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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6日訊】研究的是昆虫只能說昆虫，研究的是阿貓阿狗只能說阿貓阿狗。研究對象決定了研究的內容。可以從天文學家的瞳孔裡看到星星月亮；可以從治污專家眼裡看到烏煙瘴氣。中國的政治現實如此，再怎麼研究也脫不了《自治通鑑》、二十五史、三國、厚黑學、魯迅柏楊龍應台雜文、國民黨史、農民政權史、”紅太陽怎麼升起的”（高華）等等等等，既有些意思又很無聊。
世上的十幾億人還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過日子；中國正當轉軌的艱難時世，”16大”恐怕到不了中國政治轉型的拐點；中國共產黨主要還處於”宮廷政治學”階段。戴晴女士感嘆：”在21世紀的今天，世界最大的國家最高權力的交接，仍然是老百姓只能猜測的事務；中國今天基本上還屬於集權統治，執政的共產黨裡邊哪個人獲得了哪個名頭，基本上就是當今皇上（或垂簾者）了，而我們治下百姓會有什麼樣的日子過，無不與那人的學識、性情、偏好緊密相連，更不必說張揚於台面、策劃於密室、須與他們酬酢周旋的大小政客了；共產黨早在50年前就靠槍說話，把別的黨派都變成了它的”親密助手”，使他們失去了和共產黨比民心、比實力的資格，百姓們只好認可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被動等候它出個好人為民謀利。”
“靠槍說話”，也就是京劇《沙家□》中胡傳魁唱的”有槍就是草頭王”，這不是”白社會”的局面。既然不是白社會，”山頭政治學”或者”宮廷政治學”也就有成為學問的理由，傳媒喜歡猜測、揣摩”宮廷政治”的文章，也就有市場。一個生活在洞穴世界的人，怎麼可能只想著洞外的世界呢？
我對老大們的故事沒有美感，而只有恐懼感。中國既然處在了已經鬆動又必須轉軌的時刻，講述洞中老大們的故事，就可以少一些寫”驚恐小說”的投入。現在，關於16大的”宮廷政治學”猜謎遊戲俱往矣，但汗牛充棟的”內行觀察”，時至今日還讓我後怕，讓我只有不知”酒醒何處”的迷茫感。錄幾段備忘吧–
“誰是江澤民眼中的野心家？……無論如何，我總覺得他們的分量都不夠，李瑞環擔任政協主席，並沒有實際權力，胡還沒有抓到實權，曾則是目前地位還太低。我認為江澤民心目中的”野心家”可能是朱鎔基。因為只有朱鎔基在群眾中有比較高的聲望，並且在政治局常委中能糾合一批人同江澤民的留任企圖對抗。””在目前7位政治局常委中，江澤民可以贏得李鵬和李嵐清的支持，……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只能在會上有人帶頭而其它人響應……四比三贏江澤民。而這四個人中能同其它人形成默契而振臂一呼的，只有朱鎔基可能具備這膽量和智能。”（林保華先生如是說）
“……江一直猶豫不決，首鼠兩端。可是，猶豫不決的時間越長，自由選擇的機會就越少。時至今日，江澤民的選擇餘地已經不大了。他已經擺明瞭貪戀權力和不肯將權力交給胡錦濤。””江胡惡鬥已經拉開序幕。誰勝誰負我們尚難以斷言。估計這場爭鬥很快就會見出分曉。不過有一點我們倒可以作出預斷：如果江澤民得以留任，那麼接下來，江澤民勢必還要進一步打壓胡錦濤。道理很簡單，江胡的關係不同於鄧江的關係。……””如果胡錦濤在十六大接班，他也會乘勝追擊，盡快把握實權，剝奪江澤民垂簾聽政的機會。有人說，即便胡錦濤接下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三項職務，他也需要一屆或至少兩年的功夫才可能掌握全部實權。我的看法相反，如果胡不能在一年半載之內擺脫江的陰影，他就自身難保了。”（胡平先生如是說）
“為什麼說曾雖然可以在江的支持下制約甚至威脅胡，但卻難以取胡而代之呢？關鍵也在於江的態度。事實上，胡曾相爭的態勢，而不是胡敗曾勝的結果，當然更不是曾敗胡勝的結果，恰恰是最有利於江澤民的。有一個虎視眈眈的曾慶紅在旁，不怕胡錦濤不聽江澤民的話；否則，’彼可取而代之’，就像我們說過的，甚至在胡錦濤接了位子之後，也並不是什麼難事。另一方面，曾慶紅十年效力江澤民，都說他為江氏王朝的建立和鞏固立下了汗馬功勞。既然如此，難道江澤民不曉得曾慶紅政治上的能耐甚至大於自己？對這樣一員猛將，歷來的君主駕馭之術都是：固然不能讓他餓著，但是卻也一定不能讓他吃飽（以曾慶紅的資歷與能力，居然連年在政治局不能’轉正’，你道這是偶然的嗎？）。雄鷹吃飽之後，高飛遠揚，排雲蔽日，它還會聽從獵人的呼哨嗎？””以胡錦濤十年來的小心翼翼，胡身邊還有曾在’看著’，江尚且不乏戀棧之心，要為’後十六大’自己能夠發揮影響而精心安排下交班布局；如果換上雄心勃勃而又手腕高明的曾慶紅，難道江澤民對於’後江’時代的中國政局更能發揮影響力？胡曾相制，老江得益，這既能保證胡錦濤聽話，又能防止曾慶紅獨立。為此，我看江澤民可能並不願意看到某一天曾慶紅取代胡錦濤成為中共第一把手。”（吳國光如是說）
在幾千年中國的皇權政治中，如此官場權術，哪一朝的”宮廷政治”不是一版再版？看了上面這些”威虎山厚黑學”，誰個心裡不是蹦蹦作響？
老實說，我寧願尊敬的林、胡、吳等等先生，沒有讀過中國史，沒有上述李宗吾般的”宮廷政治”眼光。費爾巴哈認為，人的本質就是他吃下去的東西；又聽人說過，一個人知道什麼，他就會使用什麼。可不是麼，知道筷子用筷子、知道刀叉用刀叉。幸虧林、胡、吳等等先生都還熟知現代文明政治，否則我真要悲呼”忍看朋輩成新鬼”了。
我故鄉有”促狹鬼”、”爛肚腸子”之語，專門送給奸佞官人、搖鵝毛扇的，我不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高官們將來捐獻的遺體，從頭到腳流淌出的都是膿水。
僅僅陳義”現代政治學”，閉眼不看宮廷爛事，未免凌空蹈虛了，但”宮廷政治學”肯定不是好政治學。何平、高新們如果滿足於出辦宮廷政治暢銷書，那就容易混同於一般文化商人，如果不是奸商的。對中國來說，好的經濟學必定是秦暉先生論述的”轉軌經濟學”，同理，好的政治學當然是”轉軌政治學”；好的觀察家是用”轉軌政治學”的視界透視”16大”–一方面對宮廷政治有深入的透視，一方面實實在在指出宮廷政治玩下去，既害了玩的人，又害了被玩的人，進一步告訴全中國，應當、必須如何用新政治取代舊政治。
我比較喜歡戴晴女士說的話，一方面她能揭示”用槍說話”的真面目，一方面她又點明務實的轉軌辦法：”……應該由它的黨員公推，從小組到支部到總支，先選出代表，代表投票選委員會、再選常委和總頭兒──對此，共產黨不僅認賬，還堂皇地寫進自己的章程，可惜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那似乎天經地義的程序就是招晃一張，從來不曾對高層人事安排起過作用。……”
是的，共產黨的最大毛病就是法學家賀衛平先生說到的”恣意妄為”，不講理、不講規矩。賀衛平先生說：我不怕你的規矩不好，只怕你不講規矩、有規矩等於沒規矩，到頭來還是”有槍就是草頭王”。現在，地方上的黨官早已換屆，早已不講規矩了，那麼”16大”除了上演一場不講規矩的酷戲還有別的麼？沒有的話，無論對於輸家還是贏家，都將是不幸的–贏得了今年還能贏了明年嗎？毛澤東贏了嗎？當然也是一個大輸家！胡耀邦、趙紫陽是輸了，但是何以見得鄧小平、李鵬、江澤民就是贏家呢？張萬年號召軍隊無條件擁江，誰知道他是想贏還是想輸呢？
不錯，贏一次算一次、贏一天算一天–那麼”共產黨人是沒有明天的”？聽起來這很像是拉斯維加斯的行話，但是，拉斯維加斯也比中國的股市更講規矩，而今天的中國恐怕也沒有多大政治賭徒的空間了，16大能夠比拉斯維加斯文明一點麼？
我覺得，包括我自己在內，中國人除了最高層對權柄看得很重很”清醒”外，整體上都處於一種得過且過、迷迷糊糊的狀態。個體看，例如優秀的學者、思想者還是有的，但宏觀地看，對整個國家的脈動似乎過於泰然、漠然。中國現在確實到了一個非常時期、緊要時刻，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誰都似乎沒有系統具體的解決方案，被權力包裹得得意忘形、剛愎自用的最高層恐怕更渾不吝–它本身就是問題成堆的最大根源。章家敦先生說中國即將崩潰，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揚帆先生這些年一直說中國面臨著危機，我個人認為中國已經發生災難，很可能暴發大的災難。哲學家徐友漁的說法是：中國可怕的不在有盜匪，而在警察也成了盜匪。這裡的警察當然是廣義的。可是，如果冷靜地看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不能不讓我感到吃驚，一是有責任感、緊迫感的人很少，好像只要洪水沒有進門麻將就可以照搓不誤；二是使負責任的聲音放大、放到足夠大的努力，還十分小氣。是的，放大聲音很困難，最高當局是不允許，但這當然不是知識界小裡小氣的充足理由。
舉一個例子，最近一批我所尊敬的學者們在夏威夷，就中國教育問題開了個研討會，嚴家祺先生十分興奮地說：中國新教育運動在夏威夷出發！嚴先生心中的參照是”新文化運動”。我沒有這樣樂觀，因為我看到，這次會議的報導反映出來的主要還只是一個學術會議，實踐色彩並不怎麼濃。我的問題是：1，”會議中誕生的《中國教育憲章一百條》”如果是與會學者們的共識，那麼，為什麼不產生一個《中國新教育運動宣言》呢？為什麼不誕生一個宣言，首先由與會者共同署名，並且連同《中國教育憲章一百條》再向國內知識界廣泛徵求連署，形成一個人氣更旺、更加大氣的文本呢？2，《中國教育憲章一百條》的精神”將會在中國大陸傳播開來”，但是，能夠傳播到什麼程度先不說，僅僅傳播開來，距離一場”運動”也還早著呢！既然是與”新文化運動”相比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是怎樣一種狀態、怎樣一種氣魄？3，究竟通過什麼樣的推動，才能打破目前的教育壟斷局面，從而獲得”新教育運動”的實踐載體呢？在遠不能與”新文化運動”所處的政治環境相比的準全能政治時代，教育如何單兵獨進？這些問題，看起來夏威夷會議的回答都還顯得很不夠–如果與會者想過要回答這些問題的話。
教育問題總算有了一個《中國教育憲章一百條》，政治體制呢，三農問題呢，國企改革呢，國有股產權轉型呢，金融改革呢，新聞輿論呢，環境保護呢，民族問題呢，宗教信仰呢，……說實話，即使是紙上談兵，也要談得有個大模樣，我們有中國的《聯邦黨人文集》嗎？還要說句實話，現在即使不能指望中國思想界有什麼實踐作為，但指望中國一流同仁學者嘔心瀝血合作出一本中國的《聯邦黨人文集》來，不算苛求吧。否則，我們的學者們無論個人獲得怎樣大的學術成就，都無法彌補此一缺憾。研究紀念顧準也好，專業範圍、思想範圍內的深掘開拓也罷，出文集、全集也好，寫回憶錄也罷，都沒有幾十萬字的”中國改革大綱領”工程來得重大。這話不是我說的，而是很多朋友先前有所嘗試、衷心期望的，更是中國全部的現實所要求的，否則，在人們的實踐權利被冷凍著的局面下，（一旦有了平等的實踐權利，有沒有這樣一部大綱領反倒無所謂了？）只能說明我們總體上仍處於捱日子的狀態。或者說，總體上我們都還只是做著比較無關痛痒的事情。
這一回的16大，真正可以說是一次至關緊要的會議。黨外人士固然無法從黨內起作用，但是，人們是消極地”宮廷學”地關注它的人事呢？還是也可以積極地關注一些比人事更重要的東西呢？是被動等它開完再說呢，還是也可以通過輿論、通過其他可能的大氣些的方式，發揮前置性的促動、警世作用呢？夏威夷會議是”八方共為教育謀”（陳奎德先生報導文章的題目），那麼，可以不可以有一個會議或者通過其它方式，刮一次”八方共為全面改革謀”的民間輿論的中國風呢？我是故意將這番話說得晚些、說出來等於不說的，因為我知道我說早了也還是那麼回事–做事是有不成文的規矩的，人們肩上的責任實際上是不同的，由能力、能量、資源等等決定的，我只是也只能”牛過了河拖尾巴”，但是，過去過了多少條河、接下來的何怎麼過？
2002年10月29日
原載《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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