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1月08日讯】陕西省西安市应对新一波本土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疫情，于去年12月23日开始封城，引发诸多乱象和惨剧。有大陆自媒体罕见发表评论文章表示，地方当局的危机处理方式蕴含巨大潜在风险，回归到计划经济时代，并充满官僚主义特征。不过，有评论认为，这绝不是中共一个地方的问题，并且与中共的本质一脉相承。
微信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6日发表署名“BJ王明远”的文章，以“西安封城危机背后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为题指出，西安最重要的问题是这种社会危机处理方式，“蕴含了巨大的潜在风险”。
文章以西安民众抱怨最多的食物匮乏问题为例表示，在最严厉的封城令下，城市的市场供应体系被暂时冻结。市民日常供给回归到计划经济时代的配给制，由街道、社区分发食物。
文章直言，这种配给制效率低、速度慢，很多人吃不上菜；不能将供给与需求之间有效匹配，每家分到手的不是自己最需要的，导致很多家庭只好用原始的“以物易物”方式解决。
文章还对比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1970年代的柬埔寨都发生过这种大面积饥荒惨剧，用“我们刚刚告别饥馑没有多久”暗示中共建政后人为造成的大饥荒，警告“万万不能走以前的老路”。
文章还说，西安封城反映的另一个问题是官僚主义下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失灵。比如，某孕妇没有核酸证明不能就医，导致大出血流产；某心脏病人被各种医院拒收，在拖延了8个小时后不治身亡；小区失火，因大门被封闭，消防队不得不翻墙救援；为了实现所谓的“社会面清零”目标，将疫情重灾区西安航空学院的转移到安康；还有“一码通”崩溃的问题。
文章以前苏联僵化的官僚主义以及作者前年在内蒙古亲历的中共官场懒政为例，直指官僚主义的特征就是，只对上级命令、红头文件负责，不会根据任何实际情况变通；只管自己，不惜以邻为壑；只珍惜乌纱帽，不管老百姓死活。
文章还认为，市场和民主的方法，仍是人们应对社会危机效率最高、代价最小的方法。而二战中“奉行了市场和民主原则的国家，其损失是最低的”。
文章说，西安疫情虽然紧迫，但完全没有必要采取如此严厉的“社会熔断”暂停几乎所有商业活动。政府只要封闭小区，就可控制99%以上的人流，在公共卫生学上，这一力度已可基本遏制病毒扩散。同时应尽量允许外卖方式运营的商业继续营业，而不是把社会“打回石器时代”。
文章还批评中共抗疫所吹捧的网格化管理，指出社会被网格化、碎片化是另一个风险，很容易让社会的种种机能丧失殆尽。“个体原子化”都处于无助状态；而政府的服务职能又不能对社会每个角落实现全覆盖，这使得社会运转处于随时可能失控高风险状态，也是西方国家不愿如此封城的原因。
文章还说，从西安封城的种种社会问题看，那些人类历史的悲剧并未远去，“这根本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亲北京港媒“香港01”1月7日也刊发题为“从武汉到西安 中共政坛隐藏着多少无能官员？”文章，点出西安封城以来各种弊病，包括当局再次亮出“删帖”蠢招。文章最后直批地方官员“无能”。
评论：中共从骨子里漠视生命
评论人士周晓辉在大纪元撰文表示，陕西一众官员已被西安人、陕西人乃至全国民众，背地里骂得个狗血喷头。但陕西的官员内心也觉得委屈，虽然他们也有问题，但并非全是他们的责任。
据网上披露的官方文件显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刘国中1月1日下令，西安4日必须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因为4日是冬奥会一个月倒计时的开始。在数万民众被拉到郊区县市隔离点后，西安如期完成了“清零”任务。
1月2、3日，刘国中和陕西省省长赵一德均在工作场合上强调，疫情防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孙春兰副总理要求”，“从严从紧采取过硬措施，咬紧牙关坚决严防死守”，等等。
周晓辉说，刘国中、赵一德之语都在暗示，西安的“社会面清零”政策是基于习近平的指示和批示的，是孙春兰具体要求的。
事实上，自中共病毒疫情在湖北武汉开始爆发以来，中共一直坚持使用疫情“清零”政策，一旦发现确诊病例，就劳师动众地封锁、全员检测、集中隔离，措施严厉的封村封户、封小区、封城，已成为全国共用模式。
《财富》杂志撰稿人、评论家Clay Chandler在1月7日分析说，中共至少会在二十大前坚持所谓的“清零”政策，因为该党吹捧“清零”是一项标志性的成功——展示了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周晓辉的文章认为，中共官员当然早知道封城的后果，只是在他们眼中，防疫高于一切，乌纱帽高于一切。而由众多心中无百姓，只有权钱的官员组成的中共，最终被人民抛弃只能是必然。
另一位评论人士颜丹也在大纪元发文表示，百年来，共产主义“所到之处，伴随着战乱、饥荒、屠杀和恐怖”。中共对生命的漠视、对老百姓的狠辣，从一开始就是计划好了的，是它骨子里带着的。而从最早爆疫情的武汉到如今的西安，中共始终在用行动表明，即使把人活活饿死，也都在所不惜。
责任编辑：宁海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