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虎宇:习近平新时代 新极权构建的新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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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2年10月25日讯】2022年10月16日,中共二十大在北京如期召开,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习近平在这次会议后打破邓小平制定的中共领导人任期惯例,获得了史无前列的三连任,中共的历史走入一个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按照中共官方的逻辑,这是一个由习近平思想为主导,依据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等意识形态体系构建的新时代,将体现中华民族在中共几代领袖的领导下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百年梦想。

中共的统治手段主要依靠两方面,一个是暴力,一个是谎言。很显然,无论这个“习近平新时代”被官方吹捧的如何光辉绚丽,但万变不离其宗,“习近平新时代”的所有理论和思想体系都只是一个个被精心包装的新谎言而已,这些谎言只能依靠中共国家机器所拥有的全部暴力手段来强制推行,依靠对舆论的绝对控制来保证其不被质疑。只要中国社会有一点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空间,这些谎言体系也就会在一夜之间崩溃。“习近平新时代”并不是一个让中国强大的新时代,而是中共谎言治国和暴力镇压的新时代,是中国人民的新噩梦。

一、中共教主的两大法宝 军权和意识形态权

在《大纪元》2004年底刊发的《九评共产党》社论中,第一次从概念到理论、从历史到现实完整地揭示了中共是一个真正的邪教组织,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邪教组织。中共的实际领导人不一定是那个名义上的总书记或者党主席,而是掌握了军权和意识形态权的那个人物,军权代表着掌握了最强大的暴力机器,可以操控别人的生死;意识形态权代表着思想控制权,就是掌握了判断真假好坏的权力,可以控制别人的思维和舆论。能同时掌握这两个权力的人就是中共的实际掌舵者,也就是中共的教主。

对中共教主而言,意识形态权与军权就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两者同样重要。缺乏意识形态权,就不能控制舆论,中共领导人权力的合法性就可能受到质疑,军权也会不稳,随时有可能被推翻。在欧洲中世纪,很多国王因为不能同时掌握教权,无法避免来自教权对自己王权的批评,他们只能通过向教权屈服来换取王位合法性不受威胁,因此,这些国王的权力就会受到限制,这也是欧洲政治文明中虚君传统的来源之一(另一个来源是封建制度下贵族对王权的制约)。中共邪教以数千万党员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从思想层面到基层组织对国家系统全面控制的极权体系,其中构建和维护意识形态权就是每任中共教主在获得军权和政权之后最重要的一项经国大事。

在中共的延安时代,经过遵义会议之后逐渐掌控中共军权的毛泽东,开始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与获得莫斯科支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班出身的王明争夺中共教主地位。毛泽东随后发起了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既是一场政治清洗运动,同时也是一场重新塑造中共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运动,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将中共的指导理论从马克思主义改造为“毛泽东思想”。

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指定了二十二个学习文件,其中毛泽东的著作有六篇,占最多比例,国外作者如列宁、史达林的著作居次要位置。整风运动委员会宣布:“在所分发的文件和材料中,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实际斗争状况,因此必须当作思想改造的重要武器认真读和反复读。”委员会指出,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理论著作。而共产国际和以前的中共文件,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指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员)的文章都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文章,谁读的多,谁就会成为教条主义者。”

整风运动的结果是正式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当1945年“毛泽东思想”出现在中共七大的正式文件中时,也意味着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的第一代教主。

毛泽东死后将权力传给了华国锋,从职位上来看,华国锋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中共党内首次将这三项权力集于一身的人物,表面上看应该是前仕途顺遂,但是仅仅五年内,华国锋就被邓小平等中共元老排挤出中共最高权力体系。华国锋没有成为中共第二代教主的原因就在于,其一华国锋没有真正掌控军队;其二华国锋在意识形态领域遭遇了滑铁卢式的失败。

华国锋上台后推行“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实质就是毛泽东犯的错误都不能动,这让文革之后复出的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老干部们非常不满。1978年5月,一场针对“两个凡是”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出现在中央级的党报上,形成对华国锋意识形态的舆论围剿,这场辩论从中央到基层,波及全国范围,持续三年之久,一直到华国锋陆续交权下野。在1980年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被迫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由赵紫阳接任;在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

华国锋之后,军权掌握在邓小平手中。掌握军权的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接连撤换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党的一把手,并安排了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位接班人。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在创建自己的意识形态,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取代了“两个凡是”,成为中共新的意识形态。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为全党的指导,邓小平正式成为中共第二代教主。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称为“邓小平理论”,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理论”被写入中共党章,成为中共指导思想之一。

邓小平之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也都创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包括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虽然江泽民和胡锦涛名义上算是中共的第三、四代教主,但是他们的权力来源于邓小平,他们的大政方针也都是延续了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属于邓小平时代的延续。

二、“习近平新时代”:三权合一追求全球霸主

对于第五代教主习近平来说,继承邓小平的政治遗产显然不是他的志向,习近平要的是超越邓小平,比肩毛泽东。2017年10月24日,在中共十九大会议的最后一天,大会通过了中共党章修正案决议,除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党章之外,写入党章的还包括“四个自信”;“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从严治党”、“四个意识”;“中国梦”、“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习近平强军思想”等内容。与此同时,在党章修正案中,也加入了很多“强国”的字眼,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被修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被修改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被修改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也就是说,早在五年前的十九大的党章修正案中,习近平已经开始一股脑地塞进去很多自己的东西,这些内容表现出习近平的意图就是要成为中共党史上第二个百年历史的开创者,成为一个全新时代的中共教主,有点类似于前面一百年是毛王朝,这后一百年习近平要把它打造成习王朝。而二十大的党章修正案,写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发展”,二十大会议并要求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这一思想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这标志着习近平正式开启了自己的习王朝。

在政治体制方面,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邓小平时代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继承毛泽东时代中共政治体制的全部内容,只是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干部的选拨和任期上,邓小平时代逐渐取消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形成任期制,从毛时代台面上的独裁专制转入幕后垂帘听政,从毛泽东一人独裁转变为中共元老集领导。而“习近平新时代”的政治体制,从领袖称号的恢复到个人终身独裁,将全面回归毛时代。

在经济体制上,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和权贵市场经济是对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和计划经济体系的颠覆,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将是对毛邓政策的融合。一方面习近平时代的经济依然是一种权贵市场经济,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同时并存,自由竞争与权贵对市场垄断同时并存,但是在经济自由度上比邓小平时代要后退,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比重将会大幅增加,党对企业的控制将会向毛时代靠拢,尤其是将建立一系列习近平和中共中央直接控制的超级垄断企业去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追求经济和科技的全球霸权,以取代美国,成为军事和政治上的全球霸主。

2022年9月1日,中共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在关于中共国企改革的专项会议上称,要加强央企的专业化整合力度,把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要更多企业和地区做到“一业一企、一企一业”,基本消除企业规模小、技术弱等问题。这则消息让中共的“基石计划”再次显露在世人眼前。

“基石计划”是习近平时代的中共试图通过国家垄断方式,缔造行业巨头,从而参与全球竞争以及影响全球经济的经济控制计划。根据中共发布的消息,纳入“基石计划”的大型央企将有98家。据接近北京官场的人士此前透露给大纪元的消息,中共要央企做大做强,不仅要在国内做老大,二十大后的目标,就是要求垄断级别的央企对世界能产生绝对的影响。

除了基石计划之外,习近平的新经济模式还体现在往私营企业派驻党组织,将私营企业逐渐操控在共产党手中。基石计划以及国进民退的经济控制模式,代表着习近平的一种底线思维,是习近平稳定政权基础的底盘。如果与西方发生战争,发生经济脱钩的情况下,中共这个庞大的邪教组织将如何生存?对习近平来说,只有将国家的经济命脉以及经济控制权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才算具备了与西方抗衡的基本盘。

“习近平新时代”的共产党组织以“两个确立”为指导,成为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工具。所以,通过共产党垄断大型企业以及操控私营企业,习近平试图建立一个不但控制政治权力(包括军权)、意识形态权力,同时还将控制整个国家经济权力的个人独裁的超级极权体系。

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也是控制了这三项权力,但是毛时代中国经济落后,体量非常小,不具备全球影响力。在邓小平时代,邓小平只控制了军权和意识形态权,登上了中共第二代教主的宝座,但是政权是由八个元老一起控制,最终形成邓小平和陈云双峰政权体制(江泽民时期是元老影响下的江泽民半独裁体制,胡锦涛时期政治上是集体领导);由于政治上的分权,在经济领域,邓小平时代形成太子党集团一起瓜分国家财富和市场资源的模式(江胡时期依然是这种经济模式)。

而在“习近平新时代”,习近平不仅完全控制政权和意识形态权,形成个人终身独裁,还将控制中国所有的大型国有企业,形成一业一企,完全垄断市场的格局,邓小平时代太子党瓜分国有资产和市场资源的格局将被打破重组,所有太子党的企业集团必须依附于习近平的权力体系才能获得财产和人身安全。与毛泽东时代不同,习近平继承的是经济体量全球第二的一个超大经济体,如果这个经济体真的像习近平正在计划的那样,形成习近平一统江湖的一业一企的局面,那么,全球经济和政治生态将出现一个巨大的异数,或者说是一颗超级肿瘤。

三、四面楚歌 经济崩溃 习近平新王朝尽显败象

但是,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实质是建在一个新废墟之上,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这个新时代都没有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从政权本身来看,习近平表面上获得了新的最高统治权,但代价却是得罪了党内几乎所有的其它派别,这将使习近平的新政权基础非常脆弱。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如果有人再像毛泽东那样搞个人崇拜和个人终身独裁,在中共体制内就已经是一种逆流,很容易成为大家共同的靶子,习近平搞三连任以及可能的终身独裁,就是把自己树立为靶子,成为所有其它派别攻击的对象。二十大习近平的登顶之路,从一开始就是步步惊心,从习下李上的政治谣言到处疯传,到彭载舟四通桥横幅的临门一脚,可以说,习近平新王朝已经成为朝野上下,从庙堂到民间的共同敌人,这股反习的声浪在二十大后只会越演越烈,甚至会引发习家军内部的分裂,历史上袁世凯称帝引发的北洋军内部分裂就是一个前车之鉴。

民国初年,当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北洋军的各大统领都效忠于袁世凯,帮助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巩固袁世凯的权力。但是当袁世凯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将自己推向皇帝的宝座后,北洋军阀内部就开始分裂,掌握北洋军半壁江山的段祺瑞、冯国璋不但不执行镇压云南护国军的命令,冯国璋还和反袁势力暗通款曲,并联络五位北洋将军发密电反对帝制,导致袁世凯众叛亲离,皇帝梦成为一枕黄粱。

北洋军阀反帝制各有各的理由,但是至少有一个最切实的理由,就是袁世凯称帝一旦成功,北洋军的这些大员们就丧失了晋升国家元首的机会,这对于已经经历民初共和体制洗礼的新军阀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历史的事实也是这样,袁世凯的亲密战友们分享了反袁反帝制的胜利果实,1916至1917年,冯国璋担任副总统、代理总统,1918至1922年,徐世昌担任大总统,1923至1924年,曹锟担任大总统,1916至1918年,段祺瑞担任总理。而当今习近平意图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独裁帝国,不也是断绝了习家军各诸侯的上升之路吗?那些进入政治局的习家军大员,离最高权力只有一步之遥了,他们会甘心永远臣服在习近平的个人权威之吗?他们难道不会与外部的反习势力联合起来搞一些让习近平防不胜防的各种形式的“政治团伙”吗?

从经济层面来看,习近平新王朝一开始就面临一个百叶凋敝、外资撤离、精英卷款纷纷往外“润”的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而这个局面正是习近平为了保证其二十大登顶而一手造成的。

2019年末,新冠肺炎(中共病毒)首先在中国武汉爆发,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高层的隐瞒和故意纵容下,这波疫情很快从武汉传播到世界各地,引发了全球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巨大改变,而中国则在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所谓大国抗疫政策下,陷入了一场文革2.0式的内乱,这也是中国经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2022年初,新冠肺炎的新变种奥米克戎病毒再次肆虐全球,这种病毒虽然传播力很强,但是致死率非常低,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与病毒共存形成群体免疫的科学防疫措施。而中共却逆历史潮流,依旧执行严格的封锁措施,2022年3月份开始,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由于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而被封锁了两个月,几乎将这个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彻底熄火。在上海被封锁的同时,据日本野村银行4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中国当时有45座城市的3.73亿人处于某种形式的封控之下,约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城市每年贡献约7.2万亿美元的GDP。

7月15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5%,处于过去三十年以来的最低点。

据美国之音10月18日报导,路透社对40名经济分析师的调查发现,他们对中国第三季度的增长预期中值为3.4%,第四季度的增速可能会提高至3.8%,全年经济增速将会达到3.2%。路透社说,这将是中国从1976年文革结束以来的46年中最低的经济增速。

接受路透社调查的专家们认为,拖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抗疫清零。上半年,中国核心经济地带上海、浙江、长三角等许多地方实施了大规模封城,导致大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供应链崩溃。

美国之音报导说,中国官方原本期望下半年疫情会有好转。但实际上,受中共二十大影响,各地政府为给二十大顺利召开营造“有利环境”而对零星的疫情反扑采取了格外严厉的“清零”应对,使得预期的报复性增长不仅没有出现,反而给经济增长增添了新的变数。

至于说习近平寄予希望的98个巨无霸央企,这种大型垄断央企一定会损害地方利益,会撕裂中国目前的一些市场化经济结构,这种退回计划经济的经济模式,预计在中共内部将引发更大的问题。

习近平的清零封城以及整肃民营科技巨头和民营经济,导致中国供应链断裂、生产停滞、中小企业倒闭,外资撤离,直接和间接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房地产和地方银行的暴雷,这些危机耗尽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几乎所有主要驱动力。2022年是习近平开启新王朝的一年,也是中国经济危机全面爆发的一年。

四、中共谎言立国 “习近平新时代”黄粱梦尽

根据中共官方的表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是中共的党话,翻译成人话就是,习近平思想是邪恶马列主义毒害中国人民的最新版本。

中共意识形态的老祖宗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套邪恶的思想体系,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基本原理掰开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一套彻头彻尾的假哲学,其概念模糊、逻辑混乱、推理错误,结论也不可能被任何经验和实践所证实(有关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共意识形态的理性辨析,笔者曾经写过12篇《中共意识形态之理性批判》的哲学专著,可以在《大纪元》网站检索)。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共产党宣言》是欧洲邪教“撒旦教”为了诬蔑《圣经》,破坏神对人类的教诲而委托马克思撰写的一部假哲学,马克思曾经自己说,《共产党宣言》是“粪、污秽之书”。

但是这部污秽之书,由于可以为共产党阴谋家夺权打造自己的专制独裁王国提供意识形态资源,所以,被强行的灌输给其治下的民众。各代共产党教主也不遗余力的对这套假理论进行修修补补,不断推出它的新补丁,以维持对民众指鹿为马的洗脑效果。

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代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它的核心体系是毛泽东在1937年7月和8月份撰写的两篇文章《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文章的实质就是为全党洗脑,让中共党员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放下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和报国热忱,一心一意的跟随毛泽东执行“假抗日、真通敌”的卖国路线,利用中日战争的机会颠覆中华民国,夺取中国的政权。在抗日战争后中华民国国力衰败、百废待兴之际,毛泽东对中华民国发动战争,最终在苏联的帮助下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为中共的一党独裁提供所谓合理性依据。文革期间,毛泽东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其扫清政敌提供理论支援。可见,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两个字——夺权,其所谓的理论体系都是为了夺权以及维护权力所进行的舆论动员而已。

中共第二代教主邓小平的理论如果也要两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赚钱,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不要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能赚钱、能发展经济、能增强综合国力,以经济建设成果加强了中共的统治,就是社会主义。中共的发展和崛起正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今天中共体制内的权贵都是邓小平路线的受益者。到了江泽民时代,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其实质是在理论层面解决“让谁赚钱”的问题,就是让共产党这个组织从起初的所谓无产阶级的代表,转变为资本家的代表,这是对邓小平理论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路线的具体化执行。

胡锦涛的理论体系是“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其核心在于后者。共产党并不真正关心如何科学的发展,而是不择手段的以牺牲环境资源来发展经济,在中共太子党以及权贵阶层在改革开放中依靠对政权和经济资源的垄断而迅速暴富后,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再加上中共权贵不断侵犯民众的土地、房产和企业,以及中共在人权上对中国民众的迫害日益加剧,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官民对立势如水火。据统计,中国大陆的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8,700起、1999年超过3.2万起、2003年6万起、2004年7.4万起,到2005年的8.7万起(包括妨碍公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斗殴、滋事等),13年间增加10倍。另据中共国家统计局2007年12月公布的“2006年社会统计年度数据”,2006年中共公安机关受理的群体性事件有59万9,392起,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率呈现爆炸性的成长。

胡锦涛时代,中国社会进入群体性事件爆发的时代,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理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其实质并不是为了社会真正的和谐,而是不让老百姓的维权反抗行为对中共的政权构成威胁,就是用中共的“维稳”来打压民众的“维权”,这也是中共在胡锦涛时代动用天文数字般维稳经费的理论依据。根据清华大学学者孙立平估计,中国大陆2010年的维稳支出金额为5,490亿元人民币,超越当年的国防费用的5,34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共的对内镇压经费超过了国防开支。马克思主义在胡锦涛时代的最新中国化成果,实质就是富起来的中共政权如何再耗费巨资与人民开战。

那么,到了“习近平新时代”,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又耍出什么新花招呢?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花招了,只剩下一个黄粱美梦了,习近平个人的“中国梦”,一个从梁家河大学问之地走出来的青年,用那个时代的思维所构筑的一个强国执念。

如果衡量一下中共各代教主意识形态中的理论成分,毛泽东思想中有一些辩证哲学的因素;邓小平理论中有实用主义的影子;江泽民的三代表理论参考了社会结构模型;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有环保主义的理念;而习近平思想中基本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理论依据,所以习近平思想的核心其实就是“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就是以军权和政权对全国人民赤裸裸的胁迫,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制造的骗局已经穷途末路,已经玩不出新花样,只剩下刺刀和枪口的威胁了。如果说习近平此前的中共教主的意识形态还能算是一套套外表漂亮的新衣服,以遮住中共教主们狰狞恐怖的真实面目,那么,习近平思想只能算是那个童话里讲的“皇帝的新衣”了。在不断觉醒的中国人民面前,习近平的这套骗局还能维持多久?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桥的那个反习横幅,也许已经给出了答案。

——转载自《新纪元

责任编辑:连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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