在十六大接班，他也会乘胜追击，尽快把握实权，剥夺江泽民垂帘听政的机会。有人说，即便胡锦涛接下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三项职务，他也需要一届或至少两年的功夫才可能掌握全部实权。我的看法相反，如果胡不能在一年半载之内摆脱江的阴影，他就自身难保了。”（胡平先生如是说）
“为什么说曾虽然可以在江的支持下制约甚至威胁胡，但却难以取胡而代之呢？关键也在于江的态度。事实上，胡曾相争的态势，而不是胡败曾胜的结果，当然更不是曾败胡胜的结果，恰恰是最有利于江泽民的。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曾庆红在旁，不怕胡锦涛不听江泽民的话；否则，’彼可取而代之’，就像我们说过的，甚至在胡锦涛接了位子之后，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另一方面，曾庆红十年效力江泽民，都说他为江氏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既然如此，难道江泽民不晓得曾庆红政治上的能耐甚至大于自己？对这样一员猛将，历来的君主驾驭之术都是：固然不能让他饿着，但是却也一定不能让他吃饱（以曾庆红的资历与能力，居然连年在政治局不能’转正’，你道这是偶然的吗？）。雄鹰吃饱之后，高飞远扬，排云蔽日，它还会听从猎人的呼哨吗？””以胡锦涛十年来的小心翼翼，胡身边还有曾在’看着’，江尚且不乏恋栈之心，要为’后十六大’自己能够发挥影响而精心安排下交班布局；如果换上雄心勃勃而又手腕高明的曾庆红，难道江泽民对于’后江’时代的中国政局更能发挥影响力？胡曾相制，老江得益，这既能保证胡锦涛听话，又能防止曾庆红独立。为此，我看江泽民可能并不愿意看到某一天曾庆红取代胡锦涛成为中共第一把手。”（吴国光如是说）
在几千年中国的皇权政治中，如此官场权术，哪一朝的”宫廷政治”不是一版再版？看了上面这些”威虎山厚黑学”，谁个心里不是蹦蹦作响？
老实说，我宁愿尊敬的林、胡、吴等等先生，没有读过中国史，没有上述李宗吾般的”宫廷政治”眼光。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他吃下去的东西；又听人说过，一个人知道什么，他就会使用什么。可不是么，知道筷子用筷子、知道刀叉用刀叉。幸亏林、胡、吴等等先生都还熟知现代文明政治，否则我真要悲呼”忍看朋辈成新鬼”了。
我故乡有”促狭鬼”、”烂肚肠子”之语，专门送给奸佞官人、摇鹅毛扇的，我不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高官们将来捐献的遗体，从头到脚流淌出的都是脓水。
仅仅陈义”现代政治学”，闭眼不看宫廷烂事，未免凌空蹈虚了，但”宫廷政治学”肯定不是好政治学。何平、高新们如果满足于出办宫廷政治畅销书，那就容易混同于一般文化商人，如果不是奸商的。对中国来说，好的经济学必定是秦晖先生论述的”转轨经济学”，同理，好的政治学当然是”转轨政治学”；好的观察家是用”转轨政治学”的视界透视”16大”–一方面对宫廷政治有深入的透视，一方面实实在在指出宫廷政治玩下去，既害了玩的人，又害了被玩的人，进一步告诉全中国，应当、必须如何用新政治取代旧政治。
我比较喜欢戴晴女士说的话，一方面她能揭示”用枪说话”的真面目，一方面她又点明务实的转轨办法：”……应该由它的党员公推，从小组到支部到总支，先选出代表，代表投票选委员会、再选常委和总头儿──对此，共产党不仅认账，还堂皇地写进自己的章程，可惜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那似乎天经地义的程序就是招晃一张，从来不曾对高层人事安排起过作用。……”
是的，共产党的最大毛病就是法学家贺卫平先生说到的”恣意妄为”，不讲理、不讲规矩。贺卫平先生说：我不怕你的规矩不好，只怕你不讲规矩、有规矩等于没规矩，到头来还是”有枪就是草头王”。现在，地方上的党官早已换届，早已不讲规矩了，那么”16大”除了上演一场不讲规矩的酷戏还有别的么？没有的话，无论对于输家还是赢家，都将是不幸的–赢得了今年还能赢了明年吗？毛泽东赢了吗？当然也是一个大输家！胡耀邦、赵紫阳是输了，但是何以见得邓小平、李鹏、江泽民就是赢家呢？张万年号召军队无条件拥江，谁知道他是想赢还是想输呢？
不错，赢一次算一次、赢一天算一天–那么”共产党人是没有明天的”？听起来这很像是拉斯维加斯的行话，但是，拉斯维加斯也比中国的股市更讲规矩，而今天的中国恐怕也没有多大政治赌徒的空间了，16大能够比拉斯维加斯文明一点么？
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中国人除了最高层对权柄看得很重很”清醒”外，整体上都处于一种得过且过、迷迷糊糊的状态。个体看，例如优秀的学者、思想者还是有的，但宏观地看，对整个国家的脉动似乎过于泰然、漠然。中国现在确实到了一个非常时期、紧要时刻，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谁都似乎没有系统具体的解决方案，被权力包裹得得意忘形、刚愎自用的最高层恐怕更浑不吝–它本身就是问题成堆的最大根源。章家敦先生说中国即将崩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扬帆先生这些年一直说中国面临着危机，我个人认为中国已经发生灾难，很可能暴发大的灾难。哲学家徐友渔的说法是：中国可怕的不在有盗匪，而在警察也成了盗匪。这里的警察当然是广义的。可是，如果冷静地看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不能不让我感到吃惊，一是有责任感、紧迫感的人很少，好像只要洪水没有进门麻将就可以照搓不误；二是使负责任的声音放大、放到足够大的努力，还十分小气。是的，放大声音很困难，最高当局是不允许，但这当然不是知识界小里小气的充足理由。
举一个例子，最近一批我所尊敬的学者们在夏威夷，就中国教育问题开了个研讨会，严家祺先生十分兴奋地说：中国新教育运动在夏威夷出发！严先生心中的参照是”新文化运动”。我没有这样乐观，因为我看到，这次会议的报导反映出来的主要还只是一个学术会议，实践色彩并不怎么浓。我的问题是：1，”会议中诞生的《中国教育宪章一百条》”如果是与会学者们的共识，那么，为什么不产生一个《中国新教育运动宣言》呢？为什么不诞生一个宣言，首先由与会者共同署名，并且连同《中国教育宪章一百条》再向国内知识界广泛征求连署，形成一个人气更旺、更加大气的文本呢？2，《中国教育宪章一百条》的精神”将会在中国大陆传播开来”，但是，能够传播到什么程度先不说，仅仅传播开来，距离一场”运动”也还早着呢！既然是与”新文化运动”相比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是怎样一种状态、怎样一种气魄？3，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推动，才能打破目前的教育垄断局面，从而获得”新教育运动”的实践载体呢？在远不能与”新文化运动”所处的政治环境相比的准全能政治时代，教育如何单兵独进？这些问题，看起来夏威夷会议的回答都还显得很不够–如果与会者想过要回答这些问题的话。
教育问题总算有了一个《中国教育宪章一百条》，政治体制呢，三农问题呢，国企改革呢，国有股产权转型呢，金融改革呢，新闻舆论呢，环境保护呢，民族问题呢，宗教信仰呢，……说实话，即使是纸上谈兵，也要谈得有个大模样，我们有中国的《联邦党人文集》吗？还要说句实话，现在即使不能指望中国思想界有什么实践作为，但指望中国一流同仁学者呕心沥血合作出一本中国的《联邦党人文集》来，不算苛求吧。否则，我们的学者们无论个人获得怎样大的学术成就，都无法弥补此一缺憾。研究纪念顾准也好，专业范围、思想范围内的深掘开拓也罢，出文集、全集也好，写回忆录也罢，都没有几十万字的”中国改革大纲领”工程来得重大。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很多朋友先前有所尝试、衷心期望的，更是中国全部的现实所要求的，否则，在人们的实践权利被冷冻着的局面下，（一旦有了平等的实践权利，有没有这样一部大纲领反倒无所谓了？）只能说明我们总体上仍处于捱日子的状态。或者说，总体上我们都还只是做着比较无关痛痒的事情。
这一回的16大，真正可以说是一次至关紧要的会议。党外人士固然无法从党内起作用，但是，人们是消极地”宫廷学”地关注它的人事呢？还是也可以积极地关注一些比人事更重要的东西呢？是被动等它开完再说呢，还是也可以通过舆论、通过其他可能的大气些的方式，发挥前置性的促动、警世作用呢？夏威夷会议是”八方共为教育谋”（陈奎德先生报导文章的题目），那么，可以不可以有一个会议或者通过其它方式，刮一次”八方共为全面改革谋”的民间舆论的中国风呢？我是故意将这番话说得晚些、说出来等于不说的，因为我知道我说早了也还是那么回事–做事是有不成文的规矩的，人们肩上的责任实际上是不同的，由能力、能量、资源等等决定的，我只是也只能”牛过了河拖尾巴”，但是，过去过了多少条河、接下来的何怎么过？
2002年10月29日
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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