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0月10日讯】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讲，中国传统的经济观是以“人文主义”[1]为立场，或者说是以“道德主义”、“礼义主义”为立场；而不是以“欲望”为立场。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同须受“人文理想”与“道德礼义”之引导、节制。
“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有其积极价值；而不必需的“超水准”经济，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甚至会产生反作用与反价值，助长人的欲望。若使物质经济随从于欲望，将使人生无限的不知足、无尽的不平衡，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所以在谈及经济问题时，常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经济只以辅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于是经济发展遂成为有限度的。
是故中国经世济民之理想水准主在“平”（欲望的平息平定），希望人生“平”而能乐。孔子曰：“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孔子认为，贫与富皆当乐道自修。（李鍌等：《四书读本》）而中国国民的道德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中国立国的纲维是礼（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切切实实的觉悟）。在这八德和四维熏陶之下，中华民族，立人则推己而不争[2]，立己则尽分而不渝[3]。（《中国之命运》）其最终理想，则曰“平天下”、“天下太平”。
清代李汝珍《镜花缘》中“好让不争的君子国”（源自《山海经》），或许可以体现出这种“太平”景象。唐敖与多九公闲游君子国，来到闹市。看到买货者认为卖货者“谦让”，“货高价贱”，买货者于心不安，要求添价；而卖货者认为买货者“克己”，“货少价多”，不肯加价。路旁走过两个老翁，从公评定，交易这才完成。以讨价还价之俗论言，“货少价多”常属买者之话，“货高价贱”多系卖者之语。而君子国之人句句相反，另是一种风气。但其国人却觉得很平常，或许是因为明白因果，不愿意占别人的便宜而造业“欠了来生债”。所以其国名以及“好让不争”四字，大概是邻邦的称道。唐、多二人一路看来，君子国“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士庶人等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宽和有礼。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也认为：如果不能得到“欲望的平息”，灵魂也就没有“平安”。尽管依照公义（伦理）灵魂主宰肉身，但是由于人在现世没有完全的德行，“听命”不易，所以也就没有完全的“和平”。最后的“和平”，当修义德以得到它，并感谢所得的恩典。那时，在所有人中及每个人中都（均）是至高的“和平”。（吴宗文译：《天主之城》十九卷十四章、二十七章）
《西游记》五十三回词曰：“德行要修八百，阴功须积三千。均平[4]物我与亲冤，始合西天本愿。”东土虽有孔子仁义礼智之学，其如冤家债主何耶。（《西游记》十一回、九十八回）方今大法弘传，普度济世。如果所有人及每个人都（均）能觉悟人生正途，都（均）能得到灵魂的平安，天下自然会“富而太平”。这种正法、正道的自然“均平”是在向内修，不须要“有为的”治平。但共产邪党、唯物[5]无神论者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结果均等的“绝对平均主义”、“均贫富”是在诱导人的欲望，把人导向“物质崇拜主义”、“唯利主义”的歧途。（《解体党文化》）
而中国传统的经济观，其哲学基础为心物合一论，“视心重于物”[6]。王守仁先生曰：“何谓心？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7]。朱子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人欲、心中贼、心中寇）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当中国大陆民众醒悟共匪“赤祸”之害[8]而退出共产党、团、队之后，才有机会获得生命真正的自由与平安。
注释：
[1]钱穆先生讲的“人文主义”，是指美国人白璧德氏之“人文主义”。其由民国十一年创刊的，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吴宓、刘伯明、梅光迪诸人主持的《学衡》杂志翻译介绍，以反对北大胡、陈诸氏所提倡之新文化运动。白璧德谓：中国文化较优于他国者，中国立国之根基，乃在道德也；人内心中高上（灵魂）之意志，对于劣下之欲望，有制止之机能与权力。钱穆先生多次谈到，近代国人心理，群尊西方。不幸近代西方，除美国外还有一苏维埃。则崇奉马克思乃可自张一帜。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对中国已往文化传统、历史教训，主保持与发扬；对西方思想则选择性的接纳。既不追随西方资本主义，又斥马克思共产主义为病理的。希望恢复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自本自源而走出一条自己民族的新路。（钱穆：《国学概论》、《中国思想史》等）
[2]孙文学说：达尔文“生存竞争”的物种进化论，不能用之于人类。应主张互助协调的社会道德，“人类以互助为原则”。但孙文学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能够完全否定达尔文物种进化论，所以又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可是人类本身也有生存竞争的现象；这就需要人们把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一概革除，即所谓“革心”，如同古人之诚意、正心。中山先生因袭吾国“不患寡而患不均”、“均无贫”、“庶富教”（教、养兼施）思想，并且“规抚欧美学说”，在当时“国不自保、民不聊生”的状况下（《中国之命运》），而有“均富”理想。因为“富而不均，则仍不免于争”，所以“思患预防，宜以欧美为鉴”。既不取“冲突斗争”又不取“放任自由”，而寻求平和、节制。民生主义从仁爱思想出发，希望社会是伦理的、互助的、自由的，人人都有自立的机会。但在现代社会里简化成“均富”，难免助长人的私欲，徒增更加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可参考张作锦：《谁说民主不亡国》）。就像钱穆先生反对以民享（享受）解民生（生命）。（林肯总统：“在神之下的国家……民治、民有、for the people。”）“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岂论所谓享受？（钱穆：〈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与民族文化〉）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才是个人对待富贵贫贱应有的态度。
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朱子注：“寡谓民少，贫谓财乏，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颛臾，患寡与贫耳。然是时，季氏据国而鲁公无民则不均矣，君弱臣强互生嫌隙则不安矣。均则不患于贫，而和和则不患于寡，而安安则不相疑忌而无倾覆之患。内治修然后远人服，有不服则修德以来之，亦不当勤兵于远”。《中庸》谓：“天下国家可均也”。朱子注：“均，平治也。”推朱子之意，“均无贫”意谓：内治修然（修德）、国家平治，则不患于贫。盖因“贫而乐道”之故耳。清末愈樾议论“贫以财言，不均亦以财言”被今人广泛采纳（毛子水：《论语今注今译》）。盖因中国史上之“井田制”、“均田制”，以及清末民初之实际状况。钱穆先生也说：“若专从经济着眼，一切只以经济为主，则此后世界将无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语，虽说的是经济，但主要着眼处并不在经济上。”
[3]钱穆先生在谈及“人权思想”时说，修身由“己”不由别人，此即中国人之“人权”。一家之人尽能修其身，斯其一家齐；一国之人尽能修其身，斯其一国治；天下之人尽能修其身，则天下自平；而非争富、争强。（钱穆：《文化学大义》）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孟子·万章）。中山先生推此而有人类三系说，分人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种。人的德性、天赋、才智、劳动报酬、事业成就等，因人而异。要调和人类三系，则在于“为他”之扩充。人人应当服务他人，而不以夺取为目的。中山先生以“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文理和合译本 太六：十）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三民主义要义》、《国父思想》）
[4]《庄子·齐物论》曰：“天钧”。“钧”与“均”通，成玄英疏：“天均者，自然均平之理也。”
[5]民生主义里包括了物质，但物质包括不了民生，因为民生是心物合一的。中山先生在当时的条件下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解决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便是民生问题。因为“从前的社会主义，错认物质是历史的中心”，所以三民主义要用心物合一的民生主义，来替代唯物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6]《中庸》是中国道统的心法（中者，天下之正道；庸，平常也）。儒家相信：人经由心性的修明功夫，步步开展，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首之以“天命之性”；自天而推之人，发而为诚于人性的“率性之道”；自人而复乎天，则曰“修道之谓教”，行“诚意、正心、修身”的功夫，复其本原而达“圣神功化”之境界。《中庸》以“诚”字贯通：天命之谓性（“自诚明”，由本诚而自然明无不照者，谓之性）；率性之谓道（“诚者天之道”是就境界而言，“诚之者人之道”是就功夫而言）；修道之谓教（“自明诚”，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谓之教）。（张载宇：《先总统蒋公思想研究论集》）
[7]三民主义以“诚”字融贯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知行合一。夫诚，只是一个良知，内接于心性，上通于天道；诚是心物合一本体中的主体；诚是行的原动力。以知行合一的功夫，来修明心物合一的本体，可上达天人合一的境界。（张载宇：《先总统蒋公思想研究论集》）人由学道、悟道而恢复“良知之真诚”（传习录），并致此“良知之真诚”以乐道、以知行合一的修行（传习录：“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功夫本不可离）；此“良知之真诚”作为“身之灵明主宰”，作为心物合一本体中的主体，“为善去恶”（大学问），“正意之不正以归于正”（中庸：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可逐步“向内”上达天人合一之境界（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或许亦为道德自由之境界也。
[8]现在有人认为大陆已经实现了“二民主义”。而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方面，前总统马英九期盼台湾经验可以提供良好的影响。因为“即使是以自由民主自诩的台湾，也花了三十八年才解除戒严，花了四十七年才直选总统，大陆必然需要更长时间”。“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的发展变化有期待”，所以“可以观察看看”。（《马英九 八年执政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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